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的“三国杀”，中宣部曾作协调

 　　[导读]自1940年代鲁迅在延安获得尊崇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可以任学者自由评价的人，对他的作品的任何质疑，都涉及到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甚至还会卷入到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漩涡而危及生存。


1956年10月14日，宋庆龄、茅盾、周扬、柯庆施、金仲华、许广平、锺民、李琦涛、巴金、靳以、唐护送鲁迅灵柩至上海虹口公园鲁迅新墓墓地。 图/ 新华

　　1970年代末，对鲁迅的研究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而开幕戏，则是对“两个口号”的评价之争

　　鲁迅是文学家，以杂文著称于世，但因时代的因素，被贴上“革命文艺的旗手”的政治标签，这个并非中共党员的人，就此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场域”：自1940年代他在延安获得尊崇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可以任学者自由评价的人，对他的作品的任何质疑，都涉及到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甚至还会卷入到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漩涡而危及生存。

　　但是到1970年代末，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转变。对鲁迅的研究，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而开幕戏，则是对“两个口号”的评价之争。

　　所谓的“两个口号”，是指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提出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前一个口号是周扬提出来的，后一个口号是冯雪峰与胡风商量后，征得鲁迅的同意，以鲁迅的名义提出来的。

　　周扬、冯雪峰和胡风，当年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周扬还担负着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工作的领导之责，但当年他们却互不相让，争论得不亦乐乎。直到病重的鲁迅在冯雪峰的帮助下，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后，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以及沙汀、陈荒煤等人，才主动退出了争论。

　　争论是平息了，但双方都没有服气，由此有了被后来文学史的书写者称之为“宗派”的叙事。但因为涉及到已经成为“革命文艺旗手”的鲁迅，所谓“宗派”之间的较劲，谈到“两个口号”的争论，都小心翼翼，唯恐触碰到鲁迅而犯“路线错误”。

　　1966年2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纪要》给“两个口号”定了性：“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文艺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两个口号”之争的喧嚣又起。双方各自拥有一批拥趸，也各自有了自己论战的地盘，这就是所谓的“西鲁”“中鲁”与“东鲁”。

　　“西鲁”是指李何林主持的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研究室，因其地处北京西部的阜成门而得名。

　　李何林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革命老前辈，也是文艺界老一代著名学者。1939年，李何林出版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坚定地站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立场上，论述了“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

　　李何林主持“西鲁”的工作比较早，这得益于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上书。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反映鲁迅书信出版、著作注释和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批示赞成。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形成1975年中发312号文件，使鲁迅研究在全国成为热潮。这次会议还决定，李何林调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并兼任鲁迅研究室主任。

　　“中鲁”是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因其地处朝阳门内、位置居中而得名。这个编辑室是冯雪峰的老班底。建国初期，冯雪峰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将自己在上海主持的“鲁迅著作编刊社”带到北京，成立了鲁迅著作编辑室，他亲自兼任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编辑室停止了工作，1975年才恢复。

　　“东鲁”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成立的。1978年，当年的“国防文学”派为了推动对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新评价，摘掉“资产阶级”的定性，在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评“两个口号”的文章。

　　随后，成立了鲁迅研究室，由沙汀和陈荒煤主持，分管领导是社科院副院长周扬(此时周扬已由虚职的顾问转任实职的副院长)。这个研究室因地处京城东部的建国门，而被称为“东鲁”。

　　分歧公开化

　　尽管“东鲁”的《文学评论》所发的文章既有拥护“国防文学”的，也有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但在“中鲁”和“西鲁”——尤其是“西鲁”——看来，这些文章有贬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倾向，也有对鲁迅不尊重的苗头，“东鲁”仍然是“国防文学”派。

　　为此，“西鲁”以《鲁迅研究动态》为阵地，“中鲁”则为“西鲁”提供材料和帮助，就“两个口号”的评价问题与“东鲁”展开了争论。

　　1978年春，在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左翼作家联盟”讨论会上，李何林作了一个发言。他首先肯定说，“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论争，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他认为，争论的焦点是坚持还是取消无产阶级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国防文学”的缺点错误，跟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有关。

　　在1978年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四人帮”把“国防文学”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相提并论的话语言犹在耳，李何林的观点自然引起了一些人本能的反感，而“国防文学”的倡议者和拥护者更是情绪激烈地反对。

　　3月14日，北京大学主办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座谈会。根据会议的议程，首先发言的是夏衍、冯乃超和沙汀。

　　据当年主持会议的袁良骏后来回忆：“夏衍同志的发言火药味甚浓，说来说去是胡风串通冯雪峰蒙蔽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分裂主义的口号，否定‘国防文学’的正确的口号，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夏衍同志的一家之言，不值得大惊小怪。由于他在‘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发言比较激烈和情绪化，也是情理中的事。当然这一发言的轰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冯乃超同志的发言比较温和、客观，沙汀同志的发言则重复了夏衍同志的观点和情绪。”

　　李何林本来被安排在第4个发言，但被告知，不要发言了。

　　这次座谈会后，“东鲁”和“西鲁”的分歧公开化了。

　　冯雪峰的材料和茅盾的文章

　　在双方的论战中，人们自然想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倡导者、鲁迅的坚定追随者和支持者冯雪峰。而此时，他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两年了，未能等到右派平反的那一天。

　　于是，一份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高压之下所写的交代材料，就在一些人中传阅开来，这就是《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

　　1978年夏天，“两个口号”争论中的当事人之一的茅盾，在上海看到了这份材料。茅盾的子女韦韬和陈小曼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有位朋友寄来了一份上海流传的冯雪峰在“文革”中写的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材料，其中披露了一段令爸爸吃惊的内幕，原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提出来的，经与冯雪峰商量后，再去找鲁迅并得到两重性的认可。这使爸爸有一种受欺骗、受侮辱的感觉，因为几十年来爸爸一直认为这个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所以当时爸爸十分爽快地表示了赞同。

　　看到这份材料后，茅盾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交给了“东鲁”的沙汀和陈荒煤。

　　在“东鲁”的运作下，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同时刊登了茅盾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材料。

　　茅盾的文章题目是《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他在文中写道，胡风利用了鲁迅对“左联”一些人的作风的不满，来达到分裂进步文艺界的目的。“不能不坦率地说，当时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

　　对于冯雪峰材料中提到的茅盾对鲁迅的态度不好的问题，茅盾解释说，这是由于他1935年曾对鲁迅说过“胡风形踪可疑，与国民党有关系”，以致鲁迅“脸色一变”，从此跟他疏远了。茅盾认为，鲁迅被胡风所利用，存在一个“知人之明”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冯雪峰难辞其咎。“我以为造成鲁迅如此信任胡风，冯雪峰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茅盾还指出，他无意贬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鲁迅同意的口号，但是，“国防文学”的口号可与之相辅相成。

　　《新文学史料》第二辑问世后，一场轩然大波陡然而起。

　　东、西鲁论战

　　李何林感到，“东鲁”实在相逼太甚。

　　在他看来，社会科学院让沙汀和陈荒煤负责文学研究所、再搞一个鲁迅研究室，是“任人唯亲，宗派主义”;拉在“西鲁”兼职的北大教授、鲁迅研究专家王瑶去当鲁迅研究室副主任，是为了让“西鲁”垮台;茅盾、周扬等人发起成立“鲁迅研究学会”，要求他参加，是为了“利用”他……

　　带着这样一种个人恩怨的色彩，“西鲁”所发表的回应文章，火药味十足。3月15日，“西鲁”很快写出了一篇文章《也来澄清一些事实》，对茅盾的“澄清”作了再“澄清”。

　　文章完成后，即送“中鲁”的《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答允在第四辑上发表”。但是，到5月底，《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对“西鲁”说，冯雪峰的材料和茅盾的文章发表后，编辑部“又收到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几篇，如果都发表，还会引来其他文章，就变成了辩论刊物，不是‘资料’性的了，不如都不发表罢”。客客气气地退了稿。显然，“中鲁”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某种压力。

　　“西鲁”的文章一送到《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茅盾就读到了，他以回答记者采访的形式做出了回应。文章发表在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和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上。

　　茅盾尖锐地指出，鲁迅研究存在形而上学，神化、歪曲鲁迅。他还指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

　　《也来澄清一些事实》“中鲁”不能发表，“西鲁”便将之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在他们自己编辑的、1980年1月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第四辑上。“这篇文章，是茅盾先生点名要我们‘出来答复’的，并非主动来参加论战，所以觉得仍有答复的必要。”

　　文章主要针对茅盾《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做了回应：

　　第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究竟是谁提出的?进一步的问题是，鲁迅和冯雪峰是否被胡风所“利用”?文章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提出的。左翼文艺界的“分裂”“混乱”，责任不在冯雪峰和胡风。

　　第二，鲁迅是否缺乏“知人之明”?文章认为，鲁迅根本没有“失察”，也更谈不上没有“知人之明”的问题。“至于胡风的问题，我们相信历史会作出恰当的结论。”

　　在这期刊物上，李何林还以“昨非”的笔名，针对茅盾的答记者问，写下了一则“补白”——《鲁迅研究也有“两个凡是”吗?》。他称，茅盾是“借反对‘神话鲁迅’之名来贬低鲁迅”“在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上抹黑”。

　　1980年4月，在为筹备鲁迅诞辰100周年所举行的座谈会上，李何林再次在发言中对茅盾的文章提出批评，口气和态度比“补白”更严厉。

　　中宣部叫停

　　在茅盾与李何林笔战正酣之际，当年“国防文学”的倡导者之一、“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也加入了论战。他写出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一文，交给主持“东鲁”的陈荒煤，刊登在《文学评论》上。

　　夏衍在1957年反右时曾在批判冯雪峰时有过一个“爆炸性发言”，认为冯雪峰和胡风欺骗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夏衍基本上重复了他那“爆炸性发言”的观点，并且声明说：“那次讲话，现在想来，除了有点感情激动之外，讲的全是事实。”

　　对此，“西鲁”以《鲁迅研究动态》为阵地，在1980年的1～5期上发表了一系列反驳夏衍的文章。

　　5月16日，李何林更直接上书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和胡乔木，称：“以‘国防文学’论者沙汀为所长、陈荒煤为副所长的文学研究所的《文学评论》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国防文学’论者夏衍的一篇长文，表面上是搞冯雪峰、胡风，实际上是搞鲁迅，读者一看就知道了，因而引起了全国很多人的愤慨。”

　　他说，听说该刊编辑部收到不少驳斥夏衍的文章和来信，但至今都不见发表。“这是只准一家独鸣，和1936年6月‘国防文学’方面的《文学界》不发表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是一脉相承的。”

　　李何林将“东鲁”和“西鲁”的争论闹到中央了，中宣部只好出来作协调工作。1980年，中宣部连续发出7号和21号文件，要求对涉及到左翼文艺运动和胡风的评价问题，不要在报刊上展开争论。

　　至此，报刊上即不再有文章公开发表。“东鲁”和“西鲁”的争论逐渐停息。

　　徐庆全，《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