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油画：中共一大（资料图）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尽管直到现在中共党史界还弄不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也不知道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
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李大钊派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一路陪同马林南下，张国焘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马林提议由“二李”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当时中国的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旅日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组织。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绰绰有余，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这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了，包括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
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第一个报到的代表是北京的张国焘。他也不是这里的常住户，虽然留了他的铺位，而他却在外边另租了房子，主要是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
其他代表大多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唯一享受单间待遇的是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不习惯睡地板上的芦席，而是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比较占地方；二是因为毛泽东睡觉爱打呼噜，吵得同屋人无法入睡，只好请他移尊他就。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
这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主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的元老，此时正与夫人在外地旅游，不在家中。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却被定为这一年的7月1日。这主要是因为确定建党纪念日的时候，对“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各种不同打扮、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经常出入李公馆，不久就引起了上海租界警方的注意。
尤其是金发碧眼的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 （也叫尼可洛夫，俄国人）的到会，更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开会期间曾有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借故闯入李公馆，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于是他建议终止会议，代表们立即转移，只留下主人李汉俊照应。
果然，租界的巡捕很快就找上门来，但他们在现场只找到几张纸，上面凌乱地记着几个共产主义概念名词，其他一无所获。再加上主人李汉俊一口流利的法语，让巡捕不敢等闲视之，搜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闹出这么大动静，会议自然不能再在法租界开下去了。会议只能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曾经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
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7月31日上午10时许，代表们分别从上海乘火车抵达浙江的嘉兴。
摘自《红色账簿》马祥林/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