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三大反動理論”要感謝毛澤東“陽謀”之功

北望長天祭英魂——紀念儲安平先生（下）


（續前）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古人對古代中國專制社會王權無邊狀況的形象描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儲安平竟敢對當時的中國也作了類似的描述。孟子早就有過告誡：“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而儲安平竟敢觸犯皇帝之大忌。這個“黨天下”之諫，太尖銳了！在幾乎五十年後的今天，在中國大陸，人們仍不敢如此露骨地公開議論，這還是一個可能帶來麻煩的禁忌。不過，“黨天下”的說法並不是儲安平的創造，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羅隆基就用這個說法批評過國民黨——“黨在國上”，這是那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看不過的。從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儲安平事先肯定和同道中人說過他的想法，其中很可能也包括梁漱溟。而以梁一慣敢言的性格推論，他是支持儲安平說話的。可以說，當年儲安平的發言代表了不少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心聲，而他卻為此付出了生命。
儲安平此舉，驚天動地，的確並非一時心血來潮，並非信口開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礎；應該說，只有他這樣的人物，才作得出這樣的建言。儲安平何許人也？大概現在知道他的人對其生平並不詳悉——儲本人生前很少寫到自己。以下是一些簡歷：

一九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陰歷六月六日），出生於江蘇宜興城內北門儲宅。儲家是名門望族。
一九二八年，考進上海光華大學（所讀何系歷來說法不一，有說是新聞系，有說是政治系，或英國文學系，華東師範大學的陳子善先生看了光華的檔案，證實是政治系）。一九三二年在光華大學畢業後，任南京《中央日報》文藝副刊編輯。
一九三六年入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深造。一九三九年回國，任中英文化協會秘書。
一九四零年至四五年在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任教，不久去重慶復旦大學任教授。抗戰勝利前夕應聘任湖南《中國晨報》主筆。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上海創辦獨立的無黨派政論刊物《觀察》週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國民黨政府查封。至此《觀察》凡出四卷又八期。此後，他秘密去北平並轉入地下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作為新聞界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九五一年，他先後加人九三學社和中國民主同盟，並任九三學社理事。
一九五零年七月，《觀察》更名為《新觀察》，任特派記者。同年夏離開《新觀察》，任北京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一九五二年夏，任國家出版總署發行局局長。
一九五四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到《光明日報》社任總編，兩個月後發生前述事變。

就儲安平悲劇的一生而言，其事業的顛峰是辦《觀察》。永垂史冊的《觀察》週刊誕生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或許只是歷史的巧合——一九三三年，因為江蘇鎮江《江聲日報》經理兼主筆劉煜生被害引發新聞界及社會各界的抗議風波，國民黨當局被迫於九月一日作出積極的回應，一年後這一天被新聞界自發地定為“記者節”）。作為一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在《觀察》創刊號上以“編者”名義發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直言“我們這個刊物的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他提出了“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並表明所取的是“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態度。像當時多數知識分子政黨的共同政治取向，儲安平開頭兩年既反對國民黨，又不認同共產黨，企圖走第三條道路，只是經過一九四八年淮海戰役、國共兩黨的勝敗大局已定之後，便基本上拋棄走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投身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民主革命鬥爭。在那風雲翻滾的幾年，《觀察》以其堅定的道義擔當和獨立的品格為知識份子自由論政提供了一個公開的平臺，而儲安平本人更在這期間發表了大量叱吒風雲的政論。他的研究者謝泳說，儲安平的《觀察》政論很有感染力，文字也好，一九四九年後再沒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時評，不是後來者沒有見識，而是沒有這樣的條件。單說儲安平的心態，就是後來知識分子難以想像的。人只有在沒有顧忌，完全敞開獨立思維的狀態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與文思的泉湧，喪失了這樣自由的心境，思維的空間必然狹小，寫出的文字也很難體現出獨特的個性。（謝泳，〈悲劇儲安平〉，《生死之謎——儲安平》紀念網站）

儲安平的《觀察》政論，有些是使人尷尬甚至難容的。儲望英送來一套《儲安平文集》，筆者翻閲過。這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上海東方出版中心作為“20世紀文學備忘錄叢書”出版的。書為兩卷本，很有分量，但編者張新穎不得不作了一些處理。“文字稍加刪節”的“少數篇章”有：〈國民黨的病症〉、〈共產黨與“國家”〉、〈中國的政局〉等。全文沒有收入但標明“存目的篇目”有：〈閻錫山〉、〈共產党與民主自由〉、〈停戰令下，戰仍不停〉、〈協商成就〉等。其實，這些處理沒有多大必要。〈共產党與民主自由〉、〈共產黨與“國家”〉、〈中國的政局〉等篇，早在一九八三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五卷（蔡尚思主編，下稱《簡編》）就曾全文收錄，公開面世。一九八九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刪節的那些內容。差不多同時出版的一些著作如謝泳的《〈觀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內容。一九九九年嶽麓書社還出版了《觀察》週刊的影印本。

當然，刪去的都是指責共產黨的文字。如〈共產党與民主自由〉文中說：
“今日中國人民都在要求民主，爭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產黨統治下，究竟人民有無‘民主’，有無‘自由’，此實大為可研究之事。我個人的答復是負面的。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簡編》，第二十五頁）

又如〈中國的政局〉文中說：
“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簡編》，第三十四頁）

同文另一處還說：
“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簡編》，第三十五頁）

時過半個多世紀，這些文字的確還是非常尖銳。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年儲安平持有此種觀點並非怪事，甚至可以說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對今天中共人士來說，則實可以大度看待歷史，甚至不妨以史為鑒，以促進自身改革，更加進步。就儲安平研究而言，這些文字非常重要——這裡提出一個非常關鍵非常重要的問題：為什麽抱有此種觀點的儲安平沒有隨國民黨去台灣而要留在大陸，而且還進而支持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呢？除了當時形勢變化等外在因素外，可能只能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對國家的大愛去解釋。對國家的大愛是兩千三百年前楚國三閭大夫屈原樹立的光輝榜樣和流傳下來的偉大傳統。自此以降，中國大多知識分子都懷抱儒家入世觀，起碼“達則兼濟天下，窮則自善其身”，其內心都渴望著一種承擔的機會。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如論者所說，在儲安平的思想裡，處在一個特定地域的“國家”，主要是指生活在這個地域上的民眾以及這些民眾所傳承的文化；這個國家既不是某一個人的，也不是某一個政治集團的。這就使他把愛國與政治分開，他不會因為批判某一個統治國家的政治集團而鄙視祖國，他的批判恰恰是為了使祖國更加美好。儲安平深深的“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情結，也引導他希望參與社會主義的實驗，畢竟社會主義本來是一個為貧苦大眾謀福利的美好事業，對社會主義的嚮往也是當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而在當時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又是和共產黨的領導分不開的，這是他們這些知識分子無法繞過無法解開的死結。

一九五七年春天，這種對國家的大愛，又一次使儲安平失去了時空觀念隻身回到了主編《觀察》的狀態。按說，一九四九年之後，《觀察》複刊失敗，接著自己離開《新觀察》，這接連發生的兩件事，當使儲醒悟。然而，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儲安平內心對承擔的機會的渴望，他一生對辦報辦刊的熱情，他的情結，他的個性，卻決定了他還要向悲劇的深淵走去。
四月一日，《光明日報》黨組撤銷，儲安平就任總編輯。雖說儲安平是經“各民主黨派公推”出任此職，但在“公推”之前，卻是共產黨意識形態大人物胡喬木親臨廠橋棉花胡同他的家，以“三顧茅廬”般的熱情給請下山的（台灣《傳記文學》一九八九年第五十四卷五期上有李韋一文，其中曾說胡喬木說過，儲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戴晴的報告文學也有一個類似的細節，說“文革”之後，胡喬木不知儲已死，想請他出來辦報，可見胡對儲的評價不低）。於是，儲安平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很快就抖擻起來，前些年毛澤東所領導的摧殘人性的所謂“思想改造運動”如果在他身上哪怕殘留過一點點“成果”的話，此時都煙消雲散了。他在報社公開大力宣揚：“我們這些人是以批評政府為職業的。”他認為：“只要是事實，什麽新聞都可以登。”當有人問儲安平，對於重大新聞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請示時，他直率地回答：“我們是民主黨派的報紙，用不著。”儲安平還說過：“我聽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說毛主席說過，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思想准備？有沒有真正擁護和貫徹這一點的准備？來把它檢查一下子。”說到“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去辦光明日報”的方針時，儲安平多次說過：“這句話說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樣讓我獨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擔擔風險，用我的肩膀扛扛斤兩，看到什麽時候會受到阻力！”（見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看，真不得了，好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

也正是這種對國家的大愛，使儲安平，作為《光明日報》總編輯，上任兩個月就在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做了關於“黨天下”的慷慨陳詞。不然，以儲安平在新聞界文化界滾打多年、見多識廣的資歷，以他對國民黨、共產黨，對中國這個國家、民族，均有的深刻的認識，當年何以會如此坦呈這個驚天動地、但看不出有多少可能為對方接受的批評？！他何以會這樣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最終的悲劇命運？！


五

……彈指一揮間，近半個世紀過去了。
筆者去年十月二日在北京見到章詒和時，也談到儲安平和她的父親章伯鈞。章詒和把他們兩位當年的往來寫在《往事並不如煙》的第二篇裡，標題是〈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該篇開頭就說：

在我所結識的父輩長者當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儲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寫他，則是出於父親說的一段話：“人生在世，一要問得過良心，二要對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讓我對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對不住的一個，就是老儲（安平）。”
父親最對不住的，確要算儲安平了。原因很簡單——把他請到《光明日報》總編室，連板凳都來不及坐熱，就頂著一個大大的右派帽子，獨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雖然“黨天下”這句經典右派話語，是儲安平自己說的，但禍根不在於自身。事情還須從頭說起……
章伯鈞感到內疚，當然他自有理由。不過誰都看得出，儲安平落得如此“下場”，應該是在劫難逃。

今天，儲望英亦近耄耋之年。他慎重地告訴我們，最近得知章詒和有個想法，要在北京為她父親立個紀念碑什麽的，並希望羅隆基和儲安平的紀念碑最好也立並且都立在一起。我心裡想，不知章詒和的想法能否實現？不知紀念碑如何設計？有無可能乾脆一個碑三面體？畢竟章伯鈞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接著在五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又在六月一日提出的“黨天下”，已經一起被稱之為“中國右派三大反動理論”；而且，這“三大反動理論”得以名留青史，亦需要一起“感謝”毛澤東的“陽謀”之功——它們都是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這份密件後被“引蛇出洞”的。

中國現代史上沉重的一章轉眼就過去了這麽久。荒謬的是，“偉大的反右鬥爭”至今依然被認為“正確”，盡管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五十五萬餘右派分子都已經平反和脫帽了。這豈不是說，“不予改正”的五名中央級別的再加上地方上九十多名的右派的身上——準確地說，除可能幾位尚存人世，是冤魂——便要為這個“正確”的結論屈於政治需要而永世不得翻身了？
往事並不如煙！冤案何時昭雪？！我想到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岳飛。岳飛的後人記錄到宋朝給岳飛平反總共八次，開始是初步昭雪，然後發還田宅，再到復官改葬、賜謚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歷時九十九年。首次平反是一一六二年七月，岳飛冤死二十一年之後，正好和右派平反歷時的長度一樣。難道平反也有週期律？也有中國特色？西方有句諺語：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此論自有精求法理之妙，但就中國而論，遲到的公正總比不公正好。
中國人雖然沒有沉重的宗教感，雖然不會因為“原罪”而懺悔，但中國人敬畏歷史，並相信歷史是公正的。
不是嗎？歷史正在一點點地昭示真相；時代的大河儘管曲曲彎彎，最終都會匯進真理的大海。

中國開始開放改革至今已近三十年，卷進這場時代的洪流也包括中國共產黨本身。例如，當年曾經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定性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鄧小平史無前例地提出“開放改革”，毅然顛覆了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既定方針，把中共全黨的工作規定為“始終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江澤民把中共定位為“三個代表”，即“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倡導“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這些都是絕對不能見容於過去從來定於一尊而且“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盡管不少問題未能解決，不少狀況不盡人意，但不爭的事實是，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毛時代的中國了。點點滴滴的變化，順應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也折射著儲安平思想的光輝。

例如，儲安平這段痛快淋漓的激揚文字——
“我們要求終止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的終止，決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終止，必須同時是一種精神上的終止。一黨專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徵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種基本公民權利沒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産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為只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民權，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體的能力，始能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進文化的進步；從而產生合理的政治活動和安定的社會秩序。”（《儲安平文集》下冊，東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七月版，第六十三頁）

這是當年儲安平對“一場爛汙”的國民黨的批判。今天，時隔半個世紀，早已改朝換代，但在神州大地，不是也能聽到時而隱約時而響亮的回聲嗎？其中一個回聲甚至發生在曾經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身上。根據前蘇聯總統和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回憶錄所記載，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趙紫陽在北京與他會見時，以“修辭”的方式提出了如下這樣一個問題，並強調，這個問題應當由他們一起來回答（見戈爾巴喬夫回憶錄《MEMOIR》第四八九至四九一頁）：

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的發展嗎？在一黨制下，究竟能不能實行對各種消極現象的有效監督，能不能對黨和政府機關存在的貪汙受賄現象進行有效的鬥爭？
戈爾巴喬夫說，這其實也是他自己的疑問。他從問題的這種提法中發現，原來為這種疑問而苦惱困惑的，並不只是他一個人！

趙紫陽最後又說：
假如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將不可避免地面對“多黨制”的問題。
…………
這就是歷史！

儲安平正在復活，正從過去向今天走來。今天那麽多人紀念他，也是有力的訊息，預示他思想的光輝明天將會更加閃亮。
儲安平將永遠活在歷史的記憶裡，活在現實的動態中，活在中國人的生命中，盡管他當年先知般的預言是以昂貴的代價去證實的——包括他自己生命的淒慘的終結。
六
馬白教授住的是十八層的高樓。我隨儲望英、馬白走出陽台，往外望去，一馬平川，筆直的大道通向無限，南悉尼盡收眼底，而稍微偏北方向，隱約還可見到成功地舉辦千禧年奧運會的運動場。我們憑欄佇立良久，仿佛面對著萬里之外的、位於北半球的祖國……
一代精英，千古英魂，祭祀您了。

何與懷，《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