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老红卫兵当政”：特殊锤炼过程形成特殊人格

二月份读到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一文时（以下称《对》文或钱文），王立军事件已出，但尚未影响到薄熙来，而且崔天凯对中外记者也说了“事情已经解决”。彼时即想谈一点对该文的感想，但还是觉得需要等一等。为什么非要等更多有关重庆的消息出来之后再谈呢？因为感想是由薄氏而发。《对》文列举了多位老红卫兵，也提到了薄，但钱先生评析的主角似乎是二刘（刘源、刘亚洲）。犀利公认为，就已经在今天的中国所掀起的波澜而言，薄更具代表性。

《对》文的末尾，钱理群先生注明的写作日期是去年的12月1日，即重庆事件发生前两个多月。钱先生谈老红卫兵的话题，似乎是因刘源及其幕僚张木生先生而起，犀利公想谈老红卫兵，则是因薄而发，并且早在2010年5月份写《冷眼看哥唱“红歌”》一文时，就有这个念头。那是我写的有关评析重庆红的第一篇文章，尽管感觉到了老红卫兵的经历与薄氏“新政”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忧虑一竿子打倒一大片，就没有从这个角度切题。本文将难以避免地挂到那些不能归于薄式老红卫兵之列的老红卫兵们，篇首先致以歉意。

拜读《对》文，能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的忧国之心。在保持本文既定的结构次序下，犀利公将分散地谈一谈对钱文主要观点的看法。

1、特定词——老红卫兵

钱文的标题用了“老红卫兵”一词，从文中看不出，钱先生是泛指，还是特指。了解红卫兵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最早起来造反的一批中学红卫兵。主要成员是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北京八中、八一学校、十一学校等贵族学校的学生，多为高干子弟，即今天所言之红二代。

文革初期，即1966年5月下旬，一些红色小贵族便开始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的暗中支持及公开赞赏，大搞红色恐怖，肆意打抓杀。很快又成立了“西纠”、“东纠”、“海淀分队”等多种组织，最终于当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的一间会议室里，酝酿成立“红卫兵第四司令部”，以抗衡蒯大富所领导的大学红卫兵组织中最强大的一支——“三司”。12月5日，最终定名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联动”甫一成立，便以其非凡的影响力，迅速在上海、南京、沈阳、武汉、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狂热的少年贵族，不仅拥有极强的优越感，更是怀着浓烈的历史使命感，要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激流中傲立潮头。一时间，风头无二。

之所以特别关注老红卫兵，是基于如下几点思考与忧虑：

其一，如《对》文所言，走过“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当政的胡温时代，中国即将迎来“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掌权的习李时代，在未来的5到10年间，没有大的意外，中国人只能面对这样的安排。那么，了解这些身处高位的红卫兵，特别是他们中衔“红”而诞的老红卫兵，对于前瞻中国的未来，不无裨益。

其二，文革中中毒最深的两群人中，20到30多岁的青年（大学生），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整顿，头面人物如“红卫兵五大司令”等，还受到了惩处。而14到20岁之间的中学生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们，没有受到任何清算。在同样对文革中的恶行拒绝道歉的现状下，如果说大学红卫兵还心存些许罪恶感的话，那么，中学红卫兵则连一丝愧意都没有。他们中的老红卫兵（红色贵族），甚至还因随后在父辈被打倒之后受到了牵连而心怀委屈，并一直以受害者的心态登上今日中国的上层舞台。前者如蒯大富、聂元梓，后者如宋彬彬、薄熙来。在回答“您对文革的作为忏悔吗？”之问时，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忏悔”（ 颜昌海《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聂元梓说：“唱啥红歌啊，这薄熙来是真傻假傻？亲妈都在唱红歌中给唱死了，还唱个啥劲啊。”（韩三洲《聂元梓为什么不唱红歌》）而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却在参与打死副校长卞仲耘过后46年的今天，不远万里，从美国向中国发来文章，继续为其行为辩解（《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2012.02.07，共识网）。薄熙来，1966年北京四中的高中生，“红海洋”事件的策划人之一，不仅对当年的恶行毫无悔意，而且还在其执掌的重庆，再次为当年的红潮，操办声势浩大、糜费巨万、持续多年的40年大祭，并吸引了九常中的六常前去捧场。

其三，老红卫兵们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变异人格），社会至今还认识不足。钱理群先生有几点总结。（1）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遇事下得了狠手。（2）在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3）思想不透明，面目含糊不清，通常在执政的中后期才显露峥嵘，北京话叫“阴”。三种人格，几乎囊括了中华人格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形成过程中所能沉淀下来的最负面的那一部分。深究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令人不寒而栗。重庆事件胜过一部惊悚小说。不说谋杀海伍德，不说监听大内，不说策动军方，不说广结金主大肆敛财，单说唱红，即可看出：一个历经过文革磨练的老红卫兵战士，其胆识该是何等的惊人？一面纵容自己的儿子在英美疯狂派对，一面又号召儿子的同龄人——重庆几十万大学生，上山下乡。在实施赤裸裸的道德欺骗时，神圣庄严。在表白“全额奖学金”的谎言时，神态自若。富人喊穷，还知道披上一件旧衣，而老红卫兵，是不屑于套上马甲的。


2、两步成人礼

特殊人格的形成，自然有其特殊的锤炼过程。在红卫兵肆虐的短短三年间（1966-1968），全国打死或被逼自杀的人数达几百万，仅广西南宁“四二二”武斗（1968年4-7月），就死亡10多万，失踪3万多。在老红卫兵开创事业的那个疯狂的“红八月”，仅北京一地，就打死1772人。

这是让人不忍卒读的一篇调查实录，叫《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上。作为宋彬彬当年的同学，王友琴女士如今也旅居美国，她从芝加哥大学发过来的这篇文章，让我们读到了与宋氏不一样的言说。文章（调查报告）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她们的副校长卞仲耘女士开始写起，详细统计了在“红八月”这一个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北京各中小学校的师生员工。一个显著的“案发特点”是，死者大多是女教师，而且这些女教师的“孩子们”，行凶的手段令人发指。另一位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先生，在其所著的《文革大屠杀》一书中，也有相关记述。面对如此血腥的场面，一位读者留言道：这个民族，其实该叫血族。

顺着王女士文中所能还原的那些早已枯干的血迹，请允许我再登录一次死难者的名字：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中学老师】：

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女）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女）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张辅仁、张福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59中学），校长沙坪（女）、数学教师张梅岩（女）、

体育教师何世瑾（女）

北京八中，校长华锦（女）、历史老师申先哲

北京十一中，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图书馆员沈世敏（女）、数学教师杜兆南、

语文教师王景清、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校医霍岐、

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共九人被害。

北师大附属第二中学，教师樊希曼（女）、靳正宇、支部书记姜培良

北京二十五中，语文教师陈沅芷（女）

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师郑兆南（女）

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女）

北京景山学校，工友李锦坡

北京白纸坊中学（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

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教导主任姚淑嬉（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教员杨俊、郑之万（女）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157中学），教员孙迪

北京四十九中，语文老师郑育秋（女）

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马耀琮

北京二十六中，校长高万春

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李培英（女）

北京工业学院附中，校长彭鸿宣

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萧静（女）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体育教师曹天翔、语文教师董尧成（女）

北京65中，化学教师靳桓

北京四中，地理教师汪含英（女）及丈夫苏庭伍（数学老师）

北京四十七中，美术老师白京武

北京三中，语文教师石之琮（女）

北京矿业学院附中，语文教师朱鸿志

北京房山中学，校长王哲

北京通县一中，负责人程珉

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

北京二中，数学教师路彦、地理教师袁之俊、电工师傅许殿举

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

北京清华园中学，军体知识老师李凯

北京十九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化学老师阎凤卿（女）

北京三十中，校长王生琯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小学老师】：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女）

北京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师鄂少琪（女）

北京永定门小学，教师冯杰民

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谦光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蘅（女）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

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女）及丈夫孟昭江、教导主任吕贞先（女）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女）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黑五类”学生】：

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郭兰蕙（女），17岁

北京太平桥中学，初三女生，15岁，姓名已不详

北京27中，一名初中女生，年龄、姓名已不详

北京13中，初三年级学生武素鹏，15岁

北京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19岁。

犀利公，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