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集体化，荒诞的阶级划分
为此又进行了一次“党风大整顿”，18000党员中，有5306人被开除，其它的要求重新审查登记，紧跟斯大林指示的乔巴山从此开始崛起。
苏联强行引入外蒙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荒诞到匪夷所思程度，造成灭难性后果。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货币状况，苏联严禁任何其它货币在外蒙流通，控制外蒙中央银行发行“图格里克”（蒙古货币单位），强行与卢布挂钩，汇率为1蒙图：1.3卢布。
阶级是这样划分的：
财产600蒙图以下——贫牧
财产600至2400蒙图——中牧
财产2400至3000蒙图——中富牧
财产3000蒙图以上——富牧
拥有500头牲畜，价值约为25000蒙图左右——封建主
在苏联要是有八九斗牛，几十头羊就是富农了，财产要被没收，政治上受歧视，轻则劳教，重则处决。
外蒙是畜牧经济，体系脆弱，食品来源单一，生产力极落后，与农业地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牧民要维持赤贫的生存水平，25至30头羊是下限，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个人均标准还得提升。
一个牧民家庭，若以五口人计，拥有125头羊，仍是赤贫，要达到二三百头才能维持基本温饱，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牲畜大量死亡，即便一个所谓“封建主”亦会一夜赤贫，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
当时比较贵的母羊，一头的价格50蒙图，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拥有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几十头牲畜，就是“反动阶级”中富牧了，财产要被充公，同时还要遭受政治歧视，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后来连所谓贫牧、中牧也不能保留牲畜，要充公到集体牧场（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
政策执行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家庭只能留下300图的财产（相于当六头母羊），不论家庭成员数量有多少，完全不顾牧民死活。
与此同时，肃反干部们常常比“封建主”还富有。据乔巴山的私人苏联顾问克奇科夫多年后回忆，大清洗时从受害者那里收缴来的财产堆满了内务部仓库，肃反干部们可从中“揩油”，悄悄塞入私囊；仅克奇科夫所知的一次，仓库管理者海默维奇就给了乔巴山和克鲁伯奇克3.4万蒙图。1939年2月，乔巴山从苏联返回外蒙，送给前妻的钻石吊坠就价值1.5万多蒙图。
1930年，乔巴山的报告中指出，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但苏联仍不满意，对人民革命党进行严加批评，继而发起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天，共计“罚没”1000万蒙图财产，且准备全面向寺院下手，但此时全境爆发了僧侣领导的牧民武装大暴动和大逃亡。根据历史资料重画出当年暴力集体化的场景（仅为画的一角）
用油画重现暴力集体化时没收牧民财产牲畜的情景。
1930年起已经有零星的抗暴运动，还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如在“强迫僧侣还俗战役”刺激下，有几十名活佛与和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这些人全被处死。到1931年，光三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
饥荒、愤怒在不断蔓延，1932年，约7千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时遭边防军射杀，死亡人数不详。
共产国际驻外蒙代表引用导师们的语录告诫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有我们的革命事业”。
1932年春天终于在外蒙西部爆发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暴，继而蔓延到中部和东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团的党团员参与，他们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
这一次大暴动差点摧毁人民革命党政权，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在苏军的帮助下，还调入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压，最终才将暴动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体化宰杀牲畜，外蒙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当时存栏数的三分之一多），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它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外蒙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致，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境地。3年暴乱结果，致使外蒙欠下苏联2950万卢布外债。
当时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对苏联形成压力，在极度经济恶化和民众大规模离心的困境下，作为苏联防止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外蒙需要“稳定局 势”；斯大林只得命令“暂时罢手”，放弃“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实行“纠左”，命令外蒙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一定程度发展资本主义来缓解经 济困境。
集体化牧场暂时被解散，牧民允许拥有自己私人财产，可以进行商品交换，向牧民提供了160多万蒙图的贷款，降低高额赋税，对寺庙的摧毁和强迫僧侣还俗运动暂时终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情况有所缓解，两年内牲畜数量增加了34万头，但外蒙的经济大衰退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后期。
按 照苏联惯例，出现重大悲剧，要寻找内外部“替罪羊”，不是帝国主义封锁围堵，就是反革命份子混入党内。时任总理的吉格吉德扎布被免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 会书记处领导执行此次极左政策的成员，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扣上“左倾冒进主义”罪名，驱逐到苏联，一般“左”的下场要比“右”要好，顶多就是帮领袖背 下黑锅。
寺院拥有外蒙15%左右的财产，其中牲畜有200万头，正因为暴动平息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所以只有30万头被充公。
经此番折腾的最大成就是苏联在外蒙贸易额中的比重倒过来，占了85%，外蒙自此成为苏联矿产、肉类、皮革的供应地。
不过这只是第一阶段“阶级斗争”和集体化暂告段落，更歇斯底里的一轮大屠杀30年代中期才全面开启，最终完成了集体化。
共产国际驻外蒙“总督”车尔诺莫德扬克根据自身对苏联政治的理解，当时就对自己的佐尔宾吉扬指出：“我们的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障碍，但按我的理解，新经济政策不会长久，这只是权宜之计”。
布署大清洗，斯大林送来三万发子弹
同为推行斯大林极左政策之一员，根登不旦未被免职，还被重用来推行“新经济政策”。平息民众大暴动后，根登在莫斯科汇报工作，明显告了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的“黑状”，把责任推到这二人身上。
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搞下台，有人民革命党内两个部族集团——卫拉特蒙古人和喀尔喀蒙古人的矛盾因素，这两位是布里亚特的卫拉特蒙古人，俄化严重，一直想促使外蒙正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根登和军中另一实权人物德米德反感此议，与他们有分歧，正好借机把这两人排挤出去。
斯大林1933年发起大清洗时，蒙古亦步赤趋，在党内炮制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反革命间谍集体团”案，虽有斯大协迫之意，但根登与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等人亦想借机解决党内部族矛盾，集体化失败和民众暴动归咎于这些“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捣乱。
此案317人被捕，当中有251个是布里亚特人，260人被判3至10年不等监禁，126被流放苏联，56 人被处决，遭处决的人中还有位名叫敦格尔吉德的孕妇，这是现代外蒙首次处死孕妇，但以后的大清洗中就见怪不怪了。在斯大林授意下，前任总理吉格吉德扎布先在家中被乱枪打死，然后给他扣上“鲁浑贝反革命集团”要犯的罪名。
宣传画：蒙古人民的老朋友斯大林
根登酒醉后喜欢说胡话，常对苏联和斯大林颇有微词，“既然蒙古的路线失败了，斯大林就应该为此负责”，这种要挨杀头的话只有他敢讲，按理说根登早该被清洗掉，兴许斯大林颇为赏识根登相当粗俗的性格，对他格外“宽厚”一些。人们一度认为他将成为外蒙的“小斯大林”。
斯大林强逼外蒙扩军和清洗宗教阶层，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惯性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把外蒙视为防范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扩军可协防苏联，消灭宗教阶层可全面控制外蒙，建立一个完全俯首贴耳的代理人政权。
1934年斯大林召见根登，要求他尽速完成1937年前消灭宗教阶层的任务。“在我们蒙古，喇嘛在人民中比党和政府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对待他们我必须要另寻良策”，根登为僧侣们辩解。
“在你的国家不能有两个权力中心，他们能跟你抢夺人民的支持，懂吗，你必须要解决这问题……你的内务处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应该把内务处改组扩大成内务部”，斯大林耐心教导根登如何清洗，并告诉根登他一心想发展外蒙经济和文化的心思是幼稚浅薄的。
1935年初根登第二次晋见斯大林，带着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同去。
斯 大林痛斥根登不能大力扩军，拖延对宗教阶层清洗：“喇嘛还存在于你们国家，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敌人，只要你善待他们则武装力量建设没有意义，他们能影 响你的士兵……你的内务处那木苏赖对这些反革命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的政府与他们不能共存，你必须毁灭他们”，可能担忧根登未能深刻领会意图，斯大 林这次未使用“隐晦性”词语，而是不断强调“毁灭”、“不能共存”。
一旁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咆哮道：“根登，你这个家伙不要成天喝得醉醺醺后就埋怨苏联，如果你认为跟苏联兄弟般的友谊是蒙古的损失，是我们占了便宜，那你就去跟日本联络啊，我们才不干涉你们内政呢”。
根登一行丧气地从苏联回来，召开人民革命党高层秘密会议，七十余人与会，虽没有人敢公开批评斯大林，但都在绞尽脑汁讨论如何应对斯大林的催逼。后世历史学者 评价说，党的领导层从来没有如此互相信任和团结过，没有人赞同斯大林屠杀宗教阶层的指示，但任何人都想不出好办法应对，会议皆充满了绝望、沮丧、无奈，体 现出弱者在蛮横强者威势下的无助。
根登倡议下，天真地出台了一个决议试图敷衍斯大林：把外蒙军队扩大到17000人，预备役增加至2500人。斯大林总算看出来，根登“无药可救”，只好准备另觅更忠顺者执行大清洗。
1935年3月斯大林给乔巴山送去20辆汽车作为礼物，任命他为副总理，乔巴山与德米德成为外蒙唯一有元帅头衔的两个人，在外蒙政坛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从那时起，乔巴山与根登逐渐分道扬镳，矛盾日益激化。
1936年初，根登再次晋见斯大林，不旦没有悔意，还向他提出经济、文化援建要求，斯大林训斥根登未能把军事预算提升到60%，指责他领导下的外蒙政府不能贯彻他的建议，还列举“二十大罪状”。“除了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你们……你们名义上还是中国一部分呢，我们没有帮助你们的义务”。
面对所有指责，根登据理力争，随后在蒙古驻苏使馆宴会上他继续与斯大林辩论，最终爆发了前文所说的冲突。
斯大林除掉根登，勒令解除德米德人民军总司令职务，任命阿玛尔当“傀儡总理”，同时命令外蒙把内务处扩大、升格为内务部，点名乔巴山当部长。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十五周年，总理阿玛尔释放了几个政治犯，斯大林送给十五周年庆典的礼物是“四支步枪和三万发子弹”。此中含意不言自明，警示人民革命党高层，大清洗不能再拖，必须大开杀戒，谁不执行谁就有性命之忧。
苏联特务机关当时称为“内务人员委员会”，之前叫“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格别乌”，1954年才改名为“克格勃”，在大清洗中为斯大林杀戮元老功臣，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立下汗马功劳。蒙古人对来自苏联的肃反一窍不通，长期以来全靠苏联顾问指挥，此次内务部即效法“内务人员委员会”，由苏联亲自改组和指挥。
苏联特务部门派到蒙古的“肃反专家”。
斯大林派来的“肃反专家”占了外蒙内务部工作人员的25.9%；副部长奥尔兹巴特的工资是425蒙图，普通成员的待遇为220蒙图，同级的普通苏联“肃反专家”工资能拿 到440蒙图。斯大林派查普雅克来指导肃反准备工作，然后是古鲁伯奇克前来坐阵指挥。大清洗真正的总指挥是在莫斯科遥控的斯大林，军事总顾问是伏罗希洛夫。
一切准备就绪后，1937年8月应外蒙政府之“邀请”，苏联增派3万野战军进驻外蒙，作为肃反的武力后盾，大清洗即将拉开序幕。
鲜血浸红了草原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外蒙军队的规模本就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领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
乔巴山发布公告称，军官们大量牵连进反革命阴谋中，如果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可得到从轻发落。有1000多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人几人得到赦免，绝大部分仍被枪毙。人类的“智慧”是被逼出来的，有些人干脆主动自首，说自己犯过“强奸罪”和“盗窃罪”，迅速被定刑事罪送进监狱，居然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
外蒙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大清洗时留存的影像，一群被关押的僧侣。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仅有26座，85000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29198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做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时，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外蒙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二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逃入外蒙，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外蒙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外蒙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遇事则随时可以牺牲阿玛尔，或让他当“替罪羊”，或完成大清洗把他除掉。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外蒙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
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为了狱友。
这里插一个苏联的血色幽默段子：“大清洗期间，三人于牢房中聊入狱原因，甲说：我因为反对州委书记伊万诺维奇；乙说：我因为支持书记伊万诺维奇；丙说：我就是伊万诺维奇。”
斯大林先后利用亚戈达和叶若夫来完成大清洗，然后又把他们除掉，自己把主犯的责任推卸掉。在外蒙，他也为“小斯大林”乔巴山安排了他的亚戈达和叶若夫，为他洗脱责任，大清洗最高潮时期，一度刻意把乔巴山调离外蒙，与最血腥的时期“保持距离”。
阿玛尔在苏联的审判中发表了一番后世才得知的感人讲话：
“我是无罪的……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它的政府总理要由苏联来审判，而不是蒙古的法院。说我阴谋反对乔巴山这不是事实。不过有一点倒是事实，我热爱蒙古人民就像我热爱俄罗斯人民一样，但我讨厌苏联，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实行殖民化政策。我并不因为蒙古跟苏联和日本分享了共同边界主
张跟他们保持友好关系，我更喜欢与德国发展外交关系，曾经选派年青人去那里留学……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什么反革命，你们用伪造的供状迫害人们是无辜
的……我，一个蒙古的国家领导人的亲身经历表明，苏联如何在蒙古推行殖民化政策。”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确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原因如下：
残存档案与证据不足以反映全貌。
并非所有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都留下纪录或被内务部统计进去。
未被判处死刑者有一部分在关押期间被酷刑与疾病夺去生命。
另外，还有很多被关押者后来被送到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他们生死状况之全貌难以统计，1938年，一位古拉格官员写信给外蒙内务部的苏联肃反顾问：“你们最近送来的产品太老了，今后请送年轻的和健康的产品来。”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低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要高）
外蒙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尾声：“鲜血凝成的苏蒙友谊”
肯特、杭爱、萨彦那些高耸美丽的山峰
装点着北方的森林和群山
梅嫩、沙日嘎、诺明那些广阔无限的戈壁
形成横亘南方的瑰丽瀚海
这就是我生长的故乡
美丽的蒙古大地
克鲁伦、鄂嫩、土拉那些澄碧清洁的江河
给大家提供药用的溪水温泉
库苏古尔、乌布苏、贝尔那些深邃浅蓝的湖泊
给人畜提供饮用的池塘水泽
这就是我生长的故乡
美丽的蒙古大地
……
这是现代外蒙最著名的作家、诗人纳楚克道尔吉的名篇——《我的故乡》。纳楚克道尔吉被视作现当代外蒙文学重要奠基人之一，首个“红色作家”，有点“外蒙高尔基”的意味。
纳楚克道尔吉1925年被送往苏联学习，但在一年后，正如总理阿玛尔所说，因为讨厌苏联，他与另外35个年轻人被政府送到德国学习。回国后，他担任过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纳楚克道尔吉对极左政策有轻微质疑，1932年被内务处逮捕，判一年刑期。1937年2月大清布署期间，他与34个赴德国深造的同学悉数遭捕，但他只被叛5个月劳动改造；看起来运气还不错，与他齐名的外蒙最著名剧作家布扬纳梅克直接被处决。大清洗前两个月，纳楚克道尔吉走在街道上遇袭身亡。
纳楚克道尔吉不知能否预料到，他心中“美丽的蒙古大地”两个月后将血流成河，不仅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外蒙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蒙古的国旗由斯大林提出设计意见，国歌歌词中充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色彩。到30年代末，外蒙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这样的国家，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已无任何“独立”可言。
二战时外蒙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万匹。
外蒙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外蒙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清洗，外蒙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外蒙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外蒙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苏蒙时代的军队。
苏蒙时代的仪仗队。
现在的仪仗队。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手畏脚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外蒙作战）。
连 外蒙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裁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青睐，但他紧跟的是作为苏联军事强权国家领袖的斯大林，而非斯大林本人。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外蒙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赫鲁晓夫初期，苏联阵营出现过一阵子“小阳春”。1962年， 外蒙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举办了成吉思汗纪念活动，并在这位大汗的故乡建了纪念碑。此事惹得苏联大发雷霆，正在莫斯科的泽登巴尔闻讯赶紧给人民革命党 中央去信：“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把纪念活动痛骂一通。为泽登巴尔掌权立下汗马功劳的铁木尔奥其尔因失去苏联好感，以“妨碍苏蒙 友谊”、“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罪名，被解除一切职务。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外蒙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外蒙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八十年代，商店里除了白酒和蜡烛，空空 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
乔巴山虽是人民革命党创党元老，资历不浅，但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连他自己都承认不足担当重任，长期以来未受重视，在党政军中的威望远不及其它元老，他之所以最终成为外蒙最高统治者，皆因他从不敢违抗斯大林命令，他也是七名创党元老中唯一能善终者。
后世历史学者认为，把大清洗和全面苏化罪责都推到乔巴山身上亦失公允，若乔巴山不愿执行斯大林指示他自身也性命难保，斯大林必能寻觅到另一人来担当代理人角色。外蒙在外部强权的绝对控制下，属于“被自残”，悲剧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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