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陈云、李先念等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吕相友/中新社)
去年夏天，由各路专家学者及媒体人参加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传递出来强烈的批判“文革”、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在知识阶层被广泛热议。无独有偶，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回答关于政改和王立军事件两个问题时分别提到《决议》的重要历史地位。
今天，我们回想起30年前这份《决议》出台的前前后后，或许要在其中寻找的，正是我们所缺失的果敢与勇气。十年浩劫，这个国家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跑了很久，蒙蔽着本能看清世界的双眼，却自以为找到了方向，最终头破血流。
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受到公开挑战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接班的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主张“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对毛泽东感情很深，没有可能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5月的八个月时间里,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是毛说过话的,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也就不好出来继续担任领导，许多冤案错案也得不到平反。
这种不黑不白、不清不楚的状态是当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能满意的。
1977年3月10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商量，要共同发难，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会上，华国锋重申“两个凡是”的方针，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3月13日，陈云来到西南组作了书面发言，陈云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并力顶邓小平复出。陈云的这篇发言共285个字，但会议简报组却删去了其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陈云看后问：为什么搞“摘要”？对方解释说：其中有些话与华主席的讲话口径不一致。
后来华国锋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适当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回答，而这时的邓小平已经73岁，华国锋比邓小平小17岁。“两个凡是”成了阻止邓小平出山的力量，但对抗“两个凡是”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主要是一些党政军元老，实力不可小觑，华国锋在这些人面前实际上处于守势。
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奉华国锋之命看望了邓小平，希望他就“天安门事件”表个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被邓小平拒绝。4月10日，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用词巧妙的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但在私下场合，却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谈话，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严厉批评：“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很快，在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之前还是全民共讨之的罪人，现在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元老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思想上还是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大量“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案件得不到解决。比如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许多当时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人还在囚禁之中。党内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不乏其人。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发表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天之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篇文章的观点与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如出一辙。在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下，这场讨论迅速扩散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在党的高层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华国锋也感到从1979年起应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最小成本的改变：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会议的规格大概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者很多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元老，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也有,但已经不占优势。
开幕是华国锋的讲话，他不再提“两个凡是”，但限定了会议的三个议题：一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二商定1980和1981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副主席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11月12日，陈云提出，中央应该迅速解决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一案、彭德怀骨灰安放八宝山、对康生给予批评以及“天安门事件”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发言结束后，陈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负责主持小组讨论会的同志面前说，“看你们这次敢不敢全文照登？！”第二天，陈云的发言在大会简报上全文登载，这犹如重磅炸弹在整个会议上引起轰动。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说：“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各分组的讨论者对此强烈不满，说这个提法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关于“文革”的许多问题，终于被邓小平和陈云摆在桌面上谈开了，“两个凡是”也终遭批判。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到：“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0忙去作。”人们开始嗅到了这个国家马上要有重大变化的气息。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被选举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从此，邓小平和陈云都成为中国政治核心中的重要成员。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得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环境出现了令人兴奋的松动迹象，为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空间。“文化大革命”搞得人们思想混乱，是非不清，许多理论问题，来不及深入谈。在叶剑英的建议下，理论工作务虚会在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召开。此前，“五一六通知”，或者更早的八届十中全会所坚持的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左”的基本理论，三中全会并没有涉及到。真正涉及，就是这次理论务虚会。后来起草《决议》，对毛泽东的批评，其实很多是吸取了理论务虚会的讨论成果。
《决议》的先声：叶剑英建国30周年讲话
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年初部署全年宣传工作时，胡耀邦就提出，要为国庆30周年准备一篇重要的文章。到6月间，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德高望重的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
讲话稿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主持起草。既要向前走，步子又不能迈得太大，起草困难可想而知。大家意见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涉及不涉及“文化大革命”？有一种意见认为，写一篇宣传鼓动的讲话就行了,可以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问题。后来还是回顾了整个三十年，对建国后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基本估计，但没有直接对“文化大革命”作明确否定的判断。第二个问题是列哪些重要历史人物以示怀念？当时拉了一个很长的名单，但没有刘少奇，因为刘少奇当时尚未平反，最后只列三个共产党人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第三个问题，是讲不讲毛泽东的错误？最终起草小组想了个办法：讲话从头到尾涉及毛泽东的错误全部没有主语。讲话稿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
这篇讲话花了大量的篇幅批判“四人帮”，对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叶剑英说：“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讲话后，人们议论纷纷，很多人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往后摆，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心思就不定。
十年“文革”给这个国家压上了巨大历史包袱，不把过去的遗留问题解决，不把沉重的历史担子甩掉，就无法安下心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是那些成千上万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非常急迫的要求改变现状，但前提是要先“回头看清楚”，接着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因此，在讲话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成为全党迫切的要求。人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文革”？而这必然会涉及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这两个问题该如何回答也就成为此后决议起草过程的核心。
胡乔木先后两次起草“决议”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开会。
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胡乔木就参与了毛泽东领导和主持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全过程，那是一份树立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文件；这次又负责起草第二个《决议》，先后两次为解决历史问题、统一全党思想而起草决议，党史上再无第二人。
胡乔木对起草工作作了布置：现在就着手，以起草国庆30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和中央档案部门调人。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分四个阶段做准备，今天开始就脱产，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胡乔木讲了四段的划分和负责各段的人员，还列了一个大名单，向这些人咨询、座谈、征求意见，各阶段还需要找谁请教，各自商量决定。这次会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六所开始工作了。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邓力群负责。后来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也加入进来，属于领导层面的。写作的地方,最初在万寿路新六所的一号楼,中间一段时间搬到玉泉山,以后又搬回新六所。
参与起草工作的有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后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和廖盖隆、中央组织部调研室负责人袁木、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滕文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组长郑惠、《解放军报》邵华泽、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卢之超、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石仲泉、席宣、杨增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副组长郑必坚等人。
邓小平推翻初稿
胡乔木对于《决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心里是清楚的，他认为,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他认为：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与此相联系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同时，国家民主进程的中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党的生活方面，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过分突出。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未完待续）
熊崧策、胡元，《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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