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5日 星期五

“新左翼”崛起后激烈辩论毛泽东及其思想


中国近期毛泽东研究: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3)


(续前)三、“新左翼”理论的激烈辩论

与中国学术界的整体转型相一致,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毛泽东研究界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新左翼”的崛起。

按中国学者萧功秦的划分,“新左翼”思潮内部也由“温和型”(后现代主义)和“激进型”(民粹主义)两种类型组成(32)。我把评论的重点聚焦在前者。这类学者一般具有西方现代教育的背景,或者对西方现代政治——社会理论具有相当高的素养,其中尤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激进左派思潮有较深入的接触和研究,他们的理论预设,一般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和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 theory)的某些思想要素,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质疑,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其基本的理论特征是: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现代性”弊病给人类造成的内在伤害(特别是价值、道德等方面的扭曲和经济及身份上的不平等)如此地反感、焦虑和愤怒,以至于对富豪的贪婪、权贵的霸道和精英的傲慢,采取了一种仇杀式的激烈抨击,并以能成为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而欣慰和自豪;对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商品吞噬人性的无限制消费化趋势,忧虑重重,从而期望建构一种不同于主流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33)。“新左翼”学者并不绝对地排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却认为,中国的这些改革新政所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些弊病,需要用“真正的毛泽东精神”予以补救。我把这些学者的论述概括为两个核心思想:一个是由平等主义、道德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构成的“钢性三角架”理论;另一个则是由此而导出的“毛泽东思想超前论”的观点。

在第一个角度上,“新左翼”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除了要击败自己的政敌之外,而且其背后存在的是一个如何阻止韦伯意义上“合理化”进程必然释放出来的科层化(bureaucracatization)压抑的国际性难题。而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晚年所倡导的“大民主”,是以“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出版、言论权利和四大自由,左倾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而不再是空洞的教条或官僚手中的工具”,这无疑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治改革实验”(34)。毛泽东晚年明确提出“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其真正对象正是“党内官僚集团”。虽然在他之前,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托洛斯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Leon Trotsky)和吉拉斯(Milovan Djilas)等人已经提出过共产主义“新官僚制”和“新阶级”的概念,“但是,毛泽东的令人特别瞩目之处,在于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35)。所以,如果可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这种“大民主”做出重新解释的话,那么,至少其中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内容的“鞍钢宪法”(36),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辩证地扬弃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是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37)。

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在国际比较和数据分析两个维度上,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群众路线”的政治效能进行了学术性辩护。他说:“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单向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登堂入室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对‘参与’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这就是著名的‘群众路线’。”虽然他赞同美国学者哈丁认为群众路线与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包括信息采集、议程设定、政策策划、政策确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的决策过程模式不谋而合,只是用语不同的概括,但同时进一步认为这样的分析仍然没能把握住毛泽东之“群众是群众路线决策模式的主角”的精髓。在与西方民主参与理论的比较下,他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称之为与西方民主模型不同的“逆向参与模式”(38)。王绍光还把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医疗”制度看作是“群众路线”思想的实践范例,通过数据分析,说明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之“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39)。

另一位重要学者汪晖在西方学者(40) 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而“‘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即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41) 在这种意义上,“去政治化”是指对于通常上那种具有明显支配力之“政治”的消解(更确切地说,应当是“隐藏”),而代之以一种诸如“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和“民主”等等“中性化”(neutralization)话语,用以掩盖、替代和置换“政党政治”、“理论辩论”和“阶级问题”等政治现实的支配实质。他认为,这个“去政治化的政治”过程,是一个近数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问题”。而震惊全球的中国“文革”运动,则是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趋势的拒斥、狙击、破坏和反动: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将“文化大革命”与社会分工的灵活性联系起来,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等级的)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成等级关系和对抗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而“文革”初期的各种群众自治组织]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42)

而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框架下,伴随着60年代理想激情的消逝,在中国,真实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形式过程上的“政治辩论”以及内在灵魂的“道德感召”,均被淹没在“去政治化”(汪晖还使用了“去革命”、“去国家”、“去阶级”、“去敌我”等术语)之“向钱看”的“金”色浪潮之中。最终,新的、政治性的安排被置于“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被“自然化”和“正当化”了。因此,汪晖的结论是,在清除了“去政治化的政治”这层“现代性”的重重迷雾以后,毛泽东“文革”运动之“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实质,就自然地得以再现。今天,回头审视毛泽东“大民主”理论和实践的理论价值,将会对人们理解和反思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引发颇多的反思和启迪。

在第二个角度上,一些“新左翼”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实际上已被后人大大地误读了,因为毛泽东当时所提出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乃至中共高层的领悟水平。有学者借助民间意识而直截了当地把毛泽东再次称为“神”:“正如中国老百姓说的:毛泽东是‘神’,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这么一个真‘神’,有谁可以和毛泽东相比呢?……本来是个平庸的凡人冒充神威主政,恐怕就不可能取得毛泽东领导的成就。摩西在带领犹太人艰难跋涉的漫漫长途中,也有失误和悲剧,但摩西毕竟把犹太人带到了新家园。如果犹太人老是把目光聚焦在摩西的失误和悲剧上,无休止地埋怨和诅咒,那,他还能办什么事情?”(43) 甚至更有网友把“文革”比喻为毛泽东的“十字架”,并描写了一幅相当悲壮的超意志主义之神正论(theodicy)的诠释图景:

“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们,虔诚的将他解救下十字架,就这样他复活了,并将不再死去,并将庇佑每一个弱小者的心灵和魂魄。”(44)

何新认为,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把马列的著作当作政治“圣经”的时代,毛泽东“提倡人民关心国事,勇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鼓励造反和‘反潮流’,倡导‘四大’和‘大民主’,把权威的标准由迷信党组织、社会的集体理性而下放于个人理性。这恰恰是启蒙精神的标志。”由于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超越性质,所以自然很难被普通人所理解。在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意义上,“文革”应当被看成是当代中国的“毛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运动”(45)。也有人直接地宣称: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尼采!”(46) 毛泽东饱受争议是无疑的,甚至是自然的,因为这些争议的动力恰恰来源于他那超越的创造性批判精神。最后,何新极富激情,气势恢宏地结论道:

“‘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47)

另外,有部分“新左翼”学者的作品注意到在历史语境的上下文中解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选择,(48) 但与理论论述文章相比较则是相当有限的一小部分。

在我看来,才华横溢的“新左翼”严肃学者,通过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再解释,进而反思“现代性”病症的深刻焦虑,并以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行动为透视镜,试图凸显和抨击目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某些严重的弊症,这些反思和批判无疑是振聋发聩和发人深省的,其理论视野和中心立意都具有跨时代、跨历史、跨学科的“大跨度”特征,其论辩雄心相当广阔,甚至不能仅用对当下中国社会出现“新不平等”的忧虑加以简单解读。在更深刻的层次上,这些论述时时触动和激荡着那些不满足于世俗安康而关注着人类命运的“不安的灵魂”。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的关切和焦虑已超出了自我的限界,他们的意图是试图找回非物质之价值的置放基点,其眼光与其说是中国性的,不如说是超国界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经过“新左翼”的再解释,丰满复杂的历史变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作为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毛泽东,就被从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了,他那原本带有强烈个人意欲的政治动机,就被抽象成某种具有普遍意向的理想图景。这样,带着一种理想的洞见去观察“被选择”以后的历史,“新左翼”所建构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应然”(ought to be)的毛泽东,从而就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诸多对现实的愤慨和对未来的愿景(visions)投射进一个美丽的乌托邦镜像之中。但是,理论阐释的合理化意图必须首先满足和尊重历史过程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要求,恰恰是传统观念史研究遭受质疑的要害之一(49)。另外,似乎与这种“理性”判断同等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富有情感的血肉之躯,每当念及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曾为纯洁理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年轻亡灵,再追溯至近代以来为保卫国家而壮烈捐躯的所有中华儿女,思想家完全忽略后来历史过程中由于权力分配的无情角逐和翻来覆去的意识形态运动而付出的惨重代价,难道高调的理论阐释真的就可以做到“心安理得”吗?主导政治家个人的历史责任难道也真的就可以轻易回避,甚至一卸了之吗?就笔者体会,毛泽东本人临终之际对后人对其晚年思想、行为之评价的高度疑虑和深深戒忌,其实已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别具深意的特殊解答。(未完待续)

注释:

(32) 参阅:萧功秦《新左翼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公羊[编]:《思潮:中国“新左翼”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2003版,第406-414页。

(33) 中国“新左翼”的理论来源,一方面是葛兰西(Gramsci, Antonio)的文化霸权(quoted from wiki; cultural hegemony)、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的“多元决定论”(over determination);另一方面则是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参阅:童小溪《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毛泽东的政治社会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郭建《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3月号。

(34) 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罗金义、郑文龙编,《浩劫以外:再论文化大革命》,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72页。

(35)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http://www. chinampaonline. com/lunwen/maozedongwenge. htm。

(36) “鞍钢宪法”是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所作的批示。其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37)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

(38) 王绍光:《公众决策参与机制:一个分析框架》,http://www. strongwind. com. hk.

(39) 参阅: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2003年第7期。

(40) See, Carl Schmitt, “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 tr. by M. Konzett & J. P. McCormick, in Telos, No. 96(1993), pp. 130-142; Alessandro Russo, How to translate“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7, Issue 4 December 2006, pp. 673-682; Tom Crumpacker,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and the End of History”, State of Nature 2, Winter, 2006.

(41)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页。

(42) 同上,第14-15页。

(43) 吴明:《因为有了毛泽东,才有新中国》,载《导师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44) 佚名:《孤独的毛泽东》,www. wyzxsx. con/Article/Class14/200709/23852. html.

(45)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http://www. hexinchina. com. 2004-4-8.

(46) 武振荣:《论“十年文革”中的毛泽东》,新世纪新闻网(www. newcenturynews. com)2006-11-15.

(47)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http://www. hexinchina. com.2004-4-8.

(48) 参阅:水陆洲的《文革简论》,该书由“乌有之乡”网站连载。此文当属为毛泽东辩护的最著名的网络文稿。另参阅:萧喜东《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中国与世界》,2000年第12期、2001年第1期。

(49) 参阅: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任军锋译,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9页。该文被视为政治思想史之剑桥学派的奠基性文献。后收入:Visions of Politics, vol. Ⅰ,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7-89.

萧延中,《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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