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朱可夫事件在中国引起的连串风波（上）

 　　【粟裕、彭德怀、张闻天的“里通外国”风波】

　　事情要从苏联说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此后赫鲁晓夫接班。4年之后的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了莫洛托夫等主席团多数委员的反对，会议以7∶4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职，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予以解决。也就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国防部长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终于在中央全会上击败了莫洛托夫等人。

　　事情过后，“一水涟漪”，军人的作用无形中引起了苏共高层对朱可夫的高度警惕。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称：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这年10月，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取代朱可夫，成为新的国防部长。11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决议，谴责朱可夫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从而“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并认为他丧失了“列宁教导我们的党的谦虚精神”，从而辜负了党的信任。这便是所谓“朱可夫事件”。

　　“朱可夫事件”对中国有没有影响？或者说有没有间接影响？有着漫长历史并且深受丰富的相关历史故事情节影响的中国人，特别是高层领导人，对此绝不会掉以轻心。据刘伯承元帅的一次谈话：1949年刚解放进城，6个军区的司令员去看毛泽东，当时刘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回忆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也就在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针对中央有人“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接连批示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果然，到了1958年，军队高层中突然有了一次“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它拉开了直到“文革”才结束的一系列军方“路线斗争”的序幕，此后1959年的反彭（德怀）黄（克诚）的斗争、1960年的反谭政的斗争，乃至“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直至“九一三”事件等，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其实，事关朱可夫。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对此，黄克诚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1958年的整风涉及军队，肇始于军队高层就如何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军队建设的一次争论。其实，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对“老大哥”、对“学习苏联经验”等，已经开始有所转向。1958年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以整风的方式检查和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为此毛泽东特别指示“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强调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5月26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进行检讨，翌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大会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做检讨。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此后，会议又转向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刘伯承、萧克等皆成为批判的重点。这是在“文革”爆发前七八年，反对“教条主义”已经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并先后批判了军队高层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仅仅一年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也遭到批判，黯然下台。

　　两次共和国将领的滔天风波，无一例外，皆与苏联或朱可夫的影子相关。

　　其一：1957年11月，粟裕曾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其间他对苏军总参谋长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并向对方要了一份苏军国防部与总参谋部工作职责划分的材料。这次拜访仅用了半个小时，除去翻译所占用的时间，双方谈话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后来在批判粟裕的大会上，却被无限上纲到所谓“告洋状”，有人甚至在中央面前说粟裕“里通外国”。

　　其二：庐山会议上，有人认定彭德怀的“猖狂进攻”所以有底气，是因为他“从国际取了一点经”。“取经”是指1959年6月彭德怀出国访问回来后，了解到山东、甘肃等省出现了粮荒的严重情况，他不由感叹：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和农民好，党中央、毛主席威信高，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邓力群也回忆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的问题严重，困难会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同意彭德怀意见的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气话，翻老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的会，他耿耿于怀。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

　　据林蕴晖《国史札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彭德怀在庐山上的信，使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了剧变，在他看来，党外“右派言论”和党内部分县团级干部的反映，本不屑一顾。但中央政治局内的彭德怀竟同这些人相呼应来“夹攻”，那就非同等闲，必须针锋相对予以回击了。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即所谓“取经”，如彭德怀在写信之前曾在7月7日的小组会上发言说：“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还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那就好了。”就在11天之后，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出席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他在演说中也提及：“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这一讲话，刊载于7月21日的《真理报》上，美国《纽约时报》则于22日刊载了其驻华沙记者的报道，内称：“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又不久，台湾中央社也于22日对此作了报道，上述这些材料又被及时送到庐山，并由胡乔木于7月28日送呈毛泽东批阅。

　　29日，毛泽东批示：“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上述背景无疑增加了庐山风云的复杂性，而赫鲁晓夫、美国、蒋介石乃至彭德怀竟被牵扯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窦娥冤”几乎是必然的。而此事又牵扯上一个张闻天。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曾有3小时的发言，记录稿是8000多字。有人统计，讲成绩只有270多字，在39个“但”字后是专讲缺点的，还有13次是说“比例失调”的，有12次是说“生产紧张”的，更有108次是说“很大损失”的。于是毛泽东斥责这个发言是“漆黑一团的材料”。张闻天于1951年至1955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在庐山会议之前，他曾与彭德怀同乘一机，赴波兰华沙参加外长会议，于是也有“里通外国”之嫌。

　　庐山会议风向转变之后，8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批判彭德怀，说他“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刘少奇也说：彭德怀“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他“反对唱《东方红》歌曲”，等等。对此，彭德怀当即反驳说：“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

　　有“朱可夫”的例子在前，又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在后，于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对彭德怀说：你“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但又加上一句：“不能断定”。随后的8月11日大会上，他又对彭德怀说：赫鲁晓夫特别强调“集体领导”，“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听话听音，这不是有“朱可夫”的影子么？（未完待续）

　　作者散木，系文史学者。《同舟共进》2012年4月，原标题为《“朱可夫事件”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