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5日 星期六

回望文革年代的“内参片”


  1895年,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火车进站》、《工厂大门》为标志,电影呱呱坠地,并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综合艺术。电影进入中国并不晚,1903年就有电影放映,1905年,中国人就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已经相当繁荣,鲁迅就把看电影作为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然而,到了文革年代,电影却变成了公众生活的稀缺品。造成这一局面的也是一位曾经的电影演员蓝苹,她后来嫁给毛泽东,改名江青,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1966年初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规模很小,参加者只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总政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人。江青让他们陪着看了几十部电影和几出戏。她对大部分影片横挑鼻子竖挑眼,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把整个文艺界说成漆黑一团。这个纪要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强调会议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样,江青个人对电影的好恶,对文艺的好恶,就成为国家意志。此后,不论是国产电影,还是进口电影,几乎都被打入封资修行列,老百姓再无观看的权利。数年间,能和公众见面的故事影片,就剩下《地雷战》、《地道站》、《南征北站》、《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等有限的几部,以及引进的少量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故事片。文革中后期,恢复了故事片创作,但江青把电影视为自己的地盘,居高临下,说三道四。故事片《创业》连王洪文都同意公映,江青仍然横加指责,让电影界无所适从。毛泽东不得出来说话:“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江青让老百姓几乎没有电影可看,她却不少看电影。在陈墨、启之主编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中,电影资料馆专家戴光晰女士回忆了相关往事。“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刘庆棠等人负责选片小组。说是为毛主席为中央首长选内参片,又让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专门为他们译片。“四人帮”里看片的主要是江青和王洪文。那些尚未译制的影片,就让戴光晰等懂外语的专家现场口译。

  “钓鱼台的人都是半夜看影片。但是他们手下的人要提早好几个小时准备。比如晚上八点就把你接进去,免得有差错。先到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在客房里等着,一直要到凌晨快两点江青才来。这些人在钓鱼台都是一个人一个楼观看。王洪文跟江青一个是17号楼,一个是14号楼,楼下是服务人员呆的地方。江青看电影不带别人,自己一个小放映厅,沙发前还有一个脚凳,后面有两个护士随时给他测体温。她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时好多东西都没有看进去,倒是注意女兵洗澡。俄罗斯人洗澡都要用白桦树枝拍打身体,她看不惯,说:‘这是很下流的。’王洪文跟江青不一样,他是从上海的一名工人当上副主席的,我去他的楼里,听见他在楼上叫:‘再来一瓶茅台。’他在那里大吃大喝后,醉醺醺地下来看电影。他对严肃的影片不感兴趣,《悲惨世界》看了一半多点就不看了。他感兴趣的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歌舞娱乐片。姚文元是搞评论的,也不看这些东西,他热衷于耍笔杆子。张春桥看片子也不太多。”

  江青、王洪文能看内参片,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能看。戴光晰回忆到翻译内参片时感受的微妙气氛:“70年代初,朱老总常把内参片调到‘中联部’礼堂与一些靠边站的老同志一起看,我非常愿意去为朱老总翻译影片,因为在那里我经常见到耿飚等老同志,复出的邓小平也常去那里。老同志们都默默地坐着,寡言少语的彼此相见知道都平安无事就够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前的两个星期还在中联部看片,有一天他没来,老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似乎已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叶帅经常把影片调到西山去看,经常请荣毅仁夫妇看内参片,利用这种场合彼此见面很好,因为这不是聚会,只是一起看影片而已,其实叶帅看片时经常打瞌睡,他调片常常是为了别人。宋庆龄最了不起,她在自己的寓所看任何语言的影片都不需要翻译,而且从下午四点一直看到午夜一两点,一口气看四五部影片。陈毅同志到‘中影’公司来看片,一边走一边用四川话大声嚷嚷:‘什么《山本五十六》,什么《虎,虎,虎》,我怎么都不知道!’”

  粉碎“四人帮”以后,电影开始了逐步解禁的过程。有关部门开始影片的节奏,远远满足不了各界人士的文化饥渴,于是,看参考片成为一时的风气。当时各部门召开全国性会议,都要找电影资料馆调几部尚未公映的电影,招待代表。电影资料馆也举办了日本、意大利、法国电影回顾展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请外语专家现场配音放映。不论是电影圈里的人,还是电影圈外的人,纷纷通过各种门路,搞来票子观看。倒票的黄牛,也趁机小赚了一笔。当时中国电影资料馆,成了最风光的地方。

  随着技术的进步,看电影的门槛一下子降得很低。有了网络、光盘等传播渠道,普通人不出门,不进电影院,只要有一台电脑,成千上万部影片就可以自由选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电影成为政权高层特权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普通公民已经不满足于拥有看电影的权利,还要拥有拍电影的权利。一些个人,手持家用摄像机,就要尝试拍片子。独立电影制片人,已经拍出了不少让人刮目相看的作品。电影就其本来的特性而言,就是一种属于大众艺术,在多数国家一向如此。国家权力对电影制作、传播和欣赏的垄断,是不可能持续的,也是不应该持续的。

丁东,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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