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救不了国，救国必须补一堂专制课？

八十年前中国那场被遗忘的“独裁与民主论战”（上）




 　　1933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论战”，所讨论的是经济层面中国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的问题；稍后一些时间启动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所讨论的则是政治层面，中国该走民主救国之路还是独裁救国之路的问题……




被遗忘的“独裁与民主论战”


“民主与独裁论战”，实际上是1933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讨论”深化的结果。胡适说得很清楚：《申报月刊》的讨论，产生的效果是“您说了，我更糊涂了”。怎样才能不糊涂呢？胡适的意见，是抛开一切主义，去思考实际的现实问题。


实际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胡适说：“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策命区域可以幸免的。……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如何“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呢？具体说来，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途径，究竟应该是独裁呢，还是民主呢？以《独立评论》杂志为载体，民国知识分子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限于篇幅，本文仅简要复述当年这场论战者的主将们的思想与立场。


蒋廷黻刊文：革命救不了国，要救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


胡适提出上述命题后不久，十九路军在福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另行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针对此事撰文《革命与专制》，发表在《独立评论》杂志上，论战就此开始。


《革命与专制》一文的核心，是否定“革命救国论”。蒋氏说：“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氏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被“革命势力”革了命的“中央政府”，无一不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热衷于革政府之命的“革命势力”，他们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氏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为什么中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呢？蒋氏的意见，是必须经过一个真正的专制时期，中国才能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才能避免割据的流弊。蒋氏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历史学，获博士学位，所以文章举了很多“必须经专制阶段才能成为民族国家”的历史案例，譬如：


“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顿头朝代百年的专制。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布彭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布彭专制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专制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杜落斯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马罗夫朝代，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第一，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朝代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革命就不能有割据的流弊……”


胡适反驳：中国没有专制机会，民主最适合幼稚的中国人


蒋廷黻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反驳。在其中一篇《建国与专制》中，胡适说，自己读了蒋氏的文章，脑子里生出了三个问题：


(1)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2)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3)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胡适的意见是：(1)专制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胡适以英国为例，说道：“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顿头专制王朝成型的。


(2)蒋廷黻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胡适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3)针对第三个问题——“中国今天的建国大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专制”——胡适单独写了一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的意见是：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其理由是： “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在胡适看来，专制训政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胡适甚至举例：“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几十个世间最古的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专制。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胡适所谓的“新式专制”，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胡适举苏俄、土耳其、意大利等国的专制为例，认为在具备高水准的专制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专制政权。胡适认为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专制。


“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胡适与当时流行的“民主对国民素质的要求程度高于专制”的说法大唱反调：“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我这种僻见，好像是戏言，其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的思考的。”


蒋廷黻回应：中国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


针对胡适的反驳，蒋廷黻撰文《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作为回应。蒋氏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文章说道：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其理由是：


(1)“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存在。”蒋氏还认为，像袁世凯、吴佩孚这样的谋求统一的大军阀，一者，并没有把人民当作敌人；再者，人民也不配做他们的敌人，因为人民什么力量都没有；其三，人民实际上都希望统一，结束内战，并不愿意做袁世凯他们的敌人。真正破坏统一的，恰恰是那些二等军阀，“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光知道“背西洋教科书”的士大夫们也就乘机鼓噪，结果破坏统一的机会，祸国殃民。


(2) “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针对胡适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的自信，蒋氏说：“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签了”，显然对出现能够统一中国的“个人专制”抱有很大的期望。


丁文江：知识分子还不讲实际，难道想做亡明的清流吗？


在“民主与独裁论战”的中后期，“独裁救国论”的旗手，已经从蒋廷黻转移到了丁文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未完待续）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