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张反对票

2012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的众多议案中，获反对票最多的是关于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的决议（草案）：赞成2291票，反对438票，弃权131票，赞成率为本届政府以来最低。而“两高”的反对票分别为429、393张，赞成率为本届政府以来最高。

　　长期以来，在公众的印象中，人大代表在赞成、反对和弃权问题上的选择，几乎从没有悬念。不过，近年来的情况似乎有一些变化，人大代表的反对票和弃权票有所增加，尽管份额上还未达到主流，但当人大代表们逐渐学会用现代政治规则行使职权，一府两院也习惯于用平常心看待反对票时，没人会怀疑这种变化之弥足珍贵。


　　全国人大的第一张反对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一张反对票似乎真的算不了什么。但当我们梳理反对票在共和国的历史，你会震惊于做一个“反对票代表”的艰难。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最后一项选举议程，表决通过7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黄顺兴对“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人选周谷城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反对理由是“周谷城先生已89岁，不应再辛劳他了”。这被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张反对票”。

　　黄顺兴，他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全国人大代表。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黄顺兴成为全国人大反对票吃螃蟹第一人之前，是有当“反对者”经历的。

　　出生于1923年的黄顺兴是台湾彰化县人，留学日本成为农业学者，早在1950年代便投入台湾民主运动，台湾第一个环保刊物的创办者。因为敢言，黄顺兴获得了“黄大炮”的头衔，并通过竞选，三任台东县议会议员，两任台湾“立法委员”。不仅如此，1964年他还以无党派身份成功当选台东县县长。

　　在第三次竞选“立法委员”失败后，黄顺兴离开了台湾到了日本。后来黄顺兴来到大陆，统战部提议让黄顺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但黄顺兴居然拒绝了，他不愿意仅仅只做一名“食客”。最终，黄顺兴当选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七届人大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后来有了“我反对”那一幕。


　　持不同意见代表一直存在

　　尽管黄顺兴被誉为公开反对第一人，但事实上，回溯全国人大会议历史，不同意见一直是存在的。被称为全国人大“最好历史时期”之一的1954年-1957年，代表们的发言多有批评。1956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163位代表发言，其中大多数是提批评意见的。为此，周恩来总理还决定在人大会上“作一个郑重的答复”。

　　1957年，广西遭受水灾和旱灾，未引起重视，导致数千人非正常死人，省委第一书记等人被撤职。随后，周恩来向人大常委会三次发言说明情况，并表示此类事情都应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宽松的环境似乎到此戛然而止，1958年之后，鼓掌多了起来，并成为一种表决方式。后来甚至出现，热烈的鼓掌代替了举手和无记名投票。直到1979年，相关法律才再次对票决进行明确……不过此后的10年，反对声音鲜有出现，直到1988年黄顺兴慷慨陈词“我反对”。黄顺兴在过道上对着麦克风的发言不到两分钟，但话语刚落掌声雷动。选举结果没有因此改变，最终的表决结果是，11人反对，另有61人投了弃权票。从此以后，反对票成为一种常态，在第二年，全国人大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甚至高达1079票。


　　“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

　　值得一说的是，这一年电子表决器尚未开始使用，但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在过道上为代表准备了发言的麦克风。

　　又过了一年，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首次使用的电子表决器，将中国民主进程再往前推进了一步。当时不少代表担心，通过这个电子表决器投反对票，是否永远记录在案？为此，电子表决器总设计师林达亮当时郑重表态：“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11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

　　逐渐，地方人大系统也推广开来。“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某校新年论坛发言时说。不过，中新社2010年的报道称，在省一级，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仍有7个尚未使用电子表决器。有的地方说，一次性投入资金数额较大，同时表决器要求准确度高，技术支撑难度大。另外，观念的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官员还是习惯于鼓掌通过。

　　技术的进步只是一方面，赞成、反对、弃权都是复杂的政治态度。在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关于是否上马三峡工程的投票中，出现了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缺席。


　　律师、企业界代表是“反对票”主力军

　　近年来，反对票已经司空见惯，但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反对。

　　从概率上看，全国人大表决的一系列决议草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往往成为得反对票最多的两份报告。

　　事实上，尽管最近几年投“两高”反对票和弃权票的代表依旧很多，但很多人不知道，1990年代中后期，“两高”报告反对票甚至一度高达40%，处于通不过的危险边缘。为此，“两高”还曾提议过对于“两高”报告能否只报告、审议，而不交付表决。法律学者梁慧星，前两年也曾提出人大代表不对“两高”报告投票。他的理由之一是，如果真的通不过怎么办，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

　　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迟夙生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说，这么多年，想不起来哪一年投了赞成票，记忆中多是反对。她之所以投反对票是因为一起起个案，譬如她代理的违法拆迁案。在她的影响下，周围几个代表也对两高报告投了反对票。和迟夙生类似，在本届人大11位律师代表中，至少还有几位也经常投反对票。

　　司法公正自然是公众和代表们关注的焦点。和律师代表一样，数量庞大的企业代表也是“两高”反对票的重要“铁杆”。因为司法不公和执行难，企业代表多有不满。2010年两会，因为头一年邓玉娇案等一系列司法领域的事件，社会对法院系统意见颇多，最高法获得了479张反对票，高过最高检的411票。


　　“两高”报告与预算草案更易获反对票

　　至于贪污腐败则如过街老鼠，不少代表不满。法律学者侯猛曾总结，打击腐败的力度一直左右两高报告的通过率。他说，1999到2003年间，最高法院报告的通过率总体趋势高于最高检察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几年腐败大案频发，民众对检察院反贪力度不够有意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总结说，“两高”报告较低的通过率，存在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司法制度本身不完善。第二个原因，则来自司法系统的外部环境，即行政干预较多，包括政法委、各级政府过多干预司法系统办公。

　　和“两高”报告类似，预算草案往往也是遭遇反对和弃权较多的。在3月14日全国人大表决的众多草案中，被投以最多反对票的不是“两高”的报告，而是关于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的决议（草案）：赞成2291票，反对438票，弃权131票。

　　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说，“如果财政体制不改革，明年反对票还会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今年预算草案，2012年全国预算收入为1163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58620亿元，相当于整体预算收入的一半有余；在全国财政预算支出的124300亿元中，中央占比同样过半，其中大部分均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从中央获得这一部分财政支出的过程，被形象地称为“跑部钱进”。贺铿说，这么大一部分资金不进入地方的预算监督，要钱的成本很高。“现在各个部委和财政部留下那么多钱，让大家‘跑部钱进’，跑的人意见很大，各省的省长不也有意见吗？”

　　据媒体报道，3月6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答记者问时，针对有记者提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是不是与民争利”的问题，谢旭人予以否认，表示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同样用之于民。贺铿认为，这个回答可能也影响了一部分代表的投票。

　　有意思的是，两会预算审议却没有出现票决时那样的激烈景象。《中国青年报》报道称，按照大会议程，3月7日应该审议预算报告和计划报告。但是记者跑了几个代表团的审议会场发现，代表有的谈教育，有的谈项目建设，却没有多少人谈预算，有的甚至连预算报告也没带。


　　反对票未成主流仍有现实效果

　　回顾全国人大历次会议可以发现，反对票的份额还远称不上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票就完全没有效果。

　　譬如对较高的反对率，“两高”是有所作为的。连续几年的两会前夕，律师代表迟夙生还没到北京，都能接到最高院的电话；“两高”领导到某省出差，总要跟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这几年渐成惯例；积极清理代表们关注的案件，把办理进度制成表格，一方面便于比较，另一方面意在催促承办法官加紧办理。也正是因为“两高”的这些“努力”，今年的报告赞成率达到5年来最高。当然，正如已逝法律学者蔡定剑曾说，“两高”报告交付表决有其必要性。“两高不应该去迎合代表的某些要求，而是要从正面去树立司法的权威。”

　　于此，可以显见反对的力量和价值。其实，面对反对以及否决，当政者如何应对是个严肃而意义深远的问题。

　　黄顺兴代表的“我反对”事件还有一个小故事——除了那张广泛转载的照片，《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还把镜头对准了主席台。镜头里的邓小平身体微微前倾，正认真地听这位代表的发言。此前，一位女代表给在主席台上吸烟的邓小平递条子，提醒他不要当众吸烟。邓小平看后，就把烟灭了。有一种说法是，从此以后，在类似的公共场合，再没有看到过邓小平抽烟。

　　对于人大制度及细节的完善，代表们有很多可以作为，但最终需要积极回应。黄顺兴当选人大代表后，提议设立代表秘密投票处，被采纳。他关于大会发言的意见，也被写进了人大议事规则，而在此之前全国人大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黄顺兴认为，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剥夺。

　　黄顺兴还提议，允许记者进入大会会场采访。他说：“人大号称最高权力机关，怎么可以不许记者进会采访国会讨论的情况怎么可以不马上传播出去与大众见面？外面的意见怎么可以不迅速返回来？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能具代表性？要建立这样一个循环，媒体记者是少不了的。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为什么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反而没有。”当时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万里，接受了他的意见，开放了记者室。

　　当然，不是每一名人大代表都具备极高的现代政治素养，一府两院对代表异议、反对票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反对票及其实际功效的增长，必然深刻影响人大制度，也将在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中留下印记。

银玉芝，原标题是《谁在投“反对票”，他们反对的是什么？》
来源: 金羊网2012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