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说党内斗争太不严肃

　　少奇同志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随着对他批斗的不断升级，送给他的文件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直到停止。先是停送中央领导人之间传阅的文件。这种文件过去每天少则几份，多则十几份；后是停送一切上报中央和中央发出的文件电报以及外交方面的文件电报；再后来除了只有几份公开张贴的布告、报纸和参考消息外，任何文件都停送了。

　　电话撤了，文件停送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了。我想，剥夺少奇同志工作权利和政治待遇的决定绝非一般人所作。没有工作可做，没有文件可看，不吃安眠药又睡不着觉。这对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少奇同志来说，更是痛苦之极、不堪忍受的。他只能在办公室里、院子里、走廊里这个狭小的天地里默默地踱步或坐在藤椅上沉思。这些对我们一般人来说，简直是难得的休闲机会，而对于过去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每时每刻都在忘我工作的少奇同志来说这简直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

　　后来，我看到他把多年来审阅过的一柜子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资料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着看，似乎想借此而不让时光虚度，似乎想从中间找到许多不解问题的答案。

　　林彪、江青一伙并不想让少奇同志有丝毫的喘气机会。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而林彪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又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

　　不久，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陷攻击。

　　从此，社会上又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这些对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迫于无奈，有人提议：“现在我们以造反派的名义就戚本禹文章中的问题去问少奇同志，然后写个简报，表示我们也起来造反了。”

　　于是，我们拿着《红旗》杂志第五期进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这时少奇同志在躺椅上坐着没有动，光美同志看到人多座位少，就说：“你们坐，我们站着。”这样，除了少奇同志，其他人都站着。

　　“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一同志说。

　　“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当成敌人，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少奇同志说。

　　那个拿着《红旗》杂志的同志说：“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条罪状。”刚一说到这里，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动起来。他气愤地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说着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卖国主义的？我又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买办？他们要是光明正大，可以来和我辩论嘛。不是讲大辩论吗？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同我辩论？谁罢了我的国家主席职务？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宪法成了废纸，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如同火山爆发，他将心中的疑虑和愤慨都倒了出来，我看见他那双手的指头都有些颤抖。

　　光美同志也气愤地说：“用造谣、中伤、污蔑、栽赃的手段定人的罪，谁能接受呢？”

　　一位同志向：“有人说八大报告中有些话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比如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内矛盾问题的提法等。报告不是大会通过的吗，怎么毛主席不同意就通过啦？”

　　少奇同志顺手从茶几上拿起正在看的八大报告，语气比较平静地说：“1956年的八大，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讲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如：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了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在报告的另一处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决议中也说：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通过后，第二天见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对我讲那些提法不妥当，但已经来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

　　当问到“七大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八大报告为什么没有提”时，少奇同志说：“八大报告中写不写毛主席思想，在议论时意见也不统一。不主张写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毛主席曾多次从宣传文章中删去这个提法，看来毛主席并不主张到处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还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写进报告也不会影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不是都在宣传嘛，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样宣传就是了。”

　　当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时，少奇同志的声音虽然稍大了点但还是比较平静的，他说：“1931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徒的出卖，被捕人狱，一直失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我到北方局主持工作时，有人说，这些同志在被国民党逮捕前，工作很出色，被捕后在监狱里表现也很坚强，他们在狱中还成立了党支部，同国民党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并一直和我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他们的刑期大多数已坐满，但要履行个手续才能被释放。我想：要设法营救他们，如果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就不好办了，很有可能会把这批人给杀掉。9·18事变以后，在沈阳狱中的共产党员不是就被全部杀害了吗。因此，我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请中央决定。很快就得到中央的答复：同意这样办。”

　　说到这里，他又激动起来了，并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去拉他办公桌的抽屉，嘴里说着：“这个事我已向毛主席写了申诉。”这时，光美同志急忙去拉住少奇同志的胳膊，说：“你是写给毛主席的，在这里拿出来也没有用。”他才扭过身子，靠在抽屉那里，但怒气未消，“这批人出狱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论，几十年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现在说成是叛徒集团，简直岂有此理！”

　　“人家说毛主席不知道此事。当时是以中央名义答复的，还是以个人名义答复的？”有人又问。

　　少奇同志很不耐烦地大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去间文革小组的人，去问戚本禹！”

　　光美同志忙解释：“当时毛主席不是总书记，可能不知道。”

　　后来，少奇同志在书面答复中，说是张闻天同志签的字，还提到当时的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

　　少奇同志稳定了一下情绪说：“这批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有的有城市工作经验，有的有自区工作经验，有的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后来几十年的实践中也证明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绝大部分是我们党的骨干。王明路线时，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许多好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61位同志让国民党反动派都杀了我们就舒服了？现在把他们说成是叛徒集团，将来，我们党的历史怎么写？”这简直是血与泪的控诉啊！

　　大家觉得不能再问下去了，就把事先写在一张纸上的八个问题留下让他用书面形式予以答复。

　　第二天，我们就向中央办公厅写了个质问刘少奇的情况汇报。我们学着造反派的口气说：我们勒令刘少奇必须在几天之内答复我们的问题。但没有讲少奇同志答辩的情况。很快中南海造反派就在简报上登出了我们的举动，说我们也开始造反了。

　　过了几天，少奇同志写出书面答复，我们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但很快就被人撕了，并骂我们“这样做是为刘少奇开脱罪责”。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迫于形势，演戏给别人看的。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心中都感到非常愧疚，我常常责备自己，为什么还要在那样的场合下给少奇同志心灵的伤口上再撤一把盐？几十年来，我常常在心里乞求着少奇同志的原谅。

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编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