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学派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实证叙述

中国近期毛泽东研究：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4）


　　（续前）四、历史主义学派的实证叙述

　　与“新左翼”强调理论分析的研究路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毛泽东研究的历史主义学派。这派学者均为训练有素的专业历史学家，他们“严守家法”，坚持历史阐释必须基于原始史实（包括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等）的治史原则，认为理论上的过度解释，虽然可能红极一时，但终究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更有甚者，当解释者把历史人物，特别是他们的只言片语，抽离出连续性的具体历史语境之后，许多的结论甚至违反人类生活的基本常识，就更别奢谈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真实的毛泽东”了。

　　高华所著60万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选取了“延安整风”这个毛泽东乃至中共历史上最为关键的环节，在核心档案并未开放的前提下，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耐心收集、筛选、考证和排比，讲述了一个“毛泽东如何可能一步步地成为中共党内被普遍认可的第一领袖，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中共指导思想”之详细的故事。特别是关于这个故事建构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书中都有相当精致的深描式（Thick description）叙述。最终，该书给读者勾画出了一幅融汇组织机制、思想渗入、感情调动和政治整合于一体的全方位的历史画卷。高华在谈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说，“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而他自己的关注点则是要“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50)。史学界把这部书评为“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是一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历史名著(51) 和“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52)。我个人认为，仅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突破而言，高华这部著作真正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不如说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修正、摆脱，甚至颠覆了自上世纪4JO年代以来已固化了的意识形态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尽管这部学术著作仍有进一步规范和提炼的空间，如该书仍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反话语”意味(53)，但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即使如此，高华的著作之历史学“考据——梳理”的丰厚底蕴，仍是一般“评述性”著述所无可比拟的，它无愧于被称之为中国当代“新史学”之不可替代的研究文本之一。

　　作为中国著名的当代史研究专家，沈志华、杨奎松等近年来在冷战史框架下发表了几部厚重的专著和大量论文，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4) 虽然在此我们不能对这些论著一一展开介绍，但沈志华、杨奎松重要的研究贡献，一方面是对原始史料的挖掘和开发，纠正了许多似乎已是“铁板钉钉”的叙史谬误，从而使未知和被误读的历史真相得以展现。例如，1956年波兰危机爆发时，赫鲁晓夫在10月19日抵达华沙与哥穆尔卡会谈，并企图以武力迫使波兰人就范。但第二天，赫鲁晓夫一行便启程回国，苏联军队也停止了军事行动。据当时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其原因是毛泽东接到了苏共打算动武的通知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转达了中共强烈反对的立场。于是，人民普遍认为是毛泽东阻止了苏联的这次军事行动。但解密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和发给驻华使馆的电报表明，当时苏共根本就没有向中共透露打算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消息，而毛泽东是在事件平息后才得知此事的。这样，就使重要当事人的错误记忆得到了更正(55)。另一方面则是力求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联系多重相关要素，对个别历史事件进行解释，这样就使看似孤立的个别事件得以呈现出它自身的来龙去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沈志华在研究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时，将这一现象置入前后数年之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除引用大量公开的领袖言论、当事人回忆录和第二手研究资料外，同时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的内部讲话记录稿，新华社编《内部参考》，云南、吉林、陕西、上海等省市的原始档案资料，未出版的《林克日记》（手稿），对事态的演变展开逐日的排比披露，从而使“党内整风”与“反右运动”之间关系以及如何导致最后结果的线索一目了然(56)。杨奎松在其著述中设问：“如何解释一向明察秋毫、运筹帷幄如毛泽东，竟会被一个弄虚作假的‘大跃进’所迷惑、所激动，以至于心态大变，个性张扬无忌，而且以后也没有悔意，由此引发了以后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呢？”他的研究方式是首先复原1958年毛泽东所面临的相当复杂的历史局面：其一，1957年底美国单方面宣布要将其谈判代表由大使级降低到代办级；其二，同年7月下旬，苏联以不平等的条件提出与中国共同建立长波电台问题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其三，1957年中国经济形势发展不错，《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宣布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的誓言，随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当把毛泽东的决策思路嵌入这样一个中——美——苏三角关系和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多重因素具体语境下时，我们就会看到，“由于其［毛泽东］在处理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历史过程中，长期存在着压抑感和屈辱感，大跃进成就的取得，显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一种空前的释放，由衷地获得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由此，其对来自美国和苏联的轻视，甚或仅仅是以为轻视的反应，才会变得如此敏感和激烈。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以后虽然也明白大跃进的种种成就多为浮夸虚报所致，却始终异常抵触地不许他人置喙。”研究者不应“忽略了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跃进对毛泽东心态上转趋亢奋的影响。”这样，仅仅从毛泽东“好大喜功”和“争风吃醋”的个性因素解释他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维护，显然只是一种相当表层的评论(57)。

　　还有一部分很有价值的毛泽东史学的研究成果也要提及。“文革”后期上海部分历史学家遵奉毛泽东的要求，为若干历史典籍进行注释。如今，这些学者结合自己的所感所受，再次对那段历史及其自己经手注释过的史书，给出其“当代涵义”的再诠释。由于自身的特殊经历，这些作者的价值取向表现鲜明，但不应因此而忽视其历史功力的深厚度和历史体悟的深刻性。例如，复旦历史学家朱永嘉根据毛泽东1969年春夏之交读《南史》的原始记录之痕迹，如他“在《南史·陈庆之传》的天头圈了四个圈，还批了‘陈庆之传’四个字……翻过这一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了一句‘再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他在阅读《二十四史》时，虽有阅读时间的批注，但也不是很具体，唯这一篇有他具体阅读的时间，而且有批语。说自己再读这篇传时‘心神往之’”等等，体会出毛泽东的阅读是“依照《南史》的次序，他应是先读梁武的本纪，然后是曹景宗传，韦叡传，最后才是陈庆之传。最使毛泽东动情的是韦叡和陈庆之这两篇传。”随之将“《南史》语境”和“毛泽东当下语境”这两个交叉的时空秩序融合在一起进行系统的诠释和解读②。这就使读者对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决策之心路历程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历史学家刘修明曾参与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古代历史文献并印刷“大字本”的工作，其中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和散曲等体裁共计86篇。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

　　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二十几份，一般只有五至七份(59)。这些“大字本”透露出了毛泽东垂暮之年的焦虑和思考，其信息价值弥足珍贵。如“1972年底，毛泽东对包括天与宗教在内的社会、自然、宇宙的大问题发生兴趣”，当年12月8日布置排印《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12月31日，布置排印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自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前后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1975年2月四届人大后病情又恶化，每日便血。据张玉凤的回忆，毛泽东在床上曾嘱张玉凤询问周恩来病情(60)。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1975年4月18日布置注释张元干的《贺新郎》词。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不须顾”。据此，刘修明认为：“这首词，寄托着他同这位相处几十年、对自己无限忠诚、在处理国家大事上须臾不能离开，然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完全同自己一致的老战友的复杂感情。”(61) 诸如1974年5月10日毛泽东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更无疑直接反映出“政治，社会理想，现实疾病，家庭壮志，暮年，这一切，在晚年毛泽东的感情上掀起巨大的波澜，造成他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精神创伤，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寻求心志的抚慰。”(62)

　　不用说，历史学阐释在此展现出了“用史实说话”的内在震撼力，从而使人明白“前人的脚步‘如何’以及‘为何’如此行进”一类“情境逻辑”的足迹。在历史的漩涡中，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利害、关系、好恶、情绪，乃至偏见和误会，大到那些宏观的社会发展取向，小到细微的心理折射反应，都可能对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的生成实施着挥之不去的“干预”影响。简而言之，在历史主义的研究语法中，所谓“偶然”中恰恰可能蕴含着“必然”的因子。

　　当然，从理论的抽象性品格的角度考虑，无论描述的细节多么详尽，叙事终究超不出经验直观的知觉（perception）层面。正如一位著名学人评价一部重要的“文革”史书是“没有思想的文化大革命史”(63)，可谓中肯，值得举一反三；而且，就具体事件的考据性复原，又极容易因史家刻意的精心投入，而不自觉地忽略了“长时段”历史观察的视角。这样，被牺牲掉的恰恰是历史学所特有的跨代际、超生理（即超越个体生命局限，而使人们可能观察数千年的人类连续性的行为和思维过程）的本能优势，反而陷入因对意识形态介入所必然产生的“权力对历史的扭曲”的敏锐反感，而产生出对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任何要素，包括其中的若干合理性要素，一概持不屑和排斥的态度，这就可能在史家“忠诚于事实”之“家法”的深层内核中，留下一个不易觉察的“主观陷阱”。


　　五、简要结论：“毛泽东问题”的开放性

　　中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展现出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各种角度和各种层面的毛泽东研究，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格局，这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必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激烈的争论意味着毛泽东研究学术化的真正开始；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持续不衰的兴趣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已经被符号化了。表面上，学者们评论的对象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且不可替代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真正关切的对象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前景与社会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判断：毛泽东研究无疑将会长久地成为中国学术领域里的重要话题。但是，在上述各家关于毛泽东的评论中，激烈的争论持续不断，目前似乎还看不到产生相互协调的任何迹象，在理论逻辑的角度上，也并未显示出为各派论述所可能共享的某种“中立”的思想因子。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毛泽东”就像一面多棱镜，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他的评价仍然是理解和评价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心态的一个晴雨表和参照系(64)。但是，这个参照系却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多元镜像，在很强的意义上，目前这种张力已明显陷入了某种激进的实质性“思想”(65) 困境之中：

　　一方面，姑且不论那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辩论，即使形式上保持着缜密逻辑论证的话语体系，或在严谨的史料排比中重现各种微观细节的叙述之中，其骨子里也多多少少透露出正、负“情感——情绪”的必然牵扯，很难像史华慈对待“中国研究”那样，给出一个试图超越了“爱”（崇拜）与“恨”（厌恶）以后的那份“尊重”。因为我们本身摆脱不了因涉身情境而引发的焦虑关切，而这种“焦虑”则正是此一现实研究最为重要的激情能量的来源之一。不容否认，当前中国的毛泽东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派别林立，激辩迭起的“喧嚣”场景。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可能达成某种接近于一致性的审视和判断，而激烈的多元论辩自身就饱含着明确省思指向的厚重意义。但我个人则顽固地相信：如果历史只是一种可以被轻易贴上YEs或NO之类记忆标签的话，那它将是这个世界上最省事和最无聊的事情。这种“化约论”（reductionism）之“划线排队”的思维和言说方式，被“化”掉的不仅是那些“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富有成果的歧义性”（unresolved problems and fruitful ambiguities）中保存着的“丰富多彩与卑灿交加的人类处境”（both wretchedness and grandeur of the human condition）(66)，甚至还可能被再次“化”进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种致使性灵之人彼此仇视之自我折磨的情绪陷阱。恕我直言，当下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激烈的意识形态的论争，掩盖不住“绝对的真理宣称”远超过“审慎的基本预设”的事实。但是，历史的沉积早已警告过我们：自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自以为自己的追求正在趋向“至善”（ultimate good），恰恰隐藏着极其危险的过失。因为，一旦当研究者失去了质疑自身深埋在意识深处的“那些未经审查的知识预设”（the unexamined intellectual assumptions）时，必将无意于清理自我判断的杂质，甚至会不自觉地乐于炫耀那些属于“人”不可避免的限制与缺失(67)。特别是当那些某一信仰体系上的价值形成固化的褊狭之时，离历史遗赠后人之明理和教训的本意，只会日趋渐远，诚如犹太格言所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是也。

　　另一方面，每当读到毛泽东，卢梭的身影就会不自觉地浮现于眼前：一个精神深层孤独到不可替代程度的思想怪杰。无论如何评价卢梭，但似乎无人否认，他是一个制造精神悖论的天才，包括所有的那些“公意”与“众意”、政治与宗教、目的与工具、悲悯与冷酷、狂傲与自卑、执著与算计……如果说，就其本性而言，在任何意义上权力自身都更容易地与人性之阴暗一面保持着挥之不去的紧密粘连的话，那么，毛泽东与卢梭之最明显的不同则在于，前者还实实在在、完完整整地充当着一位“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并极本能、极善于权力运作(68) 之政治家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给毛泽东一个明晰的定位，就似乎比梳理卢梭思想的复杂理路更加艰难。面对这一艰难，中国的研究者当然不是无事可做，它反而要求学人更加“深入”去体察、解析和探寻（不是议论所引发的判断），需要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角度去抽象毛泽东“俗语”之中所隐含着的“思想——精神”要素。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并没有能提出一个类似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那样具有原创性深度的关键性分析命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虽然王力雄关于“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69) 的观点，已经开始接触到了思想悖论的某些核心部分，的确可圈可点；也有评论者引用波普尔“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70) 的论述予以支持，但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雅各宾专政之道德悖论”的中国变异版本，还未见系统化的全面梳理和深刻论证。毋庸赘言，这样的“问题意识”已经不限于对于毛泽东本人之功过是非的评说，而把我们反思的视域扩展和提升到了另一个深入的层次，它所涉及的至少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整体精神。

　　总而言之，以上的一切都在明确地表明，“毛泽东问题”（the Mao's Problematiques）所引发的“理论——学术焦虑”已经爆炸在中国学界各行学者的“灵魂深处”。这里借用史华慈的“Problematiques”一词，恰恰是因为该词所蕴含着的模糊性(71)。当人们面对“毛泽东问题”时，实际上其潜在的预设都存留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种愿景（Vision）。批判者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宪政民主制度的普世祈望，而赞誉者则强调一种中国模式的特殊价值。这些内容并没有脱离古今比较和中西比较这一交叉十字架的冲突与困惑。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问题”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价值选择上的漂泊与混沌之“不确定性”。如果再进一步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或许“毛泽东问题”将成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留给中国思想和历史的一道无解难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涵义，不仅仅涉及当代中国史或“毛泽东时代”之思想与制度的判断与评价，而且其潜在深度还直接指向了“人性悖论”这一难有确解的“奥秘”。

　　有鉴于此，本文只能是一篇没有确定结论的陈述，因为历史自身是一个开放着的、也很可能是一个循环着的进程。


　　注释：

　　(50) 高华：《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655、653页。

　　(51)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www. xschina. org. 2008－6－24.

　　(52) 萧功秦：《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二闲堂文库》，www. edubridge. com/erxiantang/library/2010－2－20.

　　(53) 参阅：黄化《名著与瑕疵——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感》，www. xschina. org.

　　(54) 参阅：www. yangkuisong. net和www. shenzhihua. net.

　　(55) 沈志华：《档案：还原历史真相》，2005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

　　(56) 参阅：沈志华《1957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72－83页；《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研究之二》，《香港传真》（内部刊物），№2007－79，2007年11月15日，第1－54页（单行本）。

　　(57)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58) 参阅：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9) 这些毛泽东指示注释印刷的大字本古籍是（括号中是其指示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傅奕传》（1972年12月8日），屈原《天问》、《明史·朱升传》（1972年12月31日），《史记·项羽本纪》（1972年12月31日），《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晋书·刘元海载记》（1973年7月），《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传》和《旧唐书·李想传》（1973年2月7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1973年6月），《史记·汲郑列传》（1973年6月19日），《旧五代史·李袭吉传》、《史记·陈垂相世家》（1973年7月），柳宗元《封建论》（1973年8月5日），章炳麟《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咏荆轲》（1973年8月至9月底），《后汉书·李固传》、韩非子《说难》（1974年4月4日），韩非子《孤愤》（1974年4月），庾信《枯树赋》、谢庄《月赋》、谢惠连《雪赋》、江淹《别赋》、《恨赋》（1974年5月10日），晃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1974年6月），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1974年7月），《后汉书·黄琼传》（1974年11月20日），洪皓《江梅引》（1975年3月27日），蒋捷《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汤显祖《邯郸记》［中的“度世”］（1975年3月21日），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六州歌头》、辛弃疾《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1975年4月4日），蒋捷《虞美人》（1975年4月11日），张元干《贺新郎》（1975年4月18日），吴潜《满江红》（1975年5月3日），张元干《石州慢》（1975年5月31日），陆游《渔家傲》（1975年6月上旬），吴锡麒《梧桐树》［一舸］（1975年6月4日）。

　　(60) 参见：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北京：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135页。

　　(61) 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31页。

　　(62) 参阅：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9页。另见：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9－666页。

　　(63) 参阅：陈家琪《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我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www. xschina.org

　　(64) 我们所说的“毛泽东热”是指社会舆论和群体心态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其中包括赞颂与批判两个方面。我曾在某一场合表达过这个意思，即是说人们对于毛泽东，你无论是爱他还是恨他，你都会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想到他，谈及他，“甚至你想忘掉他也不容易”。参阅：《萧延中解读晚年毛泽东的悖论情境》，Sohu网新闻栏目：2006年09月05日；该访谈的整理版发表于《中国大陆研究与教学通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第78期，2006年12月。

　　(65) 我极其赞成史华慈间接地对“思想”一词之理解所做出的界定。他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的一个重要注释中说：“我所使用‘history of thought（思想史）’一词，而不使用‘history of ideas（思想观念史）’或者‘intellectual history（智性思想史）’，恰恰是因为‘thought’这个词的语义没有明确的边界。这个词可以用来包括认知（cognition）和推理（reasoning），也可以包括自觉的意图（intentionality）、想象（imagination）、思想感情（sentiment）、诧异（wonder）、困惑（puzzlement）以及无法简单地编入电脑程序的人类意识活动的其他很多方面。此外，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受欢迎的模糊性，它既可以指思考的过程，也可以指诸如观念（ideas）、心态（mentalities）或惰性的态度（inert attitudes）这样已固定的思想‘产品（products）’。一方面在本书中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属于‘高层’文化的文本的思想上，另一方面，我的关切也不仅仅限于按某种狭义的理解可以为其贴上‘智性（intellectual）’标签的那种‘思想’。”See，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5， p. 423.

　　(66) See，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96， p. 16.

　　(67) See，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5， p. 61

　　(68) 白鲁恂（Lucian W. Pye）秉承拉斯韦尔（H. D. Lasswell）关于“政治人”（homo politicus）的研究思路，对毛泽东的权力倾向做出过细腻的研究。尽管就这一具有心理学取向的研究视角学界争论不断，但白鲁恂独树一帜的透视，仍不失于明显的启发性。参阅：白鲁恂《毛泽东的心理分析》（Mao： in the Leader），刘宪阁译，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三部分“作为公共角色的毛泽东”。

　　(69) 王力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麦田书屋，2007年版，第231页。

　　(70)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315页。

　　(71) 参阅：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载《人文寻求录》，香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9页。

萧延中，《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