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契机：迟疑的决策
1952年8月21日，上海新闻界开始了为期两个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因《解放日报》等公营报纸已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而“毋须参加”，故参加者仅限于《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亦报》五个单位的编辑、经理两部门工作人员共566人，其中编辑部门人员356人。注34除公私合营的新闻日报外，其余各报均为私营报纸。可以说，这就是一次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运动。
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在整个运动进入尾声时开始的。1951年9月，京、津两地高校首先启动了教育界思想改造运动。11月，经毛泽东亲拟批语，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的报告注35。次年9月，文艺界整风告结束，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总结报告，历数整风成绩种种注36。10月17日，政务院第155次会议听取了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所作的全国各级学校教师思想改造报告，紧接着，“上海市高等学校思想改造全部胜利完成”的消息见诸报端。注37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推论，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可以按部就班、援引先例，顺理成章地启动了。运动的领导者确实做了这样的设想：拟“参照教育界的思想改造与文艺界的文艺整风的办法”，进行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注38。然具体的历史情境并不如此，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面临着一些特有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运动的发动者慎重考量。
上海私营报业思想改造的直接导因，是上海各报的调整和分工问题。中共新政权一直将建立《解放日报》引领下的各专业报纸分工合作的新格局，视为实现党对私营报纸领导的关键之举，并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标、口径分寸、启动时机等一系列重要决策密切关联。
正如上文论及，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前两年，上海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就在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此十分重视，曾与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当面交换意见，上海方面也多次向他作书面汇报。
然而，此项工作的进展并不理想。领导机关虽一致认为此举“从领导新闻工作方面来说非常必要”，但对调整的方案意见不一，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定夺。注39关于调整工作的时机如何把握，领导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除了私营报纸“旧的办报思想”作祟外注40，上海各报的业务经营困境也是当政者不能不权衡再三的因素。
据1951年9～12月的统计，私营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3报均有亏损，“发行既无起色，广告又每况愈下，更严重地威胁了自给自足的方针”注41。《文汇报》的经营危机更为严重，1952年5月的统计显示，《文汇报》“每月亏耗在2亿元以上”，估计“两三个月后也要搁浅”。7月，该报致函《解放日报》称，其两年前所借的24.5亿元人民币，还欠1.4497亿元尚未还清，要求《解放日报》理解其“资金短拙暂仍无法归还”的困难注42。如此小数的借款尚无力还清，足见《文汇报》当时的窘境。
对于在经营危机之下能否进行私营报纸的分工调整问题，上海新闻工作的几位领导人意见相左。1951年秋冬之交，夏衍等认为到了“下决心，用大力来调整”的时候了，否则“结果亏累不堪，增加我们的包袱”注43。新协党组书记、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处长陈虞孙等则顾虑此时“总销数没有很大发展，邃尔分工以后，可能使销数反减”，主张观察一段时间再行决定注44。
领导层的意见虽不一致，但都觉察到了私营报业经营危机背后上海文化市场所起的负面作用。面对持续多时的亏损，私营报业一面在新政府的继续补助上打主意，一面还是从市场上动脑筋，争份额，这样既形成对政府的压力，又使得大报意识重新抬头，自由主义办报作风再度兴盛。这种状况令新闻管理部门的领导十分焦急，他们向上级报告说：“过去虽一再强调分工，但实际上分工很不容易明确。更由于发行情况不佳，各报为了争取读者，不能不使内容‘应有尽有’，因而更使各报内容交叉重复，与分工的方针背道而驰”。因为亏损，各报“都在广告上打主意，不断组织所谓‘专业广告’，动辄牺牲新闻与副刊篇幅，刊出整版广告，而且在第三、四版等重要地位，简直是为广告办报，不成其为应该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报纸了。这并不表示其业务经营上的发展，恰恰暴露了其在业务上的狼狈状态”。注45
既然市场竞争助长了私营报业的旧思想、旧作风，阻碍了报纸分工调整的推进，干扰了党对私营报纸的领导，那么，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应当是进行私营改公营的体制变革。领导们理应迅即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进而成为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如此决策。
消费大众的选择是决策者必须顾及的重要现实。中共执政后，尽管迅速摧毁了国民党官办和外人经营的报业市场，但不可能同样迅速地取消上海大众消费文化市场。即使党管报纸的新报业格局初步形成，市场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强大，无论是党报、公营报还是私营报，都难以摆脱消费大众的市场考验。《解放日报》创刊后7个月，计亏损23～24亿，导致亏损的原因，一为政治考虑，照顾其直接订户中90%的工人、学生享受优待折扣；二是市场考虑，要压低价格与《新闻日报》《大公报》竞争。注46党报虽然有强大的权力后盾，1952年发行情况大有好转，到5月底日销量已稳居各报第一注47，但上海市民的多元选择依然要求报纸的多样化。正如新闻界几位上级领导人意识到的：上海“没有达到大家都只以看党报为满足的程度”，“《解放日报》面对整个华东又要具体照顾上海这个大城市中的异常复杂的业务，亦有许多困难”，“需要有一张强有力的比党报更灵活一些的教育上海人民的报纸”注48。因此，几家私营报纸或合并、或重组、或北迁的种种方案应运而生。而各种方案的核心意图都在于：既不能让私营报纸完全脱离市场，变为公营，又不能任其随市场摆布，迁就“落后群众”。
同样出于现实的考虑，新闻工作的领导们也一致认为，对于私营报业的亏损“公家万难无止境地补贴维持”。即使是政府为促进各报分工提供“适当的援助”，也“不能用于消极性的弥补亏损”。注49也就是说，至少到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前夕，政府是不考虑将这些处在亏损中的私营报纸变为公营的。事实也是如此。上海解放之初政府给予私营报业的优惠政策并未维持多久。从1950年元月起，市政府先前给予《文汇报》《新民报》《大公报》等五家大报的水电费八折优惠，经公用事业局审核后不再继续；4月，财政部又驳回上述五报免征营业税的请求注50。尽管《文汇报》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支持胜于其他私营报纸，但政府在给予补助的同时，要求其承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在1951年2月底以前，做到自给自足”注51。补贴和优惠政策的逐步收缩表明了党和政府在体制问题上的审慎态度。
改制虽然缓行，改人却日益紧迫。执政者可以对私营报纸的经济亏损不予援助，却不能对其政治表现置之不理。1951年10月，夏衍和姚溱注52不无忧虑地向胡乔木报告：“工作日益深入复杂，三张报纸（指《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笔者注）的编辑部都没有力量单独应付这个局面。最近报上泄露机密事件层出不穷，生产虽成中心，而《大公报》公然说‘与报纸无关’，《文汇报》的编辑负责人甚至连郝建秀工作法这样常识的东西也一无所知”注53。领导们感到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中共在私营报业内力量薄弱，“领导不够有力”。《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三家私营报社各有两名共产党员，加上《新闻日报》13名党员，不过19人，且“能真正起领导作用的党员不过一两个，有的党员竟跟在民主人士后面向党‘要求’、‘竞争’”。而各私营报的大部分人是“从解放以前原封不动继续下来的”，“不仅情况复杂，而且都保持了过去一套旧的办报思想与作风”注54。有鉴于此，夏衍等急切吁请：“就我们对私营报纸的领导上来说，也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一定会出乱子的”，故望从速指示，“以便我们提出最后方案，请华东局与中央宣传部最后决定”注55。
与此同时，私营报业出现了若干有利于执政者决策的好兆头。先是私营报的几位头面人物对调整工作的看法有了转变，不再认为“调整就是‘涸辙之鲋，相忘于江湖’、‘与共产党共患难易’”注56；尔后是各报销量从低谷中走出，经营困境出现了转机。1952年春，全市报纸总销数从3月4日最低的日销量35.7万余份，增加到5月29日的47万余份，并有“继续增加之势”注57。
最好的兆头还是来自《文汇报》。在各报经营走出低谷之时，《文汇报》不但销量上升的幅度居私营报纸之首，“致新闻、大公、新民等报不得不考虑其工作方针”，而且让领导们从中总结出两条“成功经验”：其一，“放下‘全国性’的大报架子，明确地以教育界（中小学教师，乡村教师、职工教师、中学生以及一部分大学生与职业青年）为对象；小型；通俗化”。其二，“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注58在领导们看来，这些变化和转机，都是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办报人和读者的觉悟所致。因而，通过思想改造来实现报纸分工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其实，在这些变化和转机后面，还潜藏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私营报纸的经营危机也还没有根本度过。然而，对于持续两年多未能将分工调整做到位的上海新闻工作领导机关来说，这些变化足以为决策提供一个契机。1952年5月底至6月初，新协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经市委宣传部批示呈送华东局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其中对各私营报纸和《新闻日报》的分工作了规定，并提出：“为了使各报在‘三反’‘五反’后全面发展的情况下各得其所，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各发挥其战斗力量”，拟从6月份起在私营及公私合营各报“进行一次思想改造，并经过这一运动来进一步明确分工，改进工作”。注59数日后，市委宣传部正式向上级递交了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计划。
经过两年多的反复酝酿，上海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将不改变所有制前提下实现私营报纸的分工作为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启动了上海私营报业的人的改造。
注释：
注34 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市委宣传部关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
注35 《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的批语》，1951年11月2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1～522页。
注36 沈雁冰：《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文汇报》1952年9月26日。
注37 《文汇报》1952年10月20、21日。
注38 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上档A22-1-47。
注39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注40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41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注42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文汇报经理部函致解放日报所借资金无法归还由》，1952年7月16日，上档A73（解放日报社档案）-1-113。
注43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注44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45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注46 《解放日报1949年工作总结报告暨1950年工作计划大纲（草案）》，上档A73-1-3。
注47 1952年5月29日，《解放日报》销量达154415份，占全市报纸当日销量的近30%，比第二位的《新闻日报》高出55000多份。见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48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注49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陈虞孙致市委宣传部：《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50 《上海市人民政府函致文汇、大公等报社不再继续优惠水电费由》，1950年1月11日，上档G20-1-26；《财政部长薄一波等函复报业不免营业税由》，1950年4月5日，上档G20-1-27。
注51 《华东新闻出版局、上海新闻出版处与文汇报关于政府扶助文汇报事宜达成的协议》，上档G20-1-30。
注52 姚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注53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注54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沪委宣（52）1189号，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注55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注56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注57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58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注59 报告提出：《新闻日报》的读者对象应以工商界、高级职员与广大店员为主，多登本市新闻。《大公报》在国内以大资产阶级与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并应多登国际新闻。《新民报》以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为主要对象，多登文娱消息。《文汇报》以教育界为主要对象（具体的文中已引）。见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作者：张济顺，《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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