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2日 星期二

有幸识高华


  有幸,此生在大学时代就认识高华老师;有幸,在夜晚的南大校园跟他散步畅谈;有幸,毕业论文得到他手把手的指导;有幸,常去他家书房听他娓娓道来人和史。


  高华老师与南京大学,与南京,像一份“无处可逃”的因缘,几乎因此可以在聊起、忆起时,在脑海中浮起“南京高华”的水印。这四个字棱角清晰,方正干脆,也如其人。

  南大的前身,是民国旧都的中央大学,校址所在是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赛珍珠在这里任教、居住了十年,在这里写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但以前的辉煌,可以转瞬变为“身份的原罪”,越辉煌越深重,以致即使改革开放了,南大在高校官场的资源争夺战中还是落尽末流。

  这故意的疏离和流放,竟无意间也释放出一些“松懈”的空间。加上在这所朴雅低调的大学里,有许多老派的学者教授,在骨子里还是坚硬无比,虽已微弱,但仍可感。未必无心名利,却也甘心寂寥;未必不想当官,但仍首重师道。所以,在1978-1991年间,曾引发过若干重要思想事件。比如,1978年引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出自该校教师之手。

  一座这样的城市,一所这样的大学,它的遭遇和底蕴,似乎暗合着高华老师的人生和学术际遇。

  我在南大政治系的第一堂课,老师就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写在了黑板上,让刚脱离高考梦魇的年轻人眼前一亮,虽然这样的“甜品”来得有点晚,比起一进大学就汲汲于学分的大学生,却也算是跨过了反向的“独木桥”。与创办“思想的境界”网站的李永刚老师的相识相交,更像是打开了一扇窗。

  我从李永刚那里得知了高华老师当时刚刚杀青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并很快从“思想的境界”网站上读到了节选和高老师其他单篇论文。节制却有力的论证,朴实但有节奏的文笔,深深吸引了我。2000年大三选课时,当看到全校选修课表上有高华老师的现当代历史课,就毫不犹豫地选读了。

  高华老师的课,几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他的声音高亢而顿挫,有史家的豪迈与清凛。至今印象很深,他在课上总是提醒大家,任何言之凿凿的历史结论都为时过早,都是武断的。举例时,他信手拈来各种党史材料佐证,如数家珍。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在写毕业论文时,找到高老师,跟他讨论选题方向,请他帮忙做指导老师,没想到他竟爽快地答应了。以后,经常有机会去他龙江小区的新家,跟他讨论论文的写作,闲下来,就闲谈时事。高老师对时事和思想界动态的兴趣极浓,也非常乐意听我跟他讲网络上的新鲜事。对我的很多不成熟意见,他不会直接批评,而总是在肯定其中的合理和可能的部分后,谨慎地提出他的不同意见和建议。这让年少轻狂的我感受到,思想是有尊严的,思想也可以有在宽容中具备力量的一种境界。

  有两个不会忘掉的小细节。一次是毕业论文终于到了做最后修改的阶段,高老师提出从头到尾梳理一遍文字,他在电脑前一句一句修改文本,突然转过头对我说,简洁晓畅才是文字的最高标准。另外一次我帮他代回一封电邮,他口述我记录,他对每一封朋友的电邮都极其重视,用词造句语气,都要用心推敲一番,保持自然和分寸。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给高老师在海内外带来了学术声誉,他自己也特别重视,一直为修订收集新材料。但高华老师自己是很清醒的,有一次,他凝重地对我说起,喜欢看这书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真的反思“左”祸的,另一类是拿来学习“成功经验”的,很多人自己跟他说这理由。

  经历过疯狂革命年代,对偏激和“左”倾思想,高老师的反感和警惕是很强烈的。这在他谨慎的性格之外,表现出特别率性的一面。记得他一句常说的南京方言口头禅,叫“烦不了”(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高华老师的历史研究动力之一,是以无可辩驳的历史材料和历史分析对“左的浩劫”展开反思,唤起更多人的反思和觉醒。

  高老师在世的最后一个春节,我从老家无锡坐高铁去南京看望他。一路上,看着沿途飞速闪过的夕阳景色,眼泪止不住哗哗流出。见到他瘦弱的身躯时,还来不及心生悲戚,他已笑容满面,开始聊天,仿佛学生是来交作业的,侃侃而谈,仿佛我从未真正离开他家的客厅。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他好像在心里早已对自己狠狠地说过一句:烦不了!

  万分惭愧的是,在他最后的日子,犹豫徘徊很久,竟仍然没有勇气给他打电话,也许因为,我不知道该在电话里怎么说告别的话,不知道怎么安抚被病痛折磨四年如今大限将至的心情。只能将无限哀思托付星空。但我知道,他睿智宽爱的笑容和铿锵跌宕的声音,此生此世,都将萦绕在我心间。

柴子文,《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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