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袁世凯与孙中山的会晤

 　　中国历史从来都是鲜活生动，富于戏剧性的，特别是两位政治对手之间的相会，斗智斗勇，各展风采，尤能予人以历史的启迪和趣味。远者如项羽与刘邦鸿门宴上的剑拔弩张、刀光剑影，近者如蒋介石与毛泽东重庆会谈的斗智斗勇、唇枪舌剑。与此有所不同，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与孙中山的相会，则是一派莺歌燕舞、和谐融洽的景象，而其来龙去脉及历史意义也值得我们去探究。

　　在清末，袁世凯与孙中山，一为居庙堂之高的朝廷重臣，一为处江湖之远的反清志士，自然无相见机缘。辛亥革命起，孙中山在南京开府建立民国，袁世凯在北京暗操清廷命脉，南北相峙，在斗争与谈判中逐渐领教对方的品行与才智。袁世凯挟持军容强盛的北洋军雄视海内，又有清末新政的赫赫政绩作为资本，故形成当时“非袁不可”的社会心理，孙中山不得不将总统大位让出来。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大总统职务，退居闲散，之后漫游各地，准备投身铁路事业，以为中国富强的基础。袁世凯承接总统位置后，多次邀请孙入京相会，共商国是，孙皆予以婉拒。六、七月间，袁掌控的政府与同盟会占优的国会屡起冲突，内阁不稳，几呈无政府状态。为平息风波，袁派人敦促孙中山、黄兴北上。8月，孙、黄为着同盟会即将在京改组为国民党，方才应邀，十八日由上海启程赴京。但恰在此时，发生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被袁政府枪杀案件，众人担忧孙、黄安全，纷纷劝阻。孙中山为防意外，劝黄兴暂留，而自己则如期北行，并对众人谓：“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显示了一代伟人过人的胆魄。

　　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事先即命令对孙的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完全与大总统同等待遇。袁世凯原先在石大人胡同的外交部居住办公，此处建筑宽敞轩朗，陈设富丽堂皇，袁腾出来作为孙中山的下榻之处，自己搬到了铁狮子胡同的国务院。北京政府遵照袁的指示，郑重其事，一切布置整整齐齐，结彩悬灯，铺张扬厉。孙抵京时，袁已派出代总理赵秉钧等国务大员到前门车站迎接，还有大批军警仪仗队和军乐队以壮观瞻，并用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饰以黄缎，将孙接到外交部迎宾馆。北京市民塞巷填街，观者如堵，政学绅商军警各界排班列队，鼓舞欢腾，孙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实开民国以来未有之盛举。

　　孙中山原拟次日拜访袁世凯，但当晚袁即派人迎接他至总统府相见。袁亲至大门口相迎，袁与孙作为北洋派与革命党的两大巨头，终于首次晤面。八时宴会开始，袁亲自为孙执酒，态度极为谦恭，称：“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愿先生有以教我。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答词表示：“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发达为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会后，袁与人称：“不图中山如此瞭亮。”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孙亦对人称谓：“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之心，妄肆攻诘，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 二十六日袁至迎宾馆回拜。二十七日袁为孙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到场者有四五百人。袁致辞欢迎：“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窃虑难堪其任，今夕相会，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但这种融洽氛围几乎为北洋军官所破坏。入座不久，西南角上开始吵嚷，说“共和都是北洋之功”，骂同盟会“暴徒乱闹”，随后东南角也开始响应，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孙中山则态度从容如常，毫无愠色，孙的随从亦不理会。有人怀疑北洋军官的胡闹系事先安排。不过，北洋军官的胡闹，与袁世凯极力拉拢孙中山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这种怀疑未必能够成立。后来黄兴到京时，袁宴请孙、黄，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意欲出出风头，煞煞民党的威风，在欢迎致辞中涉及政治，对民党有所批评，把当场气氛搞得不伦不类。傅的发言并未讨得袁的欢心，袁当场制止，说：“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事后，袁斥责傅良佐那天说话不得体，说：“那些都是我们背地里的话，你未经我事先许可，怎好随便讲呢？”并因傅处事不得体，不再重用。

　　二十八日，袁再次宴请孙中山。袁在致辞中对孙备极嘉许，说：“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在答词中，称袁世凯“善于练兵”，“富于政治经验”，高呼“袁大总统万岁”。

　　自孙抵京，袁与孙多次会谈，皆有关国家大政、中外情形，论事极为畅快和洽。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三四次谈至二时以后。两人在会谈中都表达对实业的注重，不为总统之争，而竞争为实业家。孙大力支持袁任总统，谓：“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表示自己此后当从事于社会事业，且从事于此，当较袁更为适当。袁则立即提出抗议，谓：“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从前在北洋即立意专派实业学生，至于政法学生，实在因为不得已而后派者。”孙又力驳之，谓：“我做此等事，必较君更能取信社会。”袁历诉党派竞争之苦，孙则承诺一力担任，谓此等调和，我优为之。某晚，孙语袁，请袁练成陆军一百万，自任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里。袁微笑曰：“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这几次会谈，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皆在座陪同，某日深夜，梁送孙返行馆，孙问道：“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能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梁问：“何也？”孙曰：“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梁对曰：“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理也。”孙大笑。

　　袁对孙倾意结纳，在会谈中极力迎合，孙自感二人会谈之融洽。但其实尚有诸多问题未能达成一致。譬如迁都问题，孙中山认为必须迁离北京，至于迁到什么地方，皆无不可，甚至荒僻如兰州亦可。而对袁世凯来讲，若迁离北京，犹如自去根基，岂会赞同，之前北洋军甚至为此闹过一场兵变。又如集权与分权问题，袁持中央集权主义，务必使地方服从于中央，曾鼓动黎元洪发表军民分治的通电。孙则认为五六年内，军民分治是办不到的，因为有些地方不主张军民分治，而中央未必能派兵打他。而这五六年内不统一也没什么要紧，不必急着统一。至于各省都督是由中央简派还是由地方民选，孙以为民选是好的，中央简派反于中央不利。但这些主张分歧的地方，双方似乎有意避开交锋，而造成见解一致、情意融洽的事实。袁世凯向人称赞孙中山“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而孙则揄扬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对于孙中山的二十万里铁路计划，袁在清末曾主持过铁路建设，知悉其中艰辛，绝非空口白话这么简单，但他并不愿因此与孙抵牾，而愿以此作为孙远离政治的交换，所以还是表示予以支持。九月九日，袁任命孙为全国铁路总办，全权考虑和设计全国铁路系统的计划，并向外国银行团商借修路款项。袁而且每月拨三万两，作为孙的经费。

　　对于张振武、方维被杀案，孙中山了解情况后，对人表示意见，称张、方不得谓无罪，但似应在武昌当地捕拿诛杀，则不发生此问题，而假手于中央，则未免不妥。对于参议院群声沸腾，意图弹劾袁世凯、黎元洪及国务院，孙为调和党争，主张平息风潮，称：“盖于事实毫无补救，徒费良好时光。”孙致电黄兴促其北上，谓：“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意见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黄兴至京后，袁世凯对之亦是极力结纳，授黄为陆军上将。袁世凯、孙中山的相会演变为袁、孙、黄的三巨头会。三人磋商内阁问题，几经波折，终得解决。自民国成立，国务院即与总统府、参议院关系不洽，时生矛盾。唐绍仪与袁世凯因直隶都督人选问题不和，不辞而去；陆征祥以外交总长继任总理，初入参议院即遭痛击，所提内阁人选皆未通过。府院之争、院会之争，闹得民初政坛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而内政外交诸项国事亦致耽搁。孙黄为调停党争，主张新旧势力合糅，共济艰难。袁世凯则意欲以国民党人组织内阁，以示合作之诚意。袁与孙商议续任人选，孙提名宋教仁。宋教仁推辞，认为黄兴威望素著，必能调和南北感情，故力荐黄兴担任组织内阁。袁力请黄兴担任总理，而黄则以自己注意力转移于实业，尽力于社会，不肯担任。袁又提名国民党籍沈秉堃任总理，但沈与国民党渊源不深，交情微薄，国民党方面也不情愿。孙、黄经过商议，与其以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国民党员任总理，反不如顺遂袁意，以袁系人物担任总理。内阁总理陆征祥辞职后，一直是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赵在清末即为袁世凯的心腹，办理警政亦为当时冠冕。孙、黄决定以赵秉钧出任正式总理，袁世凯自然欣然赞同。孙、黄并向参议院作疏通工作，所以当袁向参议院提出由赵秉钧组织内阁，得以高票通过，反对者仅两票而已。赵内阁成立后，黄兴乘势游说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意图通过赵实现政党内阁主张。赵内阁中以总理为首的多数阁员皆加入国民党，赵内阁遂成国民党内阁。孙中山称赞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

　　袁世凯提出“内政大纲”八条，经孙、黄首肯，并电询黎元洪同意后，九月二十五日由总统秘书厅通电公布：（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材；（四）门口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在民初被视为“四大伟人”，而这八大政纲，则是作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同时也是各派妥协的产物，无疑有助于加强国人对于和平建国的期望。

　　从疏通南北感情、平息政治风潮的角度看，袁世凯与孙中山的相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二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达成一致，北洋派与国民党亦实现一时的和谐相处，参议院停止了对政府的抨击，政局暂得稳定。十月十五日，英国《旁观者》报发表驻北京记者通讯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国民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作为此次政治协商的最大成果，赵秉钧内阁虽被讥讽为“非驴非马”，但赵依靠其过人的聪明才智，在用人行政的政务问题上放手由袁主持，自己则致力于笼络党人，尤其与宋教仁交好。所以赵内阁改变了此前国务院与总统府、国会龃龉不断，政潮频生的局面，变为与各方面关系融洽，政争暂时趋于停歇。

　　以往论者对于袁世凯与孙中山会谈的看法，皆认为袁工于权术，假装谦恭，孙则是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上当受骗。革命党人谭人凤即曾叹道：“袁其真有魔术欤？（孙、黄）何被弄于股掌之上而不悟也？怪哉！”其实这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总结的经验教训，但这种“后见之明”有时不免倒果为因，不一定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形。其实孙中山也是虚虚实实、熟谙政治手段的高手，当时虽对袁确实大力揄扬，主要还是服从于调和党争、平息风潮的目的，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信任袁世凯。孙的策略是在政治上暂由袁主持，不与之竞争，而先尽力于社会事业，培养力量，待时机成熟之后再重掌政权，所以许诺袁世凯十年大总统。就袁世凯方面讲，当时政治势力林立，北洋派尚不具备完全支配政局的实力，统治基础并不稳固，袁需要也并希望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更何况孙中山的政治策略于他也是有益的。所以袁与其心腹谋士徐世昌就经常谈及中山坦白，克强戆直，颇思与国民党提携。如果北洋派与国民党真能合作，一派执政，一派予以监督，以政治协商方式解决分歧，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政治格局。但这并不符合邓野先生所称民国的政治逻辑。简言之，民国的政治逻辑即为政治与武力的高度统一，武力既是政争的出发点，同时又是政争的最终归宿。

　　袁、孙的会晤并未改变北洋派与国民党在根本利益上的歧异，二人会谈的成果，也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消亡殆尽。袁世凯对权力的掌控，面临来自国民党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宋教仁汲汲于国会选举，意图由自己组织政党内阁，甚至改选黎元洪作总统，政党内阁势必架空袁世凯，而改选总统则更是对袁统治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中央集权为中国自秦以来一脉相承的体制，对袁亦最为有利，袁自奉行不误，但却遭到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抵制，尤其是李烈钧态度最为强硬，与袁频生冲突，几至动武。在这样的形势下，袁世凯感到来自国民党方面极大的威胁，再无法与之合作，遂一变为敌对态度，与梁启超、黎元洪等中间力量联合，以抑制国民党。1913年二、三月间，政争已至激烈化阶段，袁世凯尚未最终放弃通过政治协商途径解决的念头，故又数次电邀孙中山，称有要事相商。但孙未予认真理会，和平解决政争的机会也随之流失。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由此国民党与北洋派势若冰炭，再无调和余地，终于由政争走向战争。

　　袁、孙在北京的相见，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次政治对手间的聚会。这次聚会没有改变原有的政治格局，由互不信任、互不妥协终致兵戎相见，和平建国的梦想亦成泡影。这也正显示了民国政治逻辑的力量。

鲍牧松，《书屋》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