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从1911年往前推到1891年……

晚清二十年（上）


　　本文是马勇教授在共识读书会第四期上的发言整理稿，其他嘉宾发言讨论部分略去。


　　马勇：谢谢周总，谢谢各位。亚布力讲完之后，周总就让我有机会到这儿来，很高兴给大家在这儿分享我对《晚清20年》的一些思考。

　　我做近代史的研究，复旦大学的，86年毕业到了社科院，现在算起来都快30年了，我都没改行，一直在这个领域当中做。我原来学古代史，后来做近代史，近代史我一直在做晚清的历史和民国的历史。

　　当然，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国家构造政治的特殊性，使我们觉得1920年代之后的中国历史很难讲，后来我们很多学者的精力都去做了民国的历史、民国各方面的研究。但我就在后来这么几年就一直往前移，慢慢想我们能不能够重新建构我们对晚清历史的看法。

　　各位也都是这个年代读书过来的，其实在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向，也就想把我们近代历史的解读能够从原来革命时的一种视角转化成一种经典化的解读。所谓经典化就是说能够尽量把晚清历史不要再意识形态化。我们80年代是这么讨论的，我们过去对晚清历史的看法，基本上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看法。我做过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研究、中国思想界的这种组合分化和它的这种冲突研究，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要争夺三民主义解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我们在延安时期的中国意识形态的构造就更多的是接受了孙中山的看法。孙中山的看法，当时是像毛泽东后来在七大报告里讲：孙中山的看法我并不赞成，并不完全赞成，但是我要把这个旗帜接过来。因此，我们对晚清历史的解读，孙中山认为清政府是个腐败的、落后的、卖国的，我们也就说那就是落后的、腐败的、卖国的，这个观点一直大概延续到今天为止吧。当然这是后来很多历史的原因导致的。

　　其实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来说，从史学的观点，一个王朝，一个后来的政治实体对一个隔了一代的王朝，一般来讲是比较容易建立一种认同，建立一种温情，不会像那种革命和夺权的时代把它完全丑化掉，所以在这样一种状态中，这些年来我就基本上说，我们可能应该重新认识晚清的历史，认清晚清历史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和我们的现实有很重要的关联。

　　我们要弄清楚中国人在这100多年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这100多年按照我们过去的叙事框架就完全是按半殖民地半封建去解释，这个故事去解读，我们完全属于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其实这个历史这个说法也只是我们大陆史学界的说法，它到了一个公共的可以讨论的环节里面，根本没办法对话。我们去海外参加学术讨论，没法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和台湾学者和香港的学者也没法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话语完全是我们独特的一个话语，后来我们可能学术界的研究慢慢觉得，不能这么再去探讨，那么怎么去探讨？那就应该回到历史本身，从历史本身去解读究竟在晚清中国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排除两个最重要的干扰：一个是孙中山革命党对晚清历史的解读。因为它是站在一个政治反对派的历史上，他把整个晚清解读成另外一个样子；另外要排除一个干扰就是说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史的建构。康有为、梁启超是比较特殊的政治力量，在1898年的维新变法当中，他们贡献很大，但是到后来，由于1898年这个故事比较复杂，他们就长期流亡在海外，从1898年一直流亡到了清朝结束。清朝结束之前，在1908年的时候，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都要求清廷给他平反，清廷把所有的档案调出去以后，最后得出的结论不能平反，不能平反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的历史仍然是比原来讲的还更厉害。后来我们接触的都是这么一种东西，所以现在等到我们最近大概10年的样子，我们开始重新探讨晚清的历史的时候就觉得可能不能这样去讲。

　　我想讲一个问题，我可能对晚清思考的基本起点，要重新回到历史当中去探讨历史事实本身。历史学家不会讲为什么去发生，假如不发生会怎么样，我们只是讲历史事实，它是什么样的，这样能够把我们对历史的解读往前走一步，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思路。

　　第二个就是我为什么研究晚清的20年。晚清的20年是从1911年开始往前推，也就推到了1891年。1891年其实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个年份就是说是1860年开始的中国的这种洋务新政整整走了30年的时间，洋务新政给中国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从186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还有太平天国的内乱，经过内外的摧残之后，到了186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是非常的困难，但是经过30年的增长，到了1891的时候，中国确实恢复到了王朝的鼎盛状态。正统的历史上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描述为叫做“同光中兴”，前面是同治朝，后面就是光绪朝，就是“同光中兴”，在清史稿里面、在正史当中都是这么描述的。那么这个概念当然我们今天的史学家不会去延续它这个，我们尽量把它打断了之后重新讲一个洋务新政的历史。

　　这个历史今天去看的话，我们去看洋务30年的历史的话，它和我们过去走过的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非常强的相似性。它的起点在哪儿呢？我们过去都知道它的起点就在于上来它就走了一个国家主义的立场，这个东西选择是有道理的。当年中国和日本选择的是一种不同的道路，中国在1860年起来的时候我们走的就是国家主义的道路，国家主义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在于从最初起步的时候，它可以充分的调动国家的资源，可以充分的安排市场，它当然有它的好处。

　　中国是1860年开始起步，日本到了1868年开始起步，比中国晚了8年，但是日本上来它就不走这条路，日本不走这条路，日本走的完全是西方化的路，我们简单讲日本明治维新，它就是一个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当时的理想就是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国家，现在看起来可能100多年，日本人的目标在这方面确实走的不错。那么，中国当时的这种路线走到1871年的时候，也就是洋务走了11年的时候，日本派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到中国来谈中日之间的其他问题，顺便讲到了发展模式，讲到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仍然不认为日本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有用，李鸿章就讲你们那种发展模式对我可能还是用处不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这种国家主义的力量我们当时的江南制造业已经可以制造出很大吨位的远洋船，我们当时利用德国引进的军事武器的制造技术，已经能够生产自己的国产化的武器，各种的例子表明在1868年到1871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处在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而且它的效率非常好，一直这么走下去。

　　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调整，当时中国的企业界在1880年代、1870年代，仍然给朝廷有很重要的建议，重要的建议就是说中国在国富民强的路上可能要有更多的考虑，另外在中国的这种富强，可能不是单一的坚船利炮，这个在1871年的时候，马建忠——算是李鸿章的幕僚吧，马建忠在1871年的时候，给李鸿章有一个万言书，上李伯相书，里面就讲到中国的发展可能还不单是这个问题，西方的富强当中还有它更根本的东西在。稍后来自于企业界的像何启、胡礼垣、郑观应，这都是在1880年代中国企业界的精英，这一拨精英就给朝廷有很多的建议，中国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果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改革中国可能就不会这个样子，可能就会更好，不要像日本那样完全转型向西，但是也应该配合某种程度的体系性的变革。

　　但是当时其实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好的时候，朝廷从来都这样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此这个主张一直压下去。书的开篇我就讲到1888年，中国经济增长在28年的过程当中，发展速度非常好的时候，慈禧皇太后，她是1835年出生的，到这时候她也就50岁了，那个年代的人，人到七十古来稀，经济非常好，慈禧皇太后也就厌政，她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再为爱新觉罗家族继续奉献，因此她在最好的时候，她就要卸掉自己的挑子。当然我这个解读一点都没有创意，这是清史稿清代文献当中讲的。但是我们100多年，我们讲慈禧太后的时候我们都不这么说，我们都是按照另外的一种野史的故事把她讲成一个不愿意放弃权力，一直在垄断权力，其实这是不对的。正史里面慈禧皇太后确实她不愿意要这个权力，1888年她让小皇帝亲政，给小皇帝娶了媳妇亲政，另外去修颐和园，把颐和园废园子修出来，她就是我们农村老太太的一个思路：给儿子娶媳妇，我就单住，不跟你住在一起，这个思路是在清史稿在清代文献当中讲的非常明白，她住到颐和园就是这个原因。后来的故事越来越复杂的时候，解读这个事情可能就比较难。但是回到正史当中去解读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看的是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在1888年，甚至到了1891年都没有问题，1888年，这时小皇帝亲政之后，他的最初的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最初的几年就按照惯性在增长，老太太也没有完全把权力都放掉。因为1888年她要让位的时候，当时御史当中有一个人很厉害，就给朝廷写了个奏折说，你不能让开，你让开就是不负责任，就是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不负责任，对大清不负责任。结果这个时候慈禧皇太后就对这个折子批了之后，把他开除出去，永远开除出去，不得再录用，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在这种状况下，一直拖下去，后来达成妥协，慈禧皇太后在最后这几年仍然帮助带着小皇帝往前走。

　　但是走到了1891年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十几年前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周边的番邦。我们近代史不理解近代中国之前的番邦体制，中国文明在2000年当中，再往前走5000年文明当中，我们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体制，我们过去讲“以夏化夷”，我们可能都不太理解，什么叫以夏化夷？我们好像讲成是一个民族的冲突和矛盾，这是不对的，孔孟讲的以夏化夷就是：以华夏的核心价值理念，我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你，而是你慢慢的要内附我，而且不是我逼着你内附我，而是你觉得我应该内附你，当然我也会给你和亲，我会给你贸易的交流，不断拉近的这么一种交流。这种状态华夏民族才从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柔性的滚雪球，滚到后来到了清朝建立之前的庞大的帝国。清朝强力去征服了周边，新疆、西藏，是强力去征服的，这也潜在的留下了很多问题，但总体上来讲，中国文明在之前是靠柔性的扩张。

　　柔性的扩张到了18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南部的几个番邦，他面临西方到中国来的压力，西方让他开放市场，要让外国资本进来，但是他们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都是中国的番邦，中国就不同意。当时不同意，法国人在越南最典型，1884年，为越南中国打了一仗。后来我们一般在检讨这个问题时讲，实际上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实当时就是中国的殖民地，当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西方这种比如英国的殖民地的性质，在越南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当时并没有经验，中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不断是在内附，是你不断要加入到中华的这么一个大的概念当中来，没有往外走。

　　但是我们在186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思路是一种孤立主义倾向，我不再管你的周边，因此等到1884年法国的力量和中国较劲很紧张的时候，最后中国就打了一仗，只好抛弃越南。到今天为止，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后患，一个就是说国家在增长的当中怎么来看自己周边，怎么来处邻居。对这个主题，最近《新世纪》让我写了一组文章，讲外交的孤立主义，怎么来理解近代中国这个问题。往前追溯到1891年，日本出现了这个问题，在朝鲜。这几天仍然在讲朝鲜问题1891年就出现了，因为日本的发展立国策当中，它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福泽谕吉就给他提供了一个立国策，它就是一定要踏上欧亚大陆，一定要和全世界最强的去竞争，这是日本的国策。

　　这种国策当然对中国会有伤害的，但是如果按照当时的思维去考虑，按照日本和中国、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的这么一种外交交涉去考虑的话，是不是说一个庞大的亚太地区，欧亚地区能不能说就是不能容忍日本的增长，就不能容忍日本踏上大陆吗？大概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你要去想的话，大概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1891年的时候，朝鲜半岛的问题再次出现，日本讲要把朝鲜从中国的番邦的位置解脱出来，不能再成为中国的番邦，因为成为中国的番邦的话，它很多的交涉就没办法去做，因为我们当时驻在朝鲜处的一个商务督办就是袁世凯，当时25岁，甲午战争发生的时候他才25岁，他在那儿属于太上皇的性质，朝鲜半岛的商务都要经过他来处理。日本人和美国人和英国和俄国的所有的外国资本实力在朝鲜半岛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后来甲午战争打的时候，为什么列强不愿意接受中国的请求去调解，可能和这些都有问题。

　　到了1891年之后，东北亚的问题出来以后，我们怎么去处理，仍然面临的就是说一个外交关系的调整，当时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调整起来。没有调整起来，有两种因素起着主导因素，一个就是中国增长的实力，中国增长的实力在1860年到1891年到1894年，真正的力量真知道的只有李鸿章。很少数人知道，这个增长是不真实的，只有他们知道，但是对绝大多数的知识界和官僚体制当中的精英并不太清楚。因此我们讲甲午战前有一个主战派，有一个反战派，是对的。主战派都是不知道真情的，反战派都是知道真情的，这是甲午战前一个非常微妙的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新皇帝上任之后，1888年新皇帝即位之后，很快形成了“后清流党”。晚清前面有一个“前清流党”，张之洞那一拨人在1880年代的时候，动不动他就议论纷纷，如何如何，前清流党在晚清政治当中，大概就在中法战争，1884年的时候，他们露馅儿了，逃跑的都是清流党，都是这一拨叫的最响的人。那么这一拨人，当然不是这一拨人，到了1891年之后，清廷当中又形成“后清流”，后清流这一拨人都是来自知识界，叫嚣着爱国主义，强烈抵抗要去打。这一下当时我们去看到了这种僵持，到了1894年的时候，僵持不下去了，1894年的时候，到了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李鸿章仍然希望战争不要去打。过去我们解读说李鸿章这时候是一种软弱，不愿意用战争去解决问题。

　　因为李鸿章他的判断当中，他是几层判断，第一层判断中国为了朝鲜有没有必要去打这一仗，这是他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中国有没有力量打这一仗，这两个判断在李鸿章，当时还有谁，我们后来都不太知道了——兵部大臣孙毓汶，山东人，这都是在后来晚清政治史当中都是很有名的人物，我们都不是太清楚了，兵部大臣也不主张打，主张打的就是围绕小皇帝周边的一拨人，翁同和、文廷式。翁同和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孙毓汶当然也是老师，离开老师的位置早了一点，这个时候并不影响这个学生，另外就是文廷式，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和他有某种关系，他们是主张打，李鸿章是不主张打，李鸿章这两个判断，第一为了朝鲜有没有必要打，后来我们去看，等到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马关条约当中关于朝鲜独立问题，一句话中国都没说，独立就认为是理所当然，没有任何好讨论的，独立嘛就独立了。

　　这个判断对李鸿章讲，十年前我们就可以丢掉越南，丢掉了缅甸，丢掉了南部的边陲，没有融到中国本土的我们就丢掉了，为什么我们到了这个时间，要为朝鲜去不惜一战，而且最重要的李鸿章在这种交涉过程当中，他跟各国外交公使最关系密切的，没有一个国家认为中国应该去打。而且最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觉得应该去劝阻日本不要去打，甲午战争打到中国最尴尬的就是，中国在战争进行过程当中想去求别人，你能不能出面帮我们劝劝日本，给中国一个面子，不要打了，没有一个国家去出面，实际上100多年之后我们去检讨这个历史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讲，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它的问题其实是有很多可检讨的空间。（未完待续）

　　共识网特稿，2012-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