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袁世凯为“中国宪政之父”决不为过

袁世凯与中国宪政（1）

摘要：“宪政改变中国”成为辛亥革命起因和目标，立宪派、革命派为这一目标同心协力使宪政实现于中国，而在这些为改变中国呕心沥血的仁人志士中袁世凯是第一个提出立宪宪政并毕其全力倡导、实行的实践者，从这种意义上说，袁世凯为“中国宪政之父”决不为过。


鸦片战争让我们国人认识到了体制的弊端，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人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虽然对体制的改变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它已经让更多的人从蒙味中醒来。中国的宪政运动促发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改革，二千多年的帝制专制制度在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共同推动下轰然倒地。回顾中国立宪的历史，袁世凯可以说是最坚定的立宪倡导者和拥护者，同时也是立宪的实践者，为了在中国实现宪政，为了通过立宪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面貌，袁世凯把自己的官位和生命都置之度外，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这样的评价或许带有感情色彩，或许是中国传统历史评价观的反应。其实作为历史来说，作为历史里的各类主要人物来说，历史和这些在它里面生存的人物本不该带有任何色彩，他们的活动或表现同他们的利益取向和思维方式及那一时代的特定环境有关。就如中国百年前的那场宪政革命，那些“地方主义者和中央集权者沿着相反的方向，为衰落的中国寻找出路。他们坚持各自的观点，这加深了他们的政治分歧，并导致最终的冲突。”（1）这是一个外国人用非中国思维方式对中国历史的诠释，这种诠释是理智、理性和唯美的，但关键就在于中国人对历史的看待和评价从来缺乏的就是理智、理性和唯美，因此，我们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那样大的反差就不足为怪了。

在中国百年的宪政历程中，我们的历史忽略了一个最伟大的人物袁世凯，他是清末最著名的立宪派代表，他的后半生致力于推动宪政的发展和实践，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地去完成他准备做的事情的非常聪明的人”（2），他披肝沥胆置生死于不顾，最终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专制，实现了共和宪政，使中国迈入了世界宪政国家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用“中国宪政之父”这个称谓来评价和定义袁世凯为中国践行宪政所做出的功绩是十分合适的。


一、出使朝鲜初识“宪政”

1882年，年仅22岁的袁世凯出使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在这里他第一次了解了“对手”日本的宪政概况，并结识清末状元、后来成为清末立宪派精神领袖的张蹇，以此初识宪政。在朝鲜同各国的使节的周旋中，让袁世凯更多、更全面，更真切地了解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宜，也了解了各国的政治结构。

1885年，袁世凯护送大院君二赴朝鲜，这时的中朝藩属关系更加复杂，朝鲜寻求独立，各国伸手干涉，同这些列强国家打交道对于一个已被列强欺凌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不易。研究、了解各国的体制和各国的历史，各国相互的关系，以期达到维护朝鲜藩属关系的目的。正因为袁世凯了解各国，调解得力，李鸿章10月28日正式上奏朝廷任命袁世凯出使朝鲜，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委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3），26岁的袁世凯便取得了三品高官（相当于现在的地市首长），足可看出他的能力。

袁世凯一生虽然只出使过朝鲜，但在朝鲜的12年间他却遍览各国政体，交游各国使节，为他后来的政治及外交生涯奠定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让他深切地感到制度腐朽是国家、民族无法强盛的根源，下定决心改变制度。小小的朝鲜却是世界各国外交的战场，袁世凯在极其复杂的外交关系中，能够准确地判断形势，为清政府提出正确的决策参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同当时的英国驻朝代办、后来的驻华公使朱尔典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而后者帮助他用非暴力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做了不少工作。同时朝廷派给他的助手唐绍仪是在美国留学7年归国青年才俊，这对他更多地了解西方宪政有很多的帮助。从朝鲜回国后，袁世凯已经成为坚定的维新、变法者，成为推动中国宪政的先导。

作为中国维新、变法者，袁世凯并不落后于康有为和梁启超，而他在朝鲜的外交经历和亲身感受、实践，更比康、粱深刻的多。1895年4月15日，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但“上书”并没有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同年8月2日光绪皇帝以督练新军召见袁世凯，并垂询变法之事，袁世凯8月20日即上呈一万三千余字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共分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变涉4条，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阐述了改革主张，部分文稿如下：

“窃维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饵于无形。”“顾说者谓：我国声教文物远驾他都，何必舍己求人，轻更左制？不知孝缔忠信、礼义廉耻自应恪守我法，而富国强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势不得不参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历观中外各国交涉情形，万国公法，指势力相均者言之。处今日之势。欲弥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讵有他策？且万国君臣，莫不互引治法，力图振兴，精益求精，孜孜不已。而我犹蹈常习故，孑然默处于五洲之中，风气隔阖，制胜无术，具繁庶之资，而甘居贪弱如病者，以孱躯而搏狼虎，欲求幸免，曷可得乎？”“说者又谓，用夷变夏，古有明训，绅绅子弟，耻与彼族共周旋。不知道商开禁以来，门户洞启，即欲闭守，亦无善道，既不能不与各交际往来，自必须习知其风土人情，始可相机制服，不为欺侮。”

袁世凯的变法呈文殷切厚重，不矫不饰，不虚不夸，表明了他对维新变革的深思熟虑。这时国内政治气氛虽然还谈不上“制宪”，但他却非常关注和潜心研究各国的宪法政治，除对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倾注外，他更关注美国的共和宪政，他还能娴熟地利用各国之法规来制衡该国对朝鲜的干涉和野心，使得在朝鲜的各国使节即恨又敬。甲午战后，李鸿章会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伊藤问李鸿章：“袁世凯现任何事？”李答：“小事无足轻重。”伊藤说：“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的小事，无怪无人才也。”（4）

袁世凯是最早参加“强学会”的政府官员，也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强学会”是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各国掌故、变法强国”的组织（5），而这个组织就设在北京的嵩云草堂，也就是当时的河南会馆（我们今天叫河南办事处），袁世凯是河南出来的官自然就住在那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记述：“七月初（阳历8月），与次亮（陈帜）约集客人，如袁（慰庭）世凯、杨（叔峤）锐、丁（叔衡）立均，及沈子培、子封兄弟，张巽之孝廉.......即席立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于是，三日一会于栅子桥嵩云草堂，来者日众。”强学会周围云集了不少“太子党”，如张之洞之子张权、曾国藩之孙曾广均、翁同龢之孙翁孙斌等，后来军机大臣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恒、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等都参与支持。袁世凯不光在舆论上、经济上尽力支持强学会，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强学会的活动。当时袁世凯二品官实收薪俸每月不过二十两，但发起立会时，他一次就捐银500两（6），相当于他两年的工资。同时他还积极动员他人捐款，梁启超在给友人的信中透露，“此间数日内，袁慰庭、陈仲恒诸人开一会，集款已有二千。”（7）

当时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的《第四书》苦于投递无门，袁世凯主动帮助交给督办军务处，请求当时手握重权的荣禄代递，由于政见原因被荣禄拒绝，但却反映出袁世凯对维新志士的态度，康有为为此非常感激。

从1895年8月2日光绪召见并留在督办军务处听候到12月8日奉旨赴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四个月时间里，袁世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倡导变法、维新上，把在出使朝鲜12年的所学、所得用在了变法的实践上，也正是他的维新思想和变法观念，受到光绪的赏识并委以练兵大任。

袁世凯在出使朝鲜接触最多的英、美、日、俄四国中，为保住朝鲜藩属国地位同美国驻朝使节关系闹的最僵，但在宪政体制和社会结构上袁世凯却最为推崇美国。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在促进美国发展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给袁世凯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1908年已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在回答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提问对美国的印象时说：“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人民，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8）这也说明，为什么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几乎把美国的模式全盘搬到了中国的原因。

在各种史书中，尽管对袁世凯出使朝鲜的经历叙述不多，尤其是对他在朝鲜12年阅遍世界各国政体并初有心得记述更少，但他确实在朝鲜就为后来推行宪政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二、督练新军支持“宪政”

袁世凯出自淮军，他深知中国旧军队的弊端和陋习，他立志用新法来督练新军，以抵御外辱。

“马关条约”后，袁世凯给督办军务大臣李鸿藻禀函，他分析了甲午战败的原因，军事上“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尤其是患者，在于军事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驰”。后面则以大量的事实，描述了淮军在前线的各种腐败的表现，尖锐指出，这样的军队只会“滋扰闾阖”，“与务不但无补，而闻风惊扰，反为他军之累”，“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麋费，退庸将，以肃军纪”，“并延聘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9）

“著为成宪”是袁世凯练兵之本，他强调没有规矩难成方圆，法制要深入每个士兵的头脑，靠道德约束、靠长官命令是不能长远的。他到达小站后，亲自手制《简明军律》二十条（10），并严于律己，一丝不苟。他要求“应募兵丁，如其秉性忠贞，矢志报国，考验才技，果属优长，必将不次擢用”。（11）他把练兵与变法相结合，用变法来领兵，用练新兵来促变法。1898年1月15日他在给朝廷的第二封说贴中写到：

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法，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资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揆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渐灭，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等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经更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且上自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图新，而切要应行之端，要当及时。

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今之疆臣，每日用人为朝廷之责，理财为户部之责，练兵为将领之责，几若置身事外。以至近年来政治事权多归疆臣，疆臣不肯留心人才，秉公保荐，朝廷何得而用之？疆臣不肯清查税课，开源除弊，户部何得而理之？疆臣不肯筹饷造械，严刷陋习，将领何得而练之？该疆臣筹身膺重寄，遇事诿卸，而事权之悉属其手，虽有良法美意，奉旨饬行，往往为其所持，无论庙堂如何忧勤，如何筹划，而卒归于无济。倘能严饬各疆臣，破其固弊之习，认真变法，实事求是，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谁敢蔑视？即我勋旧疆臣，未变摈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至天下事非才不理，断不宜置累卵之危，使膺国家之繁臣，而托诸仇游之岁月，以至误国误民并误其身，得失利害，较然可见。

夫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人与治殊，才与事违，以此望治，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必无幸矣。前陈见管，未尽欲言，故复续申其略。冒昧妄渎，曷任悚惶，伏气垂贤。

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也没有忘记支持强学会，当康粱变法运动达到高潮时，他委派徐世昌经常往来于天津和北京之间，从舆论上、行动上、资金上给予支持，通过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不断接触，表示对变法事业的关切。他还同维新人士严复等定期相聚，在一起谈论维新事宜。1898年4月，戊戌变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罢官，在路过天津时他冒险派人持函送礼，以示慰问之意（12）。戊戌政变前两天，维新派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议解救光绪的办法，其中就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场（13）。

袁世凯知道，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即能保家卫国，也能支持维新变革，而支持维新也是为了保家卫国。袁世凯对变法的关心赢得了维新人士的信任和鼓励，同时练兵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海内外皆赞叹。他把练好兵视为对变法、维新的支持，并把一大批有新思想、新观念、支持维新宪政的人吸收到自己身边，这为后来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储备了人才。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

小站练兵第三年袁世凯就受到光绪皇帝的亲自召见，并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破格提升为候补待郎，这对于当时受辖于荣禄的袁世凯来说是莫大的重视。

尽管袁世凯支持康、梁维新变法，但他并不完全赞成康有为的激进做法，尤其是在对待改革的方法上。康有为主张用皇帝的“乾纲独断”，自上而下实行改革。而袁世凯却是自下而上，“先遴选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照西法，试行改革。”“挨有成规，再迅饬 各省循法推广。”在对列强各国的了解上，出使朝鲜他同美、英、日、俄周旋，深刻地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如：美国是共和体制，英、日是君主立宪体制，俄罗斯是专制帝制），对各国的行为方式了如指掌，而康、梁等人大多是纸上谈兵，书本上、理论上的功夫，这也是康梁“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1908年袁世凯在首次正式接受外媒《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他对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刻认识：“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14）

至于后来说袁世凯告密出卖维新变法，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臆想，同时也是康、梁为推卸其“宫廷政变”的责任对袁世凯的诬陷和攻击。

袁世凯作为一个汉臣，在满清家天下的朝堂上要站稳脚跟实属不易，如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满清主子的猜疑，“袁世凯主动将新建陆军并入武卫军既可摆脱孤立无援的局面以避风险，又可得到荣禄的羽护，巩固自己的地位，尤可以满足清廷‘集权中央’，‘将主帅统辖的权力付于满人’的做法。”因此，变法只能循序渐进，而冒进蛮干只能适得其反，导致前功尽弃。“戊戌变法”后，尽管袁世凯受到很大冲击，但他不但没有放弃他的改革主张，反而更坚定了他实行宪政，制度救亡的决心。（未完待续）

注释：
（1）欧内斯特.P.杨《1912-1915年的袁世凯》张华腾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4页。

（2）唐纳德.格林《军阀：阎锡山在山西1912—1949》，（普林斯顿，1967年）第19页。

（3）《李鸿章全集  奏稿》卷五五，第1636页。

（4）左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第52页。

（5）汤志均《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第694页。

（6）《德宗实录》卷三八一，第8页。

（7）汤志均《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第679页。

（8）张社生《绝版袁世凯》，文汇出版社，第96页。

（9）禀函全文见：《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17-222页。

（10）《北洋军阀》（一），第128页。

（11）同上书，第45-46页。

（12）余沐《正说清朝十二臣》，第201页。

（13）同上，第202页。

（14）张社生《绝版袁世凯》文汇出版社，第96页。

袁伟东，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