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历史真相中的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

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下）

 
四、公民活动与公民社会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1988年由德国女记者莱雅·洛施（Lea Rosh）和历史学家埃伯哈德·耶克尔（Eberhard J?ckel）倡导，1999年议会通过，2005年建成。纳粹在欧洲各国屠杀了50万辛提-罗姆人（中国人熟悉的名称是吉普赛人或茨冈人），但这个事实直到1982年才得到德国政府的承认，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国会大厦附近的纪念碑仍在建设之中。
　　两个纪念碑，以及对强制劳工的赔偿，都晚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的沙特霍夫会长说：对纳粹时代的反思，对我们也是很困难的事。全国都卷入了运动，当时那一代，也试图掩饰。等到下一代成长起来之后，才有了比较彻底的反思，至今尚未完成。
　　“处遗”基金会的米勒博士说：为什么七八十年代才可以全面对待纳粹？因为要反思处理历史问题，就要克服社会精英的反对。七八十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和绿党在德国当政，人们才有了更多的权利，谈论这些问题。
　　我听过五六位德国人说到父辈的沉默。在家里，父辈对纳粹时期的历史问题闭口不谈。参加过纳粹运动的父辈回避那段历史。这种社会性态度，肯定不利于全面反省和检讨。
　　中国历史中有一种现象，我称之为“平反清算周期律”：一旦最高权力制造出冤假错案，谁也无法对抗，只能等待下一代最高权力出面纠正。于是，每个王朝，权力更替往往导致一轮平反和清算。例如给岳飞平反。这是绕开权势的公正恢复机制。
　　德国好像也存在平反清算周期律。中国的周期律，主要是绕开皇帝那样的权势人物。德国的周期律，则要绕开强大的社会势力。对待历史，一方面需要正视的勇气，另一方面也需要时间，难免出现妥协和让步。民主就是这样一个妥协和让步的机制。一些公民发起的活动，好比局部进攻。我们看到的那些纪念碑，好比进攻胜利的标志。这些胜利逐步积累，最后成为公民社会的主流态度。
　　德国辛提人和罗姆人中央委员会主席罗马尼·罗斯（Romani Rose）先生特别强调公民自身的力量。他说：纪念碑为什么建得这么晚？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权利群体。我们不像犹太人，得到美国的支持，德国政府建立后，必须迅速承认对犹太人的犯罪，才能得到西方各国的认可。我们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歧视性待遇，1997年才被承认是一个德国的少数民族，得到了历史反思，也有了相应的待遇。
　　他说，德国战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到七十年代才开始转向公民社会。成为公民社会，是我们大家一起推动的。宪法规定的民主，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不是一规定就可以实现的。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会长沙特霍夫则强调了外界压力的作用。他说，1989年之后，再一次掀起了关于纳粹受害者的讨论，讨论强制劳工是否应该赔偿的问题。开始，德国说此事已经过去，不准备赔偿。但是，全球都在索赔，向各大公司索赔，于是德国政府被迫回应。
　　他说，假如不面对过去，就不能脱离过去。不认过去的账，过去就会一直跟随你。作为国家，道德和舆论压力也会越来越高。如果最后一个受害者都去世了才开始赔偿，舆论指责就更强了。为什么成立基金会？一方面，如果等待诉讼，在诉讼完成之前，受害者可能已经去世。另一方面，诉讼确实可以成为压力，不承担，就可能有上百万起诉讼。
　　他说，政府在国际压力下成立了我们这个基金会，一次性拨款51亿作为基金，并有相应的赔偿立法。

　　综合上述观点，我的理解是：

　　首先，德国人愿意赶在历史债务无法偿还之前还债，这是公民自尊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赖账的人。公民自尊也是纪念碑首倡者的主要精神力量。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促进会会长莱雅·洛施提到她们的座右铭：“我们的名誉要求我们，纪念欧洲受害犹太人，要有一个巨型的表达。”这些无钱无权公民发起人，冒着风雨在街头收集签名，用饼干桶募捐。十多年后大功告成，公民发起者之一迦库伯（Jakob）感叹道：“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比较容易一些了。”——作为一个不肯认错的共同体成员，他有丢脸之感。
　　其次，国际压力和诉讼之类的法律压力也很重要。没有这些硬压力，政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间推力未免单薄。
　　最后，最重要的是：公民行动。公民的权利和尊严，主要是自己争来的。没有公民行动的力量，仅仅依靠人家的同情，自己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一个崇尚民主法治的国家也是如此。反过来，公民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把宪法规定中的民主和人权，落实为真正的公民社会。这是各方面共同发展，共同成熟的过程。大家共同走完这个过程之后，德国成了真正的民主社会，德国人也成了真正的公民。这样的公民说起话来，也透出一股参与历史创造的自信和自豪。
　　从各种基金会的活动宗旨看，德国社会也把支持公民的自发活动作为主要方向。
　　“处遗”基金会的米勒博士说：我们不处理具体事务，我们主要资助民间对历史的反思。公民有想法，到我们这里申请资助，我们主要资助出版和各种活动，但我们不主动提倡什么。1998年成立之后，这个基金会资助了将近300本书的出版，例如，包含了两万张照片的和平革命图册，关于东德日常生活的图片展览。
　　议会下属的基金会，支持公民反思历史的活动，这就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

　　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老建筑门前，经常可以看到地上镶嵌着几块巴掌大小的铜制地砖，略微凸起于地面，上边刻着某某人曾经住在这里，还有此人的生卒年代。好像一块微型纪念碑。我们问这是怎么回事，答复说：这是纳粹时期这个建筑物里受迫害的居民姓名。多数是犹太人，也有辛提-罗姆人和共产党人。德国艺术家古特尔·戴姆尼首创，后来发展为“绊脚石运动”。中小学生们也参加进来，调查这段历史，确认受害者的姓名和住址之后，在企业和公民的资助下，制造并安放黄铜地砖。柏林大约安放了七千多块“绊脚石”。
　　中小学生。绊脚石运动。让历史凸显在当代人脚下。“我们是谁”的答案，开始由新一代公民去追寻和回答了。

五、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

　　在德累斯顿伯尔基金会办事处，我们听《红光：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作者莱茵哈特介绍了他的神话清除工作，又听办事处的史蒂凡·勋菲尔德（Stefan Sch?nfelder）先生赞扬自己的儿子阻拦新纳粹的游行。我不禁猜想，他们的做法在中国会有什么遭遇。
　　我问：在中国，我们会追究历史真相，努力保持公正，但也会感到民族情绪的影响。你们就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吗？
　　莱茵哈特说：“我爱国，但我是宪法爱国主义者。”
　　勋菲尔德先生回答得更干脆：“我只爱人权。”
　　勋菲尔德先生解释说，在德国，为民族和祖国感到自豪、感到骄傲，由于纳粹的广泛使用而带来的含义，已经受到了清除。这种说法一旦出现，就会引起高度警觉和难以消除的负面含义。
　　看来，他们对自己的公民身份的认同，高于对民族和国家身份的认同。
　　辛提-罗姆人一千多年前从巴基斯坦辛提地区迁入欧洲。作为德国的少数民族，罗斯先生也谈到了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问题。他说，我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我们认同宪法。宪法强调：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可因其身份受到歧视。我们认同媒体自由，认同民主价值观，我们愿意维护这种价值。德语是我们的共同语言。我是德国人，也是辛提-罗姆人。
　　上述三个回答，历史内涵颇为丰富。

　　公民身份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社会学家T. H.马歇尔详细讨论的。在1950年出版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一书中，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由三个要素构成：公民要素、政治要素和社会要素。公民要素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订立契约的权利等等，与这些权利相关的机构是法院。政治要素，指公民作为政治实体成员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与其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社会要素，指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一系列权利，与此相关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在不同国家，这些权利发展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英国的经验，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中的公民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
　　每个人都有多种身份。德国社会有不同的民族、阶级、党派和宗教信仰，在这些身份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冲突。但是，当代德国的公民身份压倒了其他身份，各种身份包容在平等的公民身份中，获得一视同仁的尊重和保护。德国社会主要是由公民身份统合维系的。如果民族身份或阶级身份压倒了公民身份，民族冲突或阶级冲突就有可能撕裂社会。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新的历史现象：不分国界的人权在世界范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公民身份本来是国家性的，表示具有一组特定权利和义务的本国人口。但是，二战后，一些最重要的个人权利在超国家的水平上抽象出来，被称为“人权”。尊重人权，成为世界公认的原则。在欧盟这种超国家的共同体中，人权特别受到重视。在德国这种移民众多的社会中，人权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关注的角度看，这种变化的含义是：人权问题，逐渐从边缘地带进入了人们关注的中心，而原本处于中心位置的民族、阶级、主义、宗教、国家之类的问题，逐渐退到次要甚至边缘的位置。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这种变化在欧盟各国尤其显著。据1999年的一项调查，在欧盟15国中，只有4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仅仅是本国人。4％的人认为自己仅仅是欧洲人，6％的人认为自己首先是欧洲人其次是本国人，42％的人认为自己首先是本国人其次是欧洲人。这是欧盟的平均数字。德国人的欧洲认同高于平均水平，民族认同低于平均水平。

　　莱茵哈特先生和罗斯先生的回答，默认了公民身份与国家和民族身份的一致性。勋菲尔德先生说“我只爱人权”，则显示了浓重的欧洲公民甚至世界公民色彩。倘若人权主张与国家和民族身份发生矛盾，勋菲尔德先生想必站在人权一边。

六、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

　　我们的访问主题是：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面对和反思历史”，在德语中是一个超长的单词：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访问期间频频出现。伯尔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朱易女士解释说，这个单词由两个词构成，其中Vergangenheit的意思是过去、历史， Bewaeltigung的原意是应对、克服、战胜（疾病、危机等等），有一种德国人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感觉。
　　应对，还要像战胜疾病一样战胜它，在这样的表达方式中，历史成了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历史好比我们的病痛，不应对，不治疗，它就在那里发炎、化脓、溃疡。于是我们就要改变生活方式，上药甚至开刀。治好了，我们便成为健康的人，还可能进化出免疫力。我们的社会进化出人权保护机制，我们进化出公民意识，我们就有了新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公民。公民是谁？公民是进化出人的尊严和人权的社会成员。

　　在对待历史方面，德国社会目前达到的水平，正是半个世纪以来自己跟自己较劲的结果。中国历史经历了更长久的动荡，死亡人数更多，创巨痛深，更值得我们较劲。现在，尽管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我们也可以参照德国推测将来：在有更好的条件对待历史的时候，经过各方面的多年努力，我们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对照他人，可以认清自己：我们过去是谁，现在是谁，将来可能是谁。

　　那么，追问几句，我们到底是谁呢？
　　粗略说来，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是公民，而是臣民。古汉语没有公民这个词。这个概念是引进的。概念引进了，相应的社会关系并未引进。我们听说有公民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想像人身和言论自由，想像议员和总统选举，还可以努力争取，但是，从想像和争取，到这种身份及其所依存的社会关系体系建成，需要走很长的路。如果这是万里长征的话，从公民概念引进中国至今，是否走完了两三千里？我不敢说。
　　那么，在公民社会尚未建成之前，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宪法规定中的民主和人权落实之前，我们这些社会成员应该如何称呼自己呢？叫公民？尚未成真。叫臣民？看不出与君主专制时代的区别。我们熟悉的自称是“群众”，更堂皇一些，还可以叫人民。人民，群众，或许是臣民与公民之间的过渡性身份。我们是政治动员的对象，也是支配对象。相比臣民，我们得到了高度尊重和形式上的代表，但我们的意志是被代表和被解释的。我们是被领导者，而不是主导者。

　　将来，我们可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吗？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我们的想法和行动。

七、更宽广的视野

　　考察已经结束，本文也该结束了。回到北京之后，我补读组织者提供的参考资料，看到一篇英文论文，题目是《从集体暴力到共同的未来：处理创伤性过去的四种模式》。作者是阿蕾达·阿斯梅茵（Aleida Assmann），德国康斯坦兹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的英语文学和人文理论教授。这篇论文扩展了我的视野，不忍独享，以观点简介作为结尾。
　　作者说，过去常见的处理历史创伤的模式是：胜利者将自己的历史观强加于人，在记忆领域里以强凌弱，禁止弱者发声。如果这种模式属于“强迫沉默”或“强迫忘却”，那么，二战结束后，作者观察到四种处理历史创伤的新模式：

　　1、通过对话而忘却
　　2、回忆以便永志不忘
　　3、回忆以便忘却
　　4、通过对话而回忆

　　第一种模式的核心是“分摊忘却”。
　　好比两口子打架，彼此伤害了，如果以后还打算过下去，就不能老翻旧账，尽快忘掉算了。这种模式主张“团结一致向前看”，适用于治疗内战造成的创伤。
　　不过，作者强调了一个前提，即相互伤害的双方势均力敌，彼此伤害的程度差不多。这不是强迫，而是双方在对话中达成共识，好比达成“忘却公约”，同意把沉默或忘却作为共创未来的基础。
　　顺便一说，在英文里，忘却（forget）也有“忽略”或“不再想”和“不再提”的意思，这层涵义我译不出来。不再提起不等于忘掉，但毕竟翻过去了。

　　第二种模式的核心是“永志不忘”。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不对称伤害，全副武装的强者屠杀缺乏抵抗能力的弱者，其严密的计划、工业化的方法和巨大的规模，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不可原谅，不能和解。对这样的历史，只能发誓永志不忘：面向未来无限的时间发一个巨誓，面向无边的空间发一个巨誓，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这种模式好比一个“记忆公约”，在行凶者后代和受害者后代之间达成，并获得公民信仰的半宗教性地位。

　　第三种模式：回忆以便忘却。目标是忘却，手段却是回忆。
　　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出来一种新模式。南非把基督教的忏悔仪式发展为“真相与和解”运动。图图大主教担任主席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加害人与受害者参加，双方一起公开历史真相，听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受害者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尊敬，得到补偿，加害者公开忏悔道歉，请求宽恕，并得到有条件的赦免。这样的回忆可以起到宣泄和调解作用，清洗历史创伤，把这页历史翻过去。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国，从军人独裁转向民主国家，也采用了同样的历史处理方式。全世界出现了13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在人权框架之内的听证和讨论，万众瞩目，保护人权的概念深入人心。结果，人权框架在人们心目中取代了权力斗争框架——无论是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还是国家革命、政治对立。在讨论过程中，追究真相，避免重蹈覆辙，成为文化中的新规则。同时，凭借人权的概念，重新建立了社会的价值认同，消弭了回忆引发的对立和暴力。整个过程，相当于一次高效的公民教育。

　　第四种模式：通过对话而回忆。
　　国家记忆形成的常规不是对话，而是独白。曾经以暴力相向的国家，容易强调自身受害的经历，倾向于选择有助于提升自我形象的记忆，制造一个有关本国本民族的神话。例如，波兰和奥地利，一向把自己描绘为纳粹的受害者，实际上，他们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人类记忆有一个很糟糕的特性：受害的记忆，比起害人的记忆来，要求占据更大的位置。这种特性，在两个国家之间，例如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中，引起了持续的怨愤和冲突。
　　第四种模式要求，两国之间的历史学家和教师交换意见，共同编写涉及这段历史的教科书，共享双方的观点，承认自身的罪孽。在两国共享知识的基础上，双方和平共处，而不是生活在定期爆发的谩骂和暴力冲突的压力之下。
　　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国家之间，也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不同社会集团。不过，这种模式的例证很难找，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以上几种模式，只是忘却与记住这两种基本型及其变型，却汇集了人类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在其中辨认自己的方位，想像自己的未来。

　　吴思，《炎黄春秋》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