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1日 星期一
1912:南北定都之争
1912年新春前夕,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也宣布辞职,各省代表推举前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此期间,南北双方围绕着定都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就是民初历史上有名的南北定都之争。
迎袁专使团18日受命,22日从上海启程,取海道北上,26日抵达北京。 袁世凯为蔡元培等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特命开启正阳门,以迎接南方专使。进城所经路线都有市民、军人和学生夹道欢迎,并辟法政学堂为迎宾馆,共专使下榻。见面晤谈,袁世凯也是谈笑风生,一片融洽气氛。蔡等催其南下,袁也毫无推辞之意,袁虽明确反对建都南京,但对南下就职问题却从未拒绝,并且还给孙中山发电报说:“袁将不日到位。”
袁世凯打算南下的姿态蒙蔽了众人,其实他根本没有这个打算。袁与手下亲信、幕僚日夜商议、讨论,最终一致认为北方是北洋势力的根据地,一旦离开北京去南方,即有可能成为光杆司令而任由他人摆弄。但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又催之甚急,所以必须找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以让外间知道北部中国离不开袁世凯。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发生了,这让袁世凯找到了不能离开的理由。
北京兵变之谜
2月29日晚8时左右,正当蔡元培等人在迎宾馆准备就寝时,外面突然枪声大作,夜幕中火舌蹿跃,专使住所“亦有士兵纵枪破门而入”。专使们被唬得手足无措,匆匆遁入六国饭店躲避。此即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北京兵变”,因当时正是农历壬子年,故又称“壬子兵变”。兵变的队伍是曹锟的北洋新军第三镇一部,这场骚乱自朝阳门开始,下半夜蔓延到西城和北城,金银器店、绸缎庄、洋货店等成为重灾区。随即这场变乱波及天津、保定等地,乱兵“放火行劫,通宵达旦”,京津一带一片混乱。
这场兵变虽然时间很短,但因其时正是农历新年期间,又恰逢民国刚刚成立,所以京、津、保一带百姓异常恐惧,据秦风老照片馆编撰的《北洋岁月》一书记述:“其后一周左右,即使白天也关门闭户,街上鲜见行人。据事后统计,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银行以及制币厂亦遭劫掠,商民遭抢劫者四千余家。”
兵变发生后,英、美两国表示调兵进京增强使领馆警戒,日本在秦皇岛登陆,俄国亦调兵1000人由哈尔滨开到天津。袁世凯由此借口北方形势不稳拒绝南下。兵变次日,袁世凯即派人到六国饭店看望蔡元培等人,解释说:“昨晚是驻防部队哗变,反对袁总统南下,使各位专使受惊了,不过现在事态已经平息。”下午,袁又派心腹赵秉钧前去慰问:“为了平息哗变,袁总统只好答应起事的军队首领,重新考虑是否南下。军队首领也保证,只要袁总统留在北京,对肇事的军人将查明惩处,请各位专使将北京的事态转告南京。”
目睹了北京的乱局,蔡元培等急电孙中山及临时参议院:“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也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消灭袁君南下之要求,确立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以全垂危大局。”
对于这次兵变的起因,当时官方的说法是第三镇士兵听说共和将至,战时才有的特别饷银(每人每月一两)将被取消,兵众不满因而闹事。但实际上当时停止支领特别饷银的是北洋军第二镇和第四镇,而这两镇的士兵并未参与哗变,袁氏政府提出的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后来随着档案资料的解密、学术界的探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此次兵变的起因逐渐明朗,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兵变是袁世凯具体策划和部署的,是袁为迫使南京方面就范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第三镇是袁氏嫡系,统制曹锟又是袁之心腹,如无袁世凯的授意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哗变。据后来担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回忆说:“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唐绍仪的这段记录绘声绘色,时间、地点、人物俱全,兼之唐当时位高权重,知名度极高,故他的回忆后被广为引用,流传极广。
与曹锟极为熟稔的第三镇参谋官杨雨辰后来也在其回忆录中说:“这场兵变是有预谋、有组织而发动的,是袁氏父子早在数日前就蓄谋制造的乱局。”根据杨雨辰的回忆,兵变前的2月21日,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在其公馆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等北洋要人谈话,要他们将南方代表“吓回去再说”。次日袁克定又把曹锟单独叫去,随后曹便召集手下布置具体事宜。杨雨辰此说与唐绍仪的回忆倒是能够相互印证。
但也有学者认为,将这次兵变指为袁世凯的预谋,目前还缺乏直接的史料来证明,如果贸然下结论似有“因人定罪”之嫌。这便是关于“北京兵变”的第二种说法:与袁世凯无关说。
客观地说,作为在政坛浸染多年的老手,袁世凯应该有很多办法达到自己不离开北京的目的。事实上支持他的各方势力也不在少数,其中甚至包括像蔡锷这样的非北洋实力派人物,所以说,袁氏完全没有必要煽动兵变,玩火自焚。他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也透露说:“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
袁世凯有一个叫陶树德的侍卫,曾写过一篇记述北京兵变的文章,颇具史料价值:“据我所知,当兵变时,袁正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临时总统府楼上看公事。突然闻变,即传梁保森给曹锟打电话,梁原系袁任直隶总督时的中军(相当副官长)……正赶那天他去前门外吃春酒,遍找无着,袁十分急躁。此时楼窗玻璃已被枪弹打破数处,袁仍不肯下楼。内卫傅国宝见势危急,即强掖袁下地窖休息。工夫不大,见曹锟来伏地请罪,根据此种经过非袁授意已明。”作为袁氏身边的亲随,他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
不管起因如何,北京兵变让袁世凯达到了不离开北京的目的。3月6日,孙中山亲自电复“同意袁世凯在北京行使总统权力”;10日,袁世凯在蔡元培等专使观礼之下,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一场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南北建都之争,至此尘埃落定。
王凯,《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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