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3日 星期三

漠北红色风暴:外蒙古集体化和大清洗(下)


血腥集体化,荒诞的阶级划分

     苏蒙当局这些做法引起全国一片反感和谴责,但莫斯科把这归结于阶级斗争不彻底。1928年底肃清掉党主席为首的“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第二年,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发出通牒,必须要全面展开对“封建主、富牧、僧侣”等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没收他们的财产,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
    为此又进行了一次“党风大整顿”,18000党员中,有5306人被开除,其它的要求重新审查登记,紧跟斯大林指示的乔巴山从此开始崛起。
    苏联强行引入外蒙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荒诞到匪夷所思程度,造成灭难性后果。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货币状况,苏联严禁任何其它货币在外蒙流通,控制外蒙中央银行发行“图格里克”(蒙古货币单位),强行与卢布挂钩,汇率为1蒙图:1.3卢布。
    
 阶级是这样划分的:
     财产600蒙图以下——贫牧
    财产6002400蒙图——中牧
    财产24003000蒙图——中富牧
    财产3000蒙图以上——富牧
    拥有500头牲畜,价值约为25000蒙图左右——封建主

     在苏联要是有八九斗牛,几十头羊就是富农了,财产要被没收,政治上受歧视,轻则劳教,重则处决。
     外蒙是畜牧经济,体系脆弱,食品来源单一,生产力极落后,与农业地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牧民要维持赤贫的生存水平,2530头羊是下限,若在更荒凉的戈壁地区,这个人均标准还得提升。

 一个牧民家庭,若以五口人计,拥有125头羊,仍是赤贫,要达到二三百头才能维持基本温饱,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牲畜大量死亡,即便一个所谓“封建主”亦会一夜赤贫,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
     当时比较贵的母羊,一头的价格50蒙图,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拥有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几十头牲畜,就是“反动阶级”中富牧了,财产要被充公,同时还要遭受政治歧视,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后来连所谓贫牧、中牧也不能保留牲畜,要充公到集体牧场(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
 政策执行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家庭只能留下300图的财产(相于当六头母羊),不论家庭成员数量有多少,完全不顾牧民死活。
 与此同时,肃反干部们常常比“封建主”还富有。据乔巴山的私人苏联顾问克奇科夫多年后回忆,大清洗时从受害者那里收缴来的财产堆满了内务部仓库,肃反干部们可从中“揩油”,悄悄塞入私囊;仅克奇科夫所知的一次,仓库管理者海默维奇就给了乔巴山和克鲁伯奇克3.4万蒙图。19392月,乔巴山从苏联返回外蒙,送给前妻的钻石吊坠就价值1.5万多蒙图。
     1930年,乔巴山的报告中指出,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但苏联仍不满意,对人民革命党进行严加批评,继而发起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天,共计“罚没”1000万蒙图财产,且准备全面向寺院下手,但此时全境爆发了僧侣领导的牧民武装大暴动和大逃亡。





 根据历史资料重画出当年暴力集体化的场景(仅为画的一角)

 

 用油画重现暴力集体化时没收牧民财产牲畜的情景。

 
     1930年起已经有零星的抗暴运动,还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如在“强迫僧侣还俗战役”刺激下,有几十名活佛与和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这些人全被处死。到1931年,光三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
     饥荒、愤怒在不断蔓延,1932年,约7千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时遭边防军射杀,死亡人数不详。
     共产国际驻外蒙代表引用导师们的语录告诫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有我们的革命事业”。
     1932年春天终于在外蒙西部爆发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暴,继而蔓延到中部和东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团的党团员参与,他们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
     这一次大暴动差点摧毁人民革命党政权,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在苏军的帮助下,还调入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压,最终才将暴动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体化宰杀牲畜,外蒙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当时存栏数的三分之一多),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它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外蒙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致,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境地。3年暴乱结果,致使外蒙欠下苏联2950万卢布外债。

     当时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对苏联形成压力,在极度经济恶化和民众大规模离心的困境下,作为苏联防止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外蒙需要“稳定局 势”;斯大林只得命令“暂时罢手”,放弃“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实行“纠左”,命令外蒙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一定程度发展资本主义来缓解经 济困境。
     集体化牧场暂时被解散,牧民允许拥有自己私人财产,可以进行商品交换,向牧民提供了160多万蒙图的贷款,降低高额赋税,对寺庙的摧毁和强迫僧侣还俗运动暂时终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情况有所缓解,两年内牲畜数量增加了34万头,但外蒙的经济大衰退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后期。
    按 照苏联惯例,出现重大悲剧,要寻找内外部“替罪羊”,不是帝国主义封锁围堵,就是反革命份子混入党内。时任总理的吉格吉德扎布被免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 会书记处领导执行此次极左政策的成员,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扣上“左倾冒进主义”罪名,驱逐到苏联,一般“左”的下场要比“右”要好,顶多就是帮领袖背 下黑锅。
     寺院拥有外蒙15%左右的财产,其中牲畜有200万头,正因为暴动平息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所以只有30万头被充公。
     经此番折腾的最大成就是苏联在外蒙贸易额中的比重倒过来,占了85%,外蒙自此成为苏联矿产、肉类、皮革的供应地。
     不过这只是第一阶段“阶级斗争”和集体化暂告段落,更歇斯底里的一轮大屠杀30年代中期才全面开启,最终完成了集体化。
    共产国际驻外蒙“总督”车尔诺莫德扬克根据自身对苏联政治的理解,当时就对自己的佐尔宾吉扬指出:“我们的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障碍,但按我的理解,新经济政策不会长久,这只是权宜之计”。



 布署大清洗,斯大林送来三万发子弹
    
 同为推行斯大林极左政策之一员,根登不旦未被免职,还被重用来推行“新经济政策”。平息民众大暴动后,根登在莫斯科汇报工作,明显告了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的“黑状”,把责任推到这二人身上。
     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搞下台,有人民革命党内两个部族集团——卫拉特蒙古人和喀尔喀蒙古人的矛盾因素,这两位是布里亚特的卫拉特蒙古人,俄化严重,一直想促使外蒙正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根登和军中另一实权人物德米德反感此议,与他们有分歧,正好借机把这两人排挤出去。
     斯大林1933年发起大清洗时,蒙古亦步赤趋,在党内炮制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反革命间谍集体团”案,虽有斯大协迫之意,但根登与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等人亦想借机解决党内部族矛盾,集体化失败和民众暴动归咎于这些“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捣乱。
     此案317人被捕,当中有251个是布里亚特人,260人被判310年不等监禁,126被流放苏联,56 人被处决,遭处决的人中还有位名叫敦格尔吉德的孕妇,这是现代外蒙首次处死孕妇,但以后的大清洗中就见怪不怪了。在斯大林授意下,前任总理吉格吉德扎布先在家中被乱枪打死,然后给他扣上“鲁浑贝反革命集团”要犯的罪名。



                       宣传画:蒙古人民的老朋友斯大林
  

    根登酒醉后喜欢说胡话,常对苏联和斯大林颇有微词,“既然蒙古的路线失败了,斯大林就应该为此负责”,这种要挨杀头的话只有他敢讲,按理说根登早该被清洗掉,兴许斯大林颇为赏识根登相当粗俗的性格,对他格外“宽厚”一些。人们一度认为他将成为外蒙的“小斯大林”。
    斯大林强逼外蒙扩军和清洗宗教阶层,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惯性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把外蒙视为防范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扩军可协防苏联,消灭宗教阶层可全面控制外蒙,建立一个完全俯首贴耳的代理人政权。

     1934年斯大林召见根登,要求他尽速完成1937年前消灭宗教阶层的任务。“在我们蒙古,喇嘛在人民中比党和政府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对待他们我必须要另寻良策”,根登为僧侣们辩解。
     “在你的国家不能有两个权力中心,他们能跟你抢夺人民的支持,懂吗,你必须要解决这问题……你的内务处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应该把内务处改组扩大成内务部”,斯大林耐心教导根登如何清洗,并告诉根登他一心想发展外蒙经济和文化的心思是幼稚浅薄的。

     1935年初根登第二次晋见斯大林,带着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内务处处长那木苏赖同去。
     斯 大林痛斥根登不能大力扩军,拖延对宗教阶层清洗:“喇嘛还存在于你们国家,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敌人,只要你善待他们则武装力量建设没有意义,他们能影 响你的士兵……你的内务处那木苏赖对这些反革命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的政府与他们不能共存,你必须毁灭他们”,可能担忧根登未能深刻领会意图,斯大 林这次未使用“隐晦性”词语,而是不断强调“毁灭”、“不能共存”。

     一旁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咆哮道:“根登,你这个家伙不要成天喝得醉醺醺后就埋怨苏联,如果你认为跟苏联兄弟般的友谊是蒙古的损失,是我们占了便宜,那你就去跟日本联络啊,我们才不干涉你们内政呢”。
     根登一行丧气地从苏联回来,召开人民革命党高层秘密会议,七十余人与会,虽没有人敢公开批评斯大林,但都在绞尽脑汁讨论如何应对斯大林的催逼。后世历史学者 评价说,党的领导层从来没有如此互相信任和团结过,没有人赞同斯大林屠杀宗教阶层的指示,但任何人都想不出好办法应对,会议皆充满了绝望、沮丧、无奈,体 现出弱者在蛮横强者威势下的无助。
    根登倡议下,天真地出台了一个决议试图敷衍斯大林:把外蒙军队扩大到17000人,预备役增加至2500人。斯大林总算看出来,根登“无药可救”,只好准备另觅更忠顺者执行大清洗。
    19353月斯大林给乔巴山送去20辆汽车作为礼物,任命他为副总理,乔巴山与德米德成为外蒙唯一有元帅头衔的两个人,在外蒙政坛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从那时起,乔巴山与根登逐渐分道扬镳,矛盾日益激化。
  
    1936年初,根登再次晋见斯大林,不旦没有悔意,还向他提出经济、文化援建要求,斯大林训斥根登未能把军事预算提升到60%,指责他领导下的外蒙政府不能贯彻他的建议,还列举“二十大罪状”。“除了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你们……你们名义上还是中国一部分呢,我们没有帮助你们的义务”。
     面对所有指责,根登据理力争,随后在蒙古驻苏使馆宴会上他继续与斯大林辩论,最终爆发了前文所说的冲突。
     斯大林除掉根登,勒令解除德米德人民军总司令职务,任命阿玛尔当“傀儡总理”,同时命令外蒙把内务处扩大、升格为内务部,点名乔巴山当部长。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十五周年,总理阿玛尔释放了几个政治犯,斯大林送给十五周年庆典的礼物是“四支步枪和三万发子弹”。此中含意不言自明,警示人民革命党高层,大清洗不能再拖,必须大开杀戒,谁不执行谁就有性命之忧。
     苏联特务机关当时称为“内务人员委员会”,之前叫“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格别乌”,1954年才改名为“克格勃”,在大清洗中为斯大林杀戮元老功臣,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立下汗马功劳。蒙古人对来自苏联的肃反一窍不通,长期以来全靠苏联顾问指挥,此次内务部即效法“内务人员委员会”,由苏联亲自改组和指挥。



                       苏联特务部门派到蒙古的“肃反专家”。



     斯大林派来的“肃反专家”占了外蒙内务部工作人员的25.9%;副部长奥尔兹巴特的工资是425蒙图,普通成员的待遇为220蒙图,同级的普通苏联“肃反专家”工资能拿 440蒙图。斯大林派查普雅克来指导肃反准备工作,然后是古鲁伯奇克前来坐阵指挥。大清洗真正的总指挥是在莫斯科遥控的斯大林,军事总顾问是伏罗希洛夫。
     一切准备就绪后,19378月应外蒙政府之“邀请”,苏联增派3万野战军进驻外蒙,作为肃反的武力后盾,大清洗即将拉开序幕。


 鲜血浸红了草原

    1937910,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外蒙军队的规模本就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领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
     乔巴山发布公告称,军官们大量牵连进反革命阴谋中,如果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可得到从轻发落。有1000多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人几人得到赦免,绝大部分仍被枪毙。人类的“智慧”是被逼出来的,有些人干脆主动自首,说自己犯过“强奸罪”和“盗窃罪”,迅速被定刑事罪送进监狱,居然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

     外蒙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大清洗时留存的影像,一群被关押的僧侣。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20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仅有26座,85000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29198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做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时,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外蒙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二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逃入外蒙,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外蒙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外蒙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遇事则随时可以牺牲阿玛尔,或让他当“替罪羊”,或完成大清洗把他除掉。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710,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外蒙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

 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为了狱友。
 这里插一个苏联的血色幽默段子:“大清洗期间,三人于牢房中聊入狱原因,甲说:我因为反对州委书记伊万诺维奇;乙说:我因为支持书记伊万诺维奇;丙说:我就是伊万诺维奇。”
     斯大林先后利用亚戈达和叶若夫来完成大清洗,然后又把他们除掉,自己把主犯的责任推卸掉。在外蒙,他也为“小斯大林”乔巴山安排了他的亚戈达和叶若夫,为他洗脱责任,大清洗最高潮时期,一度刻意把乔巴山调离外蒙,与最血腥的时期“保持距离”。
 
阿玛尔在苏联的审判中发表了一番后世才得知的感人讲话:
     “我是无罪的……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它的政府总理要由苏联来审判,而不是蒙古的法院。说我阴谋反对乔巴山这不是事实。不过有一点倒是事实,我热爱蒙古人民就像我热爱俄罗斯人民一样,但我讨厌苏联,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实行殖民化政策。我并不因为蒙古跟苏联和日本分享了共同边界主 张跟他们保持友好关系,我更喜欢与德国发展外交关系,曾经选派年青人去那里留学……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什么反革命,你们用伪造的供状迫害人们是无辜 的……我,一个蒙古的国家领导人的亲身经历表明,苏联如何在蒙古推行殖民化政策。”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确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原因如下:

    残存档案与证据不足以反映全貌。
    并非所有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都留下纪录或被内务部统计进去。
    未被判处死刑者有一部分在关押期间被酷刑与疾病夺去生命。

     另外,还有很多被关押者后来被送到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他们生死状况之全貌难以统计,1938年,一位古拉格官员写信给外蒙内务部的苏联肃反顾问:“你们最近送来的产品太老了,今后请送年轻的和健康的产品来。”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低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要高)
 外蒙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几十年后被挖出来的大清洗“埋尸坑”。
 
尸骨堆积如山。
 
 一位僧侣望着当年的骷髅堆发呆。
 
  大清洗中唯一幸存的寺院,乌兰巴托的甘丹寺。

 
    尾声:“鲜血凝成的苏蒙友谊”

   肯特、杭爱、萨彦那些高耸美丽的山峰
   装点着北方的森林和群山
   梅嫩、沙日嘎、诺明那些广阔无限的戈壁
   形成横亘南方的瑰丽瀚海
   这就是我生长的故乡
   美丽的蒙古大地
   克鲁伦、鄂嫩、土拉那些澄碧清洁的江河
   给大家提供药用的溪水温泉
   库苏古尔、乌布苏、贝尔那些深邃浅蓝的湖泊
   给人畜提供饮用的池塘水泽
   这就是我生长的故乡
   美丽的蒙古大地
……

     这是现代外蒙最著名的作家、诗人纳楚克道尔吉的名篇——《我的故乡》。纳楚克道尔吉被视作现当代外蒙文学重要奠基人之一,首个“红色作家”,有点“外蒙高尔基”的意味。
     纳楚克道尔吉1925年被送往苏联学习,但在一年后,正如总理阿玛尔所说,因为讨厌苏联,他与另外35个年轻人被政府送到德国学习。回国后,他担任过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纳楚克道尔吉对极左政策有轻微质疑,1932年被内务处逮捕,判一年刑期。19372月大清布署期间,他与34个赴德国深造的同学悉数遭捕,但他只被叛5个月劳动改造;看起来运气还不错,与他齐名的外蒙最著名剧作家布扬纳梅克直接被处决。大清洗前两个月,纳楚克道尔吉走在街道上遇袭身亡。

     纳楚克道尔吉不知能否预料到,他心中“美丽的蒙古大地”两个月后将血流成河,不仅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外蒙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蒙古的国旗由斯大林提出设计意见,国歌歌词中充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色彩。30年代末,外蒙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这样的国家,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已无任何“独立”可言。
      二战时外蒙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万匹。
     外蒙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外蒙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清洗,外蒙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外蒙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外蒙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苏蒙时代的军队。
 

                苏蒙时代的仪仗队。

 
漠北红色风暴:外蒙古集体化和大清洗(下) - 段宇宏 - 段宇宏的博客

                   现在的仪仗队。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手畏脚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外蒙作战)。
     连 外蒙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裁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青睐,但他紧跟的是作为苏联军事强权国家领袖的斯大林,而非斯大林本人。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外蒙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赫鲁晓夫初期,苏联阵营出现过一阵子“小阳春”。1962年, 外蒙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举办了成吉思汗纪念活动,并在这位大汗的故乡建了纪念碑。此事惹得苏联大发雷霆,正在莫斯科的泽登巴尔闻讯赶紧给人民革命党 中央去信:“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把纪念活动痛骂一通。为泽登巴尔掌权立下汗马功劳的铁木尔奥其尔因失去苏联好感,以“妨碍苏蒙 友谊”、“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罪名,被解除一切职务。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外蒙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外蒙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八十年代,商店里除了白酒和蜡烛,空空 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
     乔巴山虽是人民革命党创党元老,资历不浅,但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连他自己都承认不足担当重任,长期以来未受重视,在党政军中的威望远不及其它元老,他之所以最终成为外蒙最高统治者,皆因他从不敢违抗斯大林命令,他也是七名创党元老中唯一能善终者。
     后世历史学者认为,把大清洗和全面苏化罪责都推到乔巴山身上亦失公允,若乔巴山不愿执行斯大林指示他自身也性命难保,斯大林必能寻觅到另一人来担当代理人角色。外蒙在外部强权的绝对控制下,属于“被自残”,悲剧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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