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日 星期二

只晓得红军长征的我们,开始知道还有另一个长征


  2009年夏天,我沿着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的道路,重走了一遍。当然并非如当年浙大学生般以步行为主,交通工具有火车有汽车,还有三轮摩托。我在浙江大学曾流亡办学的城市均有逗留,去寻访遗迹。历经吉安、泰和、宜山、贵阳、遵义、湄潭,最后到达浙大农学院当年所在地,黔北小镇永兴。

  读易社强这本书,述及西南联大西迁的故事,不由得记起了我的这段旅程。时间过去三年,旅途的种种见闻,依然如在眼前。旅行即将结束时终于到达湄潭,在烈日暴晒之下,我孤身在空旷无人的文庙浙大旧址之前驻足,颇有些艰难苦恨繁霜鬓的感受。遥想当年我浙学子,跋山涉水,弦歌不绝,其艰苦卓绝不由令我泫然欲泣。而读易社强书,当联大的学子徒步跋涉40多天,终于进入昆明时,想必他们的感受,会远较我为深。毕竟,我只是70多年之后的观光客,而他们是在战火纷飞中的乱离人。

  时至今日,我们似难相信,在20世纪30到40年代,我们这片土地上,确实出现过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授和学生。那种风采就像横空出世,呼啸而来,倏忽而去,绝不在此生根落地,好像他们不属于这片土地。这种感觉尤其在我实地寻访浙大遗迹时特别强烈。历史绵延,时光如大浪淘沙,除了那些不再被人注意的纪念碑,以及那些残砖断瓦,我所看到的城市都在朝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飞奔而去,光怪陆离而千篇一律。在遵义,浙大建校的纪念碑躲藏在湘江边上,我叫不出名字的高大树下,老者在这里打牌练腿。他们觉得很奇怪,会有一个操江浙口音的陌生旅人,前来打听一个叫碓窝井的地方。60岁的老者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地方,曾是70多年前竺可桢的故居。永兴,一个几被遗忘的小镇,G326公路穿镇而过,将镇子分为东西两半,只有李氏古宅门口的碑记,表明这曾是当年办学遗址。而小镇的败落,跟浙江近几年的崛起,宛如不在同一个时代。只有深入过这个国度的腹地,目睹这些小镇的凋敝与破败,我们才敢说,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正如易社强对西南联大步行西迁的描述,那些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他们从这里开始真正认识中国。同时,这艰苦卓绝的旅程,恰恰锻造了联大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

  在我个人,知道西南联大,是因为鹿桥的小说《未央歌》。尤其有意思的是,第一次知道《未央歌》,竟然是因为台湾歌手黄舒骏的歌曲,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还是师范中文系的学生。听歌之后我才晓得,这是黄舒骏对鹿桥的致敬,也是对西南联大的致敬。10多年后,在我与妻子的婚礼上,权充司仪的郭初阳让我说几句话,我引用了黄舒骏的歌词,没读过鹿桥小说《未央歌》,恐怕未必理解:当大余吻上宝笙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樁心愿……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蔺燕梅,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童孝贤。

  70年的时光,历史的淘洗可以将过去变成不可复识的对象。在70年的波谲云诡中,西南联大的流风余韵,在年轻人的视野里的绝迹了。而拜史家的不断爬梳之功,我们这些只晓得红军长征的孩子,才逐渐开始知道还有另一个长征;在被塑造并灌输的革命话语之外,还有另一种可以称为风流倜傥的风度。自我知道西南联大,便不断关注有关这个传奇的材料。在90年代初期的地方院校的沉闷空气中,对西南联大的蛛丝马迹的搜寻,就像在寻找我的乌托邦。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段这个地方,北大蔡元培所开的兼容并包之风气,才获得延续,并蔚为大观,这八年,才成为教育史上的空谷足音。至少,我们知道,有这么一所学校存在过。高校独立,自由办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切实存在的一段往事。之后,我读到很多有关西南联大的书籍,那些被屏蔽的人物往事,才渐渐从历史的风尘中显现出来,时光渐行渐远,而这些人物的脸庞,却逐渐清晰。

  这些年来,在我读过的有关西南联大研究的专门著作中,易社强的这本《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是继谢泳的著作之后,深深打动我的一本书。在阅读中,我不断感叹,什么叫做学术。易社强以二十年之力,完成这唯一的著作,全文可谓无一句无出处,这种严谨令人赞叹。而另一个特点,在我看来,便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扎实之上的洞见迭出。尤其是结尾的概述,将中国人对自由的追寻,从曙光依稀,终堕入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的困境,有一种冷静的审视,又有深切的同情。就这样,在我知道西南联大的荣耀之后17年,籍着饶佳荣兄信达雅的译笔,西南联大的校史,及精神史,才在我心中建立起一个立体的框架。

  我最感兴趣的,也正是我认为的易社强最为着力之处,便是那种自由之风的建立。若不深入了解当时的中国,我们便不能理解这自由究竟是一种横向移植,或者基因突变。易社强对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总体把握,以密集的细节,呈现了西南联大整体面貌。

  在国人的历史写作中,往往不自觉会将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神化,这似乎是国人迷古信古的一种在当代的回声,似乎过去的名教授,便个个仙风道骨。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再加上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投射,过去的名教授与名校都被供在了云端之上。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两本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以及《心香泪雨祭吴宓》是这样的代表作,以情动人背后是一种唯道德论的评价尺度。当年,我读到这两本书,未尝不感动而涕下。如今来看,我甚至不认为它们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对浙大历史的研究也有这样的问题。在重寻浙大西迁之路时,我读了很多研究浙大西迁办学的文献。当事人的回忆,诚然是第一手的资料,颇为可信。而后人的描述,却往往将之英雄化,尤其以一本叫做《走过硝烟的大学》的报告文学为最。全书语气热烈,通篇讴歌,情绪亢奋,而不可信便也在这种慷慨激昂之中显现。易社强是平实的,注重细节,条分缕析,他的冷静使其似乎置身于历史之外,而洞见却在理性之中。这种保持一定距离,而又充满温情异域眼光,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便不能做到“旁观者清,至少也做到旁观者异”。

  以联大的自由学风而言,其形成并保持,其实并非必然,恰是偶然。有诸多条件相互作用,彼此牵制,多向建构,终成联大的现实。从学者的眼光来看,这未始不可以为我们后人的制度建设提供参照。在联大的日常运作之中,并非没有矛盾,只是能被他们顺势化解,用高超的智慧,终成段段佳话。如三校传统各异,要在昆明共处,龃龉自不能免,这个时候梅贻琦的高明之处便显示出来。幸好这三个学校传统虽异,出发点以及价值底线尚在同一个起点上,便能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我以为,必须将这这所联合大学放在中国从传统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之中来观照,才能明白西南联大对当时,乃至当代的价值。晚清以来,近代史呈现为走向世界的不断挫折,终于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获得曙光。三校的教授,多学成于英美的自由国家,浸淫于英美大学的自由主义,因而他们建校,是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办学模式,又结合本国的文化传统,这样,学术自由的大学准则,得以建立。即是说,西南联大的这段自由开放的时代,是1793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跟世界通则最为趋近的一段时间。我们尚在战中,但高校的精神是开放,观念是自由的,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扑面而来。

  我们将大学的精神置于这样的视野之内,可能会更明白西南联大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被称为“停滞的帝国”的迈向现代化的卓绝努力,同时也是可见的珍贵成果。而西南联大的自由办学之风,一方面诚然来自北大蔡元培缔造之“兼容并包”,这是精神源头,而更为重要的却是现实的政治因素。若非北洋政府的弱势,北大何以成其大?而若非战时的国民政府内忧外患不断,党化力量不能深入基层,西南联大的教育未必不会被党化与奴化进一步侵渍。易社强也敏锐地把握住了龙云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微妙平衡中,西南联大度过了欣欣向荣的8年,号称联大八年而为后人所称道。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随着闻一多倒在暗杀的血泊中,联大的流风,宣告破灭。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呵……”

  这是穆旦《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中的诗句,写于1939年,他正在步行自长沙至昆明的途中。这固执而悠久的希望,被穆旦用哀歌的低音深沉呼唤,就像他另一首长诗《赞美》那样,一种厚重的情绪将我们紧紧抓住。这希望被穆旦呼唤,也存在于浙大西迁求学、弦诵不绝的师生身上。而在新世纪,在我们后人这里,依然有着回响。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饶佳荣译 九州出版社 2012年3月版

  阿啃1919,载《经济观察报》4月23日。原文标题为“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关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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