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南北定都之争

1912年新春前夕，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也宣布辞职，各省代表推举前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此期间，南北双方围绕着定都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就是民初历史上有名的南北定都之争。

迎袁专使团18日受命，22日从上海启程，取海道北上，26日抵达北京。 袁世凯为蔡元培等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特命开启正阳门，以迎接南方专使。进城所经路线都有市民、军人和学生夹道欢迎，并辟法政学堂为迎宾馆，共专使下榻。见面晤谈，袁世凯也是谈笑风生，一片融洽气氛。蔡等催其南下，袁也毫无推辞之意，袁虽明确反对建都南京，但对南下就职问题却从未拒绝，并且还给孙中山发电报说：“袁将不日到位。”

袁世凯打算南下的姿态蒙蔽了众人，其实他根本没有这个打算。袁与手下亲信、幕僚日夜商议、讨论，最终一致认为北方是北洋势力的根据地，一旦离开北京去南方，即有可能成为光杆司令而任由他人摆弄。但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又催之甚急，所以必须找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以让外间知道北部中国离不开袁世凯。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发生了，这让袁世凯找到了不能离开的理由。

北京兵变之谜

2月29日晚8时左右，正当蔡元培等人在迎宾馆准备就寝时，外面突然枪声大作，夜幕中火舌蹿跃，专使住所“亦有士兵纵枪破门而入”。专使们被唬得手足无措，匆匆遁入六国饭店躲避。此即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北京兵变”，因当时正是农历壬子年，故又称“壬子兵变”。兵变的队伍是曹锟的北洋新军第三镇一部，这场骚乱自朝阳门开始，下半夜蔓延到西城和北城，金银器店、绸缎庄、洋货店等成为重灾区。随即这场变乱波及天津、保定等地，乱兵“放火行劫，通宵达旦”，京津一带一片混乱。

这场兵变虽然时间很短，但因其时正是农历新年期间，又恰逢民国刚刚成立，所以京、津、保一带百姓异常恐惧，据秦风老照片馆编撰的《北洋岁月》一书记述：“其后一周左右，即使白天也关门闭户，街上鲜见行人。据事后统计，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银行以及制币厂亦遭劫掠，商民遭抢劫者四千余家。”

兵变发生后，英、美两国表示调兵进京增强使领馆警戒，日本在秦皇岛登陆，俄国亦调兵1000人由哈尔滨开到天津。袁世凯由此借口北方形势不稳拒绝南下。兵变次日，袁世凯即派人到六国饭店看望蔡元培等人，解释说:“昨晚是驻防部队哗变，反对袁总统南下，使各位专使受惊了，不过现在事态已经平息。”下午，袁又派心腹赵秉钧前去慰问：“为了平息哗变，袁总统只好答应起事的军队首领，重新考虑是否南下。军队首领也保证，只要袁总统留在北京，对肇事的军人将查明惩处，请各位专使将北京的事态转告南京。”

目睹了北京的乱局，蔡元培等急电孙中山及临时参议院：“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也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消灭袁君南下之要求，确立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以全垂危大局。”

对于这次兵变的起因，当时官方的说法是第三镇士兵听说共和将至，战时才有的特别饷银（每人每月一两）将被取消，兵众不满因而闹事。但实际上当时停止支领特别饷银的是北洋军第二镇和第四镇，而这两镇的士兵并未参与哗变，袁氏政府提出的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后来随着档案资料的解密、学术界的探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此次兵变的起因逐渐明朗，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兵变是袁世凯具体策划和部署的，是袁为迫使南京方面就范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第三镇是袁氏嫡系，统制曹锟又是袁之心腹，如无袁世凯的授意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哗变。据后来担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回忆说：“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唐绍仪的这段记录绘声绘色，时间、地点、人物俱全，兼之唐当时位高权重，知名度极高，故他的回忆后被广为引用，流传极广。

与曹锟极为熟稔的第三镇参谋官杨雨辰后来也在其回忆录中说：“这场兵变是有预谋、有组织而发动的，是袁氏父子早在数日前就蓄谋制造的乱局。”根据杨雨辰的回忆，兵变前的2月21日，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在其公馆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等北洋要人谈话，要他们将南方代表“吓回去再说”。次日袁克定又把曹锟单独叫去，随后曹便召集手下布置具体事宜。杨雨辰此说与唐绍仪的回忆倒是能够相互印证。

但也有学者认为，将这次兵变指为袁世凯的预谋，目前还缺乏直接的史料来证明，如果贸然下结论似有“因人定罪”之嫌。这便是关于“北京兵变”的第二种说法：与袁世凯无关说。

客观地说，作为在政坛浸染多年的老手，袁世凯应该有很多办法达到自己不离开北京的目的。事实上支持他的各方势力也不在少数，其中甚至包括像蔡锷这样的非北洋实力派人物，所以说，袁氏完全没有必要煽动兵变，玩火自焚。他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也透露说：“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

袁世凯有一个叫陶树德的侍卫，曾写过一篇记述北京兵变的文章，颇具史料价值：“据我所知，当兵变时，袁正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临时总统府楼上看公事。突然闻变，即传梁保森给曹锟打电话，梁原系袁任直隶总督时的中军(相当副官长)……正赶那天他去前门外吃春酒，遍找无着，袁十分急躁。此时楼窗玻璃已被枪弹打破数处，袁仍不肯下楼。内卫傅国宝见势危急，即强掖袁下地窖休息。工夫不大，见曹锟来伏地请罪，根据此种经过非袁授意已明。”作为袁氏身边的亲随，他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

不管起因如何，北京兵变让袁世凯达到了不离开北京的目的。3月6日，孙中山亲自电复“同意袁世凯在北京行使总统权力”；10日，袁世凯在蔡元培等专使观礼之下，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一场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南北建都之争，至此尘埃落定。


王凯，《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