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文革”：“历史决议”是如何炼成的（下）

　　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组搞出了一份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谈话最后，邓小平特意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谈话，等于是为起草小组确立了起草《决议》三项基本原则。后来，邓小平又找这三人谈了一次，加上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此后，邓小平对《决议》发表的意见有十五、六次，大多围绕在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毛的错误。

　　1980年6月，起草小组拿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初稿后说：“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之后《决议》稿的几次大改，其实还是起草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够充分。

　　当时，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公开平反，林彪、江青两案审判也在准备中，文化大革命显然要被根本否定。一些人在思想上开始松动——毛泽东发动了错误的文革，给国家造成了灾难，这面旗帜还要不要打？这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中共的历史将被否定，中共领导政权的合法性也将不复存在。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上来寒暄了两句就抛出一个颇敏感的话题:“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邓小平在这位外媒记者面前“解剖”了自己:“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我也有份。”“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

　　法拉奇又说：“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听了之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做赫鲁晓夫是愚蠢的。”他明白无误地向全世界表达：不会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

　　胡乔木亲自动手，提出“内乱”的定义

　　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还在紧张工作着。对于起草小组撰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稿,胡乔木都不满意,后来索性从头至尾亲自撰写。

　　除了历史问题，起草小组能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和现实密切相关，就是要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这个问题又绕不开对华国锋的评价，此时的华国锋，还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因此，这一段最初只写了6行100多字意思了一下。

　　到了9月10日，一个完整的决议稿写出来了，当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这一稿中关于“文革”的论述占全稿将近三分之一，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可以说是整个《决议》中最受人关注的部分。在座谈会上，胡乔木讲了历史决议中一个份量很重的新论断，那就是“文革”的性质——不是革命，而是内乱。参与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回忆了“革命”变为“内乱”的思路扭转：“它叫‘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革命’,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叫‘革命’。那么，能不能说是反革命?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但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好说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斗呢?只好叫内乱，是一个特殊的局面。”

　　说明了毛泽东的错误,这就为完整、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难题。本来，关于“文革”的危害和毛泽东的错误，在小组征求意见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认为，在《决议》里不要写“毛泽东思想”，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可以既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后来胡乔木提了一个办法——把“毛泽东晚期的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社科院副院长周扬认为“晚期思想”就不容易区分其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同，而且还会发生“晚期”、“早期”、“中期”等类的问题，不如干脆提“晚年的错误”为好。《决议》后来就采用了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

　　座谈会后，根据中央常委同志的意见，胡乔木亲自执笔加写了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两千多字，于10月6日送常委各同志审阅批改。

　　当天，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完新增的这一段后都表示同意，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先念出国,没有来得及看,原先已经表示过赞成写。华国锋亲自给胡乔木打电话,说这段话没有经过常委正式讨论,不赞成加印到决议的讨论稿里去。胡乔木即将华国锋的意见报告邓小平、胡耀邦。10月10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表示既然华国锋不赞成，先不加。

　　四千人讨论：有人提议不提毛泽东的错误

　　10月中旬，《决议》发到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中谈论，接受更多人的评判。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大约有五千六百多人。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在体制内最大规模的针对毛泽东和“文革”等议题的公开讨论，史称“四千人讨论”。

　　四千人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头组织讨论。讨论中有许多不同意见，有时还展开激烈争论，有些问题也提得相当尖锐。

　　比方说：如何评价“文革”前17年？

　　胡乔木的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有人疑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许多人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也是这次争论的焦点，大家对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绩分歧不大，但对他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实践则颇多非议，而这些问题又和毛泽东的为人、行事作风相关。有人就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整人告终。

　　针对这种情况，党内有一些人也非常担忧，开国大将黄克诚就不同意错由毛泽东一人负责，他说：“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样大的错误呢？”

　　对于许多人由于受过打击、坐过牢的干部对毛泽东有愤慨情绪，黄克诚说可以理解，他自己也吃了一些苦头，但是：“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慨不平出发。”

　　四千人讨论的一些意见也随时送到邓小平那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认为不仅是理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写过头，会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还提出,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

　　陈云就决议中如何具体写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向起草小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

　　陈云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这种分析,与早前邓小平的对此问题的认识“如出一辙”,而陈云的意见对起草小组如何评价毛泽东,以致总结“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

　　胡耀邦方案不予考虑

　　四千人大讨论的时候，有许多人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比如华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坚持“两个凡是”等，这等于是为华国锋下台做铺垫。从1980年11月1O日起一直到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九次会，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人事更动。会议开得非常严肃，对华国峰做出评价，提出批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发了言，个个都赞成华不能再当主席了，退下来，保留副主席职务。华国锋自己也同意。会议做出了决定，华不当主席，由胡耀邦接替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到了此时，胡乔木写的关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那一段才印到决议上。

　　到1981年2月上旬，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子出炉，送中央常委审阅。胡耀邦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太长太细，很烦琐，会引起争论。提出了自己组织一个班子来起草决议稿子的想法。思路是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不算细账。邓小平说：“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胡乔木不赞成这个方案，认为按胡耀邦的这个方案，可能会写成总结经验的报告或宣传鼓动的文章。

　　3月初，按照胡耀邦思路形成的一份铅印的《口头汇报提纲(草稿)》送呈邓小平。他看过之后表示：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

　　《决议》的起草经历了三个年头,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了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讨论。至于究竟几易其稿、修改了多少次，起草小组成员之一的龚育之淡淡地说：“无数次，没法计算，说不清楚。”

　　3月24日,邓小平去看望陈云。26日，邓小平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转述了陈云的意见，陈云的想法是，加一个“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样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就更全面，树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陈云的建议被起草小组所采纳。到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他指出：《决议》这个文件要尽快拿出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

　　胡乔木、邓力群对《决议》的最后修改一直持续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幕前一天。1981年6月27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在29日的闭幕会上作了比较高的评价：“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整个《决议》3万余言,分为8个部分。《历史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科学总结,《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不这样做,就不能冲破“左”的思想理论的束缚,就不能开辟出一条新路来。但是，因为在《决议》起草初期就确定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决议》也不可能解决了党史上所有问题。党史上许多细节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调查研究，但守住《决议》彻底否定“文革”、对毛泽东评价一分为二的底线，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熊崧策、胡元，《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