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上）
一、德国人是谁
我看不懂“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相当于北京前门及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地段，有一片纪念碑群，占地超过两个半足球场。2700多个水泥碑，长宽如单人床，密密麻麻排列着，没有任何文字符号。参观者可以从各个方向进入碑群，好像进入一个街区。地势高低起伏，碑体高低错落，低的不及膝盖，高的足有四米。行走其间，越进越深，严整逼仄，眼前一片灰色，困惑也愈发浓重：这是什么意思？
2008年我路过这里，转了一圈，没有看懂，也没有深究。2011年11月，在德国绿党伯尔基金会的安排下，我随几位中国学者访问德国，主题便是“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再访此地，有机会请教专家。
碑群东南角，一道楼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个信息中心，包括一道长廊，七个展厅。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有名有姓，代表着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凝视着每个来访者。长廊一侧排列着历史图片，从1933年到1945年，讲述着一个被屠杀群体的故事。
一号厅，地上有四行灯板，展示受害者留下的日记、书信和遗言的手迹。墙上是欧洲各国被杀害的犹太人数字，最多的波兰，290-310万人。少的丹麦，116人，精确到个位。
二号厅，展示了15个被害犹太家庭的照片，有全家福，有结婚照，有的还有家庭电影。每个家庭成员的下落都很清楚，有生有死。
三号厅是姓名厅。黑暗中，一个声音宣读着被害者的姓名和简历，相应的文字在墙上流过。从头到尾听一遍，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
四号厅是集中营展厅。通过电影和照片介绍了220个集中营。
五号厅介绍有关大屠杀和二战的纪念馆、博物馆和纪念碑。
六号厅摆放着电脑，参观者可以查到390多万名受害者的情况。
七号厅也摆放着几台电脑，以不同的语言播放着对七位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
在七号厅里，历史学家亚当·科佩尔-弗隆纽斯（Adam Kerpel-Fronius）回答了我们的提问。我的问题是：纪念碑占地面积为什么这么大？设计者如何解释他的设计思想？
科佩尔从波恩迁都柏林说起，谈什么是首都，翻译了几分钟，还在解释首都的意义。我怀疑翻译没有抓住要点，便强调了一句：我想问的是，纪念碑的设计思想是什么？
科佩尔说：我就要说到这个问题。首都不仅要漂亮，还要代表德国。我们要寻找德国人的特性，首都要体现德国人的身份认同。
在德语里，特性或身份认同（Identity）的发音和英语相似，我听懂了。这是一个不容易翻译的词，有特性、身份、身份认同、同一性等不同译法。但是，不管怎么译，这个词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某某到底是谁？这个“谁”，不仅包括了当事人的姓名、身份和种种特征，还包括他在社会甚至历史中的定位。
德国人到底是谁？他们认为自己是谁？他们的特性何在？
我有点吃惊。这位历史学者居然把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联系起来，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
科佩尔说，建立这个纪念碑，是几个公民在1988年倡议的。他们征集签名，声势越来越大，1999年成为国家大事，进入议会讨论。联邦议会投票决定建立纪念碑，2003年开始修建，2005年建成开放。既然确认了德国的历史责任，德国人就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就要有这个纪念碑。
听到这里，我明白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有什么关系了。德国人以严谨著称，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也体现于承担历史责任。纪念碑群规模之巨大，体现了承担之大。碑群位置之重要，体现了承担之重。如此一想，我对德国人果然有了新看法。
科佩尔随后介绍了纪念碑的设计思路。有成千上万个方案，联邦议会采纳了美国人艾森曼的方案。这个设计强调感性。你越往里走，越小心翼翼，疑问越重，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进入地下信息中心可以找到答案。这些答案也是感性的，先认识一个个具体的受害者，认识他们的家庭，再深入了解整个事件。
一轮提问之后，我追问科佩尔：你认为“德国人是谁”？在这个问题上，纪念碑能说明什么？
科佩尔说：“至少可以说明，德国人是有担当的。我认为德国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承担责任。以德国名义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记住，要承担。有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彼此理解和深入交往。如果你们见到日本人，他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恐怕不愿意和他们交往。”
从信息中心出来，我试图消化科佩尔的思路。我们熟悉“以史为鉴”的思路，却不熟悉“我们是谁”的思路。我向陪同的德国人征求意见，问他们“德国人是谁”。
伯尔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梅凯琳女士说，那个年轻的历史学家说得太轻了。德国人，不仅意味着有担当，还意味着有罪责，必须认罪。翻译考尔夫（Oliver Corff）先生说，我们是负债者。还不清的历史债务，影响了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这不是可以随意解脱的。
在重复问答中，我努力进入这种新思路，以这种思路审视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对历史责任有承担吗？如何承担？如此一问，历史居然直逼当下，闯进了我们的人格和生活。
二、身份之争
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首府，德国东部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城中有易北河穿过，二三百年前的巴罗克风格建筑比比皆是，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1945年2月13日，盟国空军轰炸德累斯顿，两万左右平民死亡，漂亮的老城被炸成一片废墟。
纳粹政权立刻开动宣传机器，宣扬盟军轰炸没有军事意义的无辜城市，屠杀妇女儿童。东德建立后，大体沿用了这种口径，说资本主义的邪恶势力毁灭了我们的家园。每逢2月13日，德累斯顿都举行纪念活动。两德统一之后，新纳粹对2.13纪念活动特别热心，大轰炸6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欧洲各国的八九千名新纳粹分子云集德累斯顿，在游行中呼喊口号，说2.13轰炸是一场大屠杀。于是，在把盟军描绘为屠夫的同时，德国人也被描绘为受害者。
右派的游行，激起了左派和普通公民的反游行。一些年轻人还设置路障，阻止右派和新纳粹游行，左派的阻拦引起了冲突。
“我反对把我们看成纯粹的受害者。”安妮塔·乌里希（Annita Urlich）女士说。她发起了一个项目，七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调查纳粹时期德累斯顿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她们把调查结果放到网站上，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事。访问者可以听到当年受害者的叙述，还可以下载一幅标出迫害地点的地图。
2011年11月11日，在伯尔基金会德累斯顿办事处，我们见到安妮塔·乌里希女士。她的祖父母都是纳粹党员。她说他们不愿谈那段历史，但她不能沉默。她说，我们想告诉大家，在2月13日之前，德累斯顿发生了什么。当时德累斯顿有62万人口，受害的犹太人，我们统计到的就有14000人。很多人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要告诉各位，我们并不是那么无辜。这些迫害与大轰炸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奥利弗·莱茵哈特（Oliver Reinhard）先生是《红光：德累斯顿与轰炸》一书的作者，在伯尔基金会办事处，他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他说，2.13大轰炸已经成了一个神话。真相被神话掩盖了。真相其实很简单，德累斯顿一直在后方，战线推进后，作为铁路运输中心，这里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目标。于是就有了大轰炸。美军轰炸了火车站和油罐，英军轰炸了市中心和居民区。正因为炸坏了火车站，最后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才没有发出，一批犹太人得以幸存。
他说，所谓德累斯顿在军事上不重要，这是神话。在神话传说中，德累斯顿把自己夸张地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把自己的迫害者和帮凶身份淡化了，甚至遗忘了。我们这里没有进行过如何承担自身责任的讨论。东德时期不讨论，他们说自己是反法西斯的，法西斯分子都跑到资本主义西德了。两德统一之后，德累斯顿的单纯受害者形象被右派和新纳粹进一步利用和宣扬。
莱茵哈特先生说，十年前，他在报社写历史专栏，写了一篇关于大轰炸采访文章，提到没有所谓的低空轰炸。第二天，报社就遭到读者来信的“轰炸”。他一头撞上了这个神话，从此开始还原真相的写作。
在上边的讲述中，我又听出了“我们是谁”的思路：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神话传说，制造了无辜受害者的身份。恢复历史真相，突显了迫害者和帮凶的身份。
德国人究竟是谁，过去是谁，现在是谁，这种定位，决定着他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不能不搞清楚。深入一步说，如何预防害人及受害，还决定着德国人的未来身份和命运。
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过去是迫害者，现在就要承担责任。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专门负责赔偿纳粹时期的强征劳工。会长贡特·沙特霍夫（Günter Saathoff）这样解释基金会的名字：“回忆不是中性的，回忆要带来保护受害者的责任。吸取教训，承担责任，走向未来。”
这个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直属联邦议会，以51亿欧元的财政拨款作为赔偿基金，在总计400万强征劳工和战俘中，找到并赔偿了166万劳工，包括两名中国劳工。2007年，赔偿工作基本结束，但基金会依然存在，工作重点转向保护人权，帮助受害者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类似的想法和工作模式，我们在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又领教了一次。
2011年11月8日，我们访问了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委员会专员乌利克·普珀（Ulrike Poppe）。这个委员会负责向受害者提供咨询，帮助他们获得赔偿，同时也支持各种形式的政治历史教育。
普珀女士说，按照联邦议会通过的专制问题处理法，三方面的受害者可以获得赔偿。一是受政治迫害坐牢的人，可以获得退休金补贴。二是职业方面，由于政治原因不能继续从事原职业的，养老金可以按此职业发放。三是因政治迫害而失去财产的人。
普珀说，除了处理赔偿事务之外，委员会还支持历史教育，包括活动、纪念建筑、出版物和展览等等。她说，让青年了解在缺乏自由的条件下的生活，可以提高人们对自由的敏感性，让人们感到自由是值得保卫的。
当代德国人为二战中德国人的罪行赔偿，这我们完全理解。二战那代德国人还在，即使不在了，也是德国的债务德国还。但是，当代纳税人，尤其是西德纳税人，他们没有迫害东德人，为什么要向东德的受害者支付赔偿？朱学勤教授提出了我们的困惑。
普珀说：“首先，西德人同意统一，统一是共同的目标。其次，统一之后，公民的权利是一致的，这也是共识。在新的统一的德国之中，公民同意承担公民的义务，包括支付其他公民的养老金。最后，对西德人来说，他们也得到了东德的很多好东西。除了在新德国担负的新义务之外，也获得了新权利。”
这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逻辑，而是公民权利义务的逻辑，尤其是保护人权的逻辑。这个逻辑从何而来？如何保障？
沙特霍夫先生在介绍基金会任务的时候说：“纳粹时代不是法治国家，所有人的权利都受到侵犯。基于这一点，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支持人权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是人的尊严的保护。这是我们从历史教训中得来的。”德国人把这条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写在了宪法的开端。
《基本法》第一章：基本权利
第一条：人的尊严
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
2、德国人民信奉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
——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在纳粹之前的魏玛宪法里，排在第二编。二战后提到开篇的位置，并且增加了“人的尊严”条款，表示这些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力。
德国人进一步总结纳粹破坏宪法的教训，规定《基本法》的第一条不得修改，同时建立联邦宪法法院，专门纠正违宪行为。联邦宪法法院设在远离首都的小城卡尔斯鲁厄，与政府和议会全方位保持距离，防止这些权力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
反过来说，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旦遭受侵犯，就应该得到赔偿。侵犯者则要受到追究。
在追究历史上的法律责任的时候，保护人权的原则特别受到重视。前柏林市总检察长克里斯托弗·塞弗根（Christoph Schaefgen）介绍说，纳粹时期的很多犯罪属于执行元首指令，但这不是免责的借口。免予追究的条件是：必须有成文的法律依据。进一步说，如果这个成文法太恶，明显超过的普世价值的认定，那么，执行此法也是犯罪。
两德统一后，在追究东德时期违法案件的问题上，一派主张大赦，一派主张追究。塞弗根先生主张追究。只有在受害者获得了补偿，迫害者付出了代价之后，双方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法治国家才能巩固。
塞弗根先生的团队，重点追究与柏林墙有关的开枪杀人案件。柏林墙修建后，大约有270人在越境时死亡。30人因此被起诉，7个人被判刑。
按照东德法律，开枪是正确的。两位当事人不服，上诉欧洲人权法院。该法院裁决说：杀害越境者的法律，不仅违反了普遍的人权原则，也违反了东德宪法认定的人权保护原则。驳回上诉。
边防军总司令巴哈布继续向联合国上诉。2003年6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裁定：杀死人的行为，只有在本人面临死亡威胁时才能使用。东德也签署并承认此项人权。而且，在下令杀人时，国际人权组织已经认定其违法，因此，法不追溯既往的原则，在此也不适用。
两德统一后，总共追究了75000起违反东德法律的案件，判刑750人，其中，执行监禁的580人。出于和解的考虑，很多人获得缓刑。
我对德国人的思路越来越了解了。德国人是谁？从主流上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公民，他们从历史经验获得的核心教益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最为重要，人权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他们在各个领域认真贯彻这个原则，反复强调这个原则。普珀女士说，她们想通过历史教育提高人们对自由的敏感性，让人们感到自由是值得保卫的。这意味着提高人们保卫公民权利边界的敏感性。这就是他们的核心思路，也是历史教育的核心思路。
参观访问之初，伯尔基金会国内事务部的历史学家米歇尔·斯图尼恩科（Michael Stognienko）向我们介绍，在对待历史方面，德国人有双重任务：一是面对和处理纳粹德国的历史，二是面对和处理东德历史。面对和处理的过程又涉及三个方面：一，法律方面，包括追究责任；二，平反和赔偿；三，思想和理论反思，包括纪念建筑和各种教育安排。在参观访问中，我们大体领教了这三个方面的轮廓。有虚有实，环环相扣。
东德社会党遗留问题处理委员会的米勒博士告诉我们一则笑话：德国人用一贯的制度化高效去杀全欧洲的人，然后，又用一贯的制度化高效来反思和处理历史。
2011年2月，在英国BBC委托国际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进行的调查中，德国夺得“最受欢迎国家”的桂冠。（未完待续）
作者：吴思，《炎黄春秋》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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