重估陈独秀：陈独秀与毛泽东·陈独秀和胡适

唐宝林、朱洪：兜了一圈又转回来（上）


对话者

唐宝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陈独秀全传》、《中国托派史》等。
朱洪 安庆师范学院教授，著有《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沉浮录》等。


南都周刊：陈独秀先后被罗织右倾机会主义、汉奸、反革命等罪名有十项之多。1949年后，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唐宝林：毛泽东不仅在1949年前维持了陈独秀的十宗罪，1949年后，都维持了陈的十宗罪。

直到1979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学术界才掀起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人民日报》在1981年7月17日，发表了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于是，陈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得到恢复（过去这些功绩都归于李大钊与毛泽东）。

1984年3月19日中宣部13号文件，承认陈独秀的“汉奸罪”并非事实。剩下的最大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改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但坚持“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是使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朱洪：我2003年在中央台录过一档节目，说陈独秀父子三人是中共中央委员，这是绝无仅有的。后来有人打电话说，这不是为陈独秀平反嘛。到现在，中央台的正面报道，可能就那么一次。

中央对陈独秀的问题的态度是巧妙的，胡耀邦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要求对陈独秀重新评价，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陈，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现在看来，这个评价是远远不够了。

中国研究陈独秀有几个低潮，分别是1983年和1989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开始逐渐放开。最开始研究陈独秀时，当时认为有两个禁区难以打破：其一是大革命的责任问题，认为陈独秀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后来大家逐渐改变了观点。其二是党籍问题，这些年逐渐在改，毛泽东也说过，可以不开除陈的党籍。

南都周刊：共产国际和联共档案的解密，对于重新认识陈独秀有怎样的价值？

唐宝林：档案中当时的联共和共产国际最高机构讨论中国革命的原始记录，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陈独秀是怎样被人家拖着鼻子走，充当先后是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的附庸、助手、苦力和“姨太太”（瞿秋白语），有力说明了：陈独秀是一个“违心执行者”，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文过饰非，把陈当作替罪羊。这批档案的解密，是平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钥匙。陈独秀历史冤案的彻底平反，依赖于两批历史档案的解密，另一批就是陈独秀后期历史资料。


陈独秀与毛泽东

南都周刊：陈独秀对毛泽东有什么影响？他们的分歧呢？

唐宝林：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崇拜：陈独秀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启蒙运动，已经盛名满天下。当时毛在湖南第一师范，读《新青年》后，就把原来的“人生楷模”康有为、梁启超，换成陈独秀与胡适。毛泽东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投稿陈独秀，陈即把此文刊登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上。这是迄今为止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毛有千里马遇到伯乐之感。

二，模仿：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鼓励被捕学生不怕镇压：“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陈也因上街散发传单而被捕。毛泽东在湖南也发起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发表援救陈的文章，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三，聆教：1920年春，毛泽东为宣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到北京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头脑中还是佛教、无政府主义等“大杂烩”。然后到上海拜访陈独秀，谈湖南驱张后实行“自治”，成立“湖南共和国”。陈向毛谈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向毛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毛说，从这年夏天起，他就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提携：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湘区工作得到陈的特别表扬，于是在“三大”前陈即把毛提携到中央工作。在“三大”上，毛任中央委员会秘书，具有与委员长陈独秀共同签发中央文件的权力。

五，发生裂痕：1927年初工农运动在北伐军占领区蓬勃发展，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引起地主、富农、资本家为主要成分的国民党及北伐军官的恐慌。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提出国民党同意的“减租减息”，只能没收大地主的，保护中小地主的土地。毛泽东反对，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予以驳斥。陈在中共“五大”上，否定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提案。

六，分道扬镳：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执行共产国际指示，领导秋收暴动失败后，继续走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陈独秀认为革命进入低潮，应该退守，反对武装推翻国民党的进攻策略，被中央视为“取消派”。对于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的主张，毛泽东是拥护的。


归于同道

南都周刊：在陈独秀担任领导职务时，曾多次修正自己的错误，比如从反对联合国民党到此后执行国共联合的路线。如何评价？

唐宝林：陈独秀是个思想家，但不是理论家，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他的思想、观点、主张经常因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他的思想变化有一个基本前提：不为了私利，而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于是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或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命令不可抗拒；或是照顾大局，不使党发生分裂，服从党中央内部多数人的意见的时候，他会改变自己原来十分坚持的思想观点。

朱洪：陈独秀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都是矛盾的。他自己在被开除党籍后，写了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很清楚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当时的环境以及共产国际给他的条件，是冲突的。陈独秀是想摆脱国民党来做点事，但是国民党是反对的。所以国共合作之后争吵不断。

南都周刊：陈独秀晚期的思想结晶，被其友人胡适认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离开北大后渐行渐远的思想左翼和右翼，在陈独秀和胡适身上似乎又归于同道。

唐宝林：陈独秀一生政治主张多变，但民主主义思想一直未变。胡适因早年留学美国多年，思想根植民主理念，后来又经常去美国讲学和任大使，民主思想更加坚定不移。陈独秀早年笃信民主主义，后因听信“无产阶级专政”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倍”的民主而信仰列宁主义。此后，他看到了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领袖个人（或少数人的权贵集团）的独裁，是“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同时，他又花了五六年时间研究了人类民主发展史，看到民主是人类发展史每个阶段上大多数被压迫者反对少数压迫者的旗帜。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各阶级人民都需要。

南都周刊：陈独秀和胡适的关系如何？

朱洪：胡适对陈独秀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你看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在陈独秀没有跟胡适交朋友之前，他是没有方向的。在《新青年》里面，张三来谈什么，他就答什么。胡适的贡献是什么呢？他把《新青年》定位在文化上。后来形成的新文化运动，内核还是胡适，陈独秀是个包装者，他用他的组织力量，把这个内核包装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和胡适之间后来起争论，但陈独秀每次还想拉胡适。在任何时候，他希望胡适跟他并肩行。到最后，每次陈独秀跟国民党、跟共产党产生矛盾，他在朋友里扫一圈，他还是找到胡适。1920年初的时候，他从武汉演讲回来，徐世昌想抓他，他找的第一个人不是李大钊，而是胡适。他首先跑到了胡适家里，一个人在生死关头最先想到的肯定是最好的朋友，所以他在内心里面还是把胡适定位为最好的朋友。

但是胡适是个怕事的人，把他带到了李大钊那儿，李大钊就借这个机会把陈独秀送到了天津，在路上鼓动他加入共产党。有这么个历史插曲，也就是说陈独秀的人生道路上可以这么走也可以那么走，胡适无意之中把他推向了共产主义。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