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中国那场被遗忘的“独裁与民主论战”（下）
（续前）蒋廷黻的支持者
蒋、胡二人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论战。很快就分出了不同的阵营。总体上来说，支持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的，占了多数；支持胡适的“民主救国论”的，则稍单薄了一些。
钱端升：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氏的具体意见有三：1、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
2、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艺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
3、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国民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吴景超：开明专制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也是“专制救国论”的拥趸。吴景超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文章，题目是《革命与建国》。吴氏说：“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为什么呢？吴氏举例说道：
“我们试举几个例子，便可知道建设须以统一为前提。现在大家最注意的一件建设事业，便是救济农村。救济农村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苛捐杂税。但在未统一的时期内，中央与各地军阀，都要培植兵力，于是不得不筹饷，于是不得不加苛捐杂税，于是救济农村便等于空谈。又如普及教育，也是建国的一件事业。但普及教育，便须经费，而在群雄割据时期内，一切的经费，都用在军事上面，原有的教育机关，已不能维持下去，哪有余费来发展教育，于是普及教育又等于空谈。又如经济统制，乃是近来最时髦的一种建设口号，但在未统一之先，山西的煤，中央能统制么？江西的米粮，中央能统制么？四川的石油，中央能统制么？在四分八裂的局面之下，来谈经济统制，岂非画饼充饥？”
吴氏将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有实力的开明领袖身上，而且相信：“根据时势造英雄的原则，这种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换言之，吴氏更倾向于个人独裁。
张弘：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独立评论》曾刊登一篇署名张弘的文章《专制问题评议》，该文集中反驳了胡适认为中国不能搞专制的三条理由。文章说道：
“(一)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适之先生道：‘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以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我们的看法，不幸稍有不同。惟其如此，惟其没有五万十万的诸葛亮，亦惟其只有四万万的阿斗，所以需要专制。须注意：四万万的阿斗是无法作主人翁的。他不会作，也不能作。但是，教导出一个两个或几个诸葛亮出来以率领一般风从草堰的人们，则比较容易，也比较快。”
“(二)他不相信中国今日还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非没有题目不能动人，乃是因提倡者缺乏真诚实意，更没有毅力决心，以至弄坏，……中国待做的事情还多着哩！至于将来这种活问题是什么，以后再说。”
“（三）适之先生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话我们就承认，但所需时间也太长，我们不能老等。为什么不能老等呢？因为国际环境的鞭策太急了，我们势不能不赶路。我们己经够落伍了，不能不想法追到前头。适之先生说：“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若然，则黄帝子孙的前途，真可令人悲观了。请问：这样地从容不迫，怎能为当今的国际环境所容许？……我们的意见，不幸.与适之先生正相反。我们以为，民主宪政这种‘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不适宜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因为我们贸然钻进去，闹的笑话太多，毁坏的器具太不少，甚至于昏天黑地，可以把房子一齐烧掉！如果要免去这些荒唐，则必需有人严加管束；假如有人管教，那就变成训政的时期了。”
这位作者最后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胡适的支持者
钱端升、吴景超等人的文章出炉之后，胡适又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专制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专制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专制）。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则首推燕京大学教授常燕生。
常燕生：专制武力统一没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统一之路
常燕生的文章题目叫做《建国问题平议》。与蒋廷黻、吴景超等人对“武力统一”的坚信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中心势力”的形成。什么是“中心势力”呢，就是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常氏说：
“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像普鲁士，撒的尼亚那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建国，要谈统一，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已往虽有两次创造中心势力的机会——北洋系和国民党——但都将机会失去了。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相反，断难有成。”
常氏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担负不起的。”
既然以专制为依托的“武力统一论”是不可取的，中国的统一又要靠什么来实现呢？常氏设计了另外一套以民主民权为依托的“德治统一论”，其具体模式是这样的：
“中心实力派……在最初，他应该与地方实力派相约，制定几条保障民权的大法，这就是葵丘之会的盟约。盟约定后，中心实力派应该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切实实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机关，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样。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躏民意，遏制民权的，与天下共击之。如果中心实力派真能这样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无血气的，他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仗中央的声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实力派算账。在地方实力派与人民的权利冲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机仗义执言，逐渐削减军阀的权力，培植民权的基础，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统一和专制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是永远无办法的。”
寿山：国民应该努力承受住“革命试验”的后果
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和“革命祸国论”引起了《独立评论》杂志一位叫做“寿山”的普通读者的反感。这位读者写了一篇题为《试谈专制问题》的文章，来反对蒋廷黻，支持胡适。文章劝告国人要经得起对“革命试验”的后果的承受：
“去年暑假回南在乡里常听得村夫野老叹恨：‘这个命真革得糟！从前皇帝在的时候，哪里像这个样子，就是在长毛反的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混乱呀，不晓得要那一天，真命人主才登位哟！’这才是‘厌乱之心’朝野共同？然而不足怪也，只要翻开各国的革命史一看，在革命过程中，人心不固是常有的事。就是革命者在中途疲乏了，变成反革命也很有人。革命本是一件烦难的事，哪里若吃口香糖那样适意，又哪里如写一篇演讲稿那样简单呢。若中华国民，经二十二年的试验，就叫来不起了，就要开倒车，那才真是可伤呢。俄国人不求局部的偏安，非达到理想的目标不可，这是可敬的；我们如若二十二年的变动，就受不了，就要反回老家，这才真不堪与人相提并论呢。如若要依蒋先生的指使，效俄人的精神，那末我们就宜咬定牙关忍受革命的烦难，不当稍不如意，就望皇陵而兴悲！”
作者的立场很明确：“若专就胡蒋二先生的意见，问吾同情谁，吾人宁肯同情胡先生。”
……
结束语
限于篇幅，本文远远没有能够再现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全貌——这场论战卷入的知识分子之多，所讨论的命题之深，迄今未见可与之相提并论者。
正因为它卷入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之多（支持“独裁救国论者”尤多），所讨论的命题又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真的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来回应和阐释这场论战吗？笔者很心虚，所以笔者的结语，也不知道该从何写起。不过，当日的南京国民政府，曾对这场论战有过回应，不妨参考。那是在1934年的11月27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是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如火如荼的时候，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电文说道：“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议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又在答复日木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如此说道：“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在做出“中国没有独裁的可能与必要”这样一种回应的同时，呼唤法西斯个人领袖独裁以救中国的复兴社，也正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积极运作。“独裁救国”，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它强大的思想、政治基础。不理解这一点，恐怕就无法理解此后历史的进程，包括1949年的到来。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