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6日 星期四

毛泽东随心所欲塑造鲁迅形象,具有什么意义?


  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适逢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毛泽东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的学生作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还在演讲中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并指出:“综合上述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对鲁迅最经典的一次评价出现在他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中说:“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除了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对鲁迅作出评价以外,中共对鲁迅作出的评价也丝毫不亚于毛泽东的评价。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的光荣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概括起来,毛泽东送给鲁迅的桂冠有: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第一等的圣人,骨头最硬;文艺队伍的总司令,文化革命的旗手和主将,代表新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者。据说,在毛泽东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中,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其他历史人物,一口气连用了九个“最”的措辞,并冠之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头衔,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毛泽东和中共的高度评价,成功塑造了鲁迅的形象,使鲁迅在毛所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毛泽东所着力塑造的鲁迅形象,是一个文化战线上“革命战士”的形象,为工农大众和利益而英勇奋战,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当然,这样的一名“革命战士”,他肯定坚决拥护中共的领导。

  毛泽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将鲁迅迅速推上神坛,首先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革命不仅需要革命的理论,还需要革命的文化。因此鲁迅就成了一面现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旗帜。一九三七年以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据统计,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为止,就已经有四万多知识分子来到延安。除了个别由延安指名调入的特殊人物以外,绝大多数人是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气息”,因此尽快将这些头脑中有些自由主义思想,脑后天生长着“反骨”的青年知识分子,从里到外彻底染成“红色”,实现“革命化”,是一件迫在眉睫却又十分麻烦的头等大事。因此,毛泽东非常需要一个“严于‘解剖’自己,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形象。他必须尽快为延安的知识界树立一个典型的榜样,这也成为中共文化政策乃至整个革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治层面来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相当成功的。延安的知识分子完全认同了毛泽东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并且不遗余力地宣扬这个形象。当然他们对鲁迅的解读,被严格限制在毛泽东所预设的框架以内,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宣扬鲁迅作为“战士”、“民族英雄”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不断加深对这个形象的认同的同时,还要以这个形象为标准,不断地反省与改造自己。

  事实上,在表面轰轰烈烈的“造神”活动背后,通过政治运动,在延安的文化界将鲁迅最宝贵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悄悄地消解完了,鲁迅已经彻底沦为一个任人操纵的玩偶和工具了。中国人的精神领袖只能是毛泽东,当毛泽东离开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们还需要高举他的旗帜。而这正是一生追求“君师合一”理想的毛泽东所梦寐以求的结果,这也正是毛泽东身上的“猴性”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九四二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公开地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文艺的独立性,要求文艺无条件服从于政治。在回答“杂文时代”与“鲁迅笔法”这个当时颇有争议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已经有人指出,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中共所倡导的以鲁迅为旗帜的革命文艺的方向,恰恰与鲁迅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塑造了一个与鲁迅精神完全相反的偶像鲁迅。毛泽东需要鲁迅的斗争精神,却不需要鲁迅的批判精神、独立精神。据资料披露,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晚,毛泽东召集了部分文艺工作者进行座谈,赵丹、黄宗英、罗稷南等参加了。会上,罗稷南与毛泽东有一段关于鲁迅的对话,罗问:“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曾经予以披露,当时曾亲耳聆听毛罗对话的黄宗英也撰文佐证。很多人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甚至坚决否定。事实上,即使这个事情不存在,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对鲁迅这面旗帜的政治利用的事实。从我们所能看到的毛泽东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谈话风格来看,联系到他当时处境和具体的政治目的,这件事是很有可能发生过的。

  令人颇费思量的是,毛泽东作为知识分子命运的绝对主宰者,却一再鼓励知识分子们要敢说敢写,不要怕挨整,要向鲁迅学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他的斗争对象,甚至他已经将他所创立的这个政权、社会制度和他所领导的官员,都看成了是对劳苦大众的压迫者。而作为自命的劳苦大众的代表,他自己也是受压迫者,他将自己和鲁迅都当作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和受难的耶稣,所以他要不断革命、革命到底。

  当然,毛泽东对鲁迅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毛泽东最爱读的现代人的书就是鲁迅的书,一部《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北京,阅读数遍,他对鲁迅熟悉程度,并不亚于鲁迅专家。据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他也随身带着几本鲁迅的著作,一有空就读,并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还作过“最高指示”:“读点鲁迅。”可见毛泽东对鲁迅确实是念念不忘的。

  鲁迅生前独步文坛,有人戏称他的一生是“独孤求败”的一生,而且至今也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这是公认的。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有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研究著作,也有翻译作品。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是伟大的诗人,他一生手不释卷,他喜爱鲁迅的文笔和风格,对鲁迅作品中蕴含的深刻和睿智的思想赞赏有加。这是一个文学家对另一个文学家、一个思想家对另一个思想家的推崇。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武汉致信江青,信中说:“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这大概是人们常常提到的毛泽东自称他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一说法的来历。

  除了对鲁迅作品的喜爱,毛泽东还非常欣赏鲁迅的叛逆精神、斗争精神。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毛泽东年青时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年时吟诗“宜将剩通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十多岁还发动文化大革命,体现的都是绝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他们的身上都有不安分的灵魂,内心都有不断破旧创新的冲动。鲁迅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怕孤立、勇于反潮流、敢于破坏的精神,正符合毛泽东的精神追求,自然引起了他的共鸣,这也正好体现了毛泽东身上的“虎性”的特点。

  毛泽东和鲁迅在个人性格上也很相像,他们性格上的缺陷也同样很相像,而且很明显。可能是早年受到的打击在内心留下了阴影,他们的性格在表现出倔强、抗争的一面的同时,也流露出阴险、暴戾,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他们都一生在斗争,并且乐此不疲。他们的敌人没完没了,而且敌人并不比朋友少一些,很多曾经的朋友也会在一夜之间变成敌人。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推崇鲁迅,既有政治需要的、功利性的一面,也有纯属个人喜爱欣赏、视为知已的一面,这两个方面一直纠缠在一起,很难说清究竟哪一方面占主要地位,甚至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割清楚。

  鲁迅是幸运的,他正确地选择了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不远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作为他最后的落脚点,尽管他前所未有地介入了一些政治活动,他还是过了十年相对安稳幸福的生活。一九三六年他又在正确的时间,离开了这个是非纷争的世界。否则,当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后,他是去重庆还是去延安?如果他去了重庆,一九四九年之后他的命运又会怎样?鲁迅不是郭沫若,我们无法想像他如何与毛泽东、与中共要员相处,又如何熬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所塑造的鲁迅形象,也肯定不是鲁迅本人所能认可、接受的。当然,我们无法想象如果鲁迅活着,他还可能成为中共的一面文化旗帜吗?

  毛泽东应该感谢鲁迅,历史虽然没有安排他与鲁迅见面的机会,但一朵长刺的玫瑰适时凋谢,将自己的宝贵遗产无偿地、无保留地赠送给了他。作为经历复杂、思想充满矛盾、受过西方自由思想哺育、具有叛逆和斗争精神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成为他手中随意变换的魔方,可以随心所欲地为我所用。如果鲁迅不死,毛泽东又到哪里去获得这样一件威力无穷的武器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是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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