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上）

　　——以北京大学为例


　　I.题目和方法

　　从“反右”到“文革”，从1957到1966，相隔九年。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本文从受难者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和分析。(以下“反右”和“文革”这两个词都将不再带引号。)

　　从北京大学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反右中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更为深重的迫害，被“斗争”和监禁，受到肉体和心理的戕害，有一批人被害死。另一方面，在反右中担任领导和积极分子角色的学校负责干部作为群体，在文革中也沦入被“斗争”的地位上，其中有一批人也被迫害致死。

　　受难者的遭遇指示出一条明晰的轨迹：相隔九年的这两场大规模“政治运动”(这是反右和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使用的称谓)，总的来说就是群体性迫害及其发展。这种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是迫害手段的更加野蛮，特别是所谓“群众专政”方法的普遍采用和校园暴力的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是迫害的对象进一步扩大，不但在人数上增加，而且被迫害的群体种类也越来越多。

　　从受难者的角度切入反右和文革历史，不但出于对人的生命和权利的尊重的基本价值，也因为只有了解受难者才能认识这两个大事件，因为对人施行迫害是反右和文革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本文所用的材料，来自我在过去十多年中对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和仔细阅读，也来自我对大量经历者的调查采访。关于这两种资料来源，余英时先生曾在给我的《文革后难者》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孔子将其分别称之为“文”和“献”(“文献”是后来才变成一个词的)。在方法上，本文依然是对“文”与“献”的探索的结合。由于大量受难者的资料从来没有被记载或报道，两种材料来源中，调查寻访尤其重要。

　　对于接受笔者采访的人，笔者深怀谢意。感谢他们为记录历史真相提供帮助。


　　II.“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更深迫害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记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


　　在同书的1982年部分(那时“右派分子”回到学校办理“改正”即撤销原处分)说，北京大学反右　派时划了716个右派份子(890页)。两个数字不同，是因为后来又“补划”了17人。因前一次的数字分别说明了学生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人数，所以引用在这里。另外，据文革结束后的《人民日报》：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了各种处分的人842名。因为没有公布所有被“划”的人的名单，现在不清楚715和716之差别是如何产生的。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在文革后，这个讲话印刷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在北大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规模的“划右派”的行动，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示下执行的。非常恐怖的是，他制订百分比划取右派分子。也就是说，不管如何，一定要从人口中抓出某个预先确定的数额的人来作为“阶级敌人”打击。而且，这百分比是他一个人相当随意地决定的。


　　“反右派运动”在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惩戒机制。首先，是权力当局以发表言论为犯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尽管这些人并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危害他人。第二，本来学校能作的最高的处罚不过是开除学生学籍或者解雇教职员。学校的学生教员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统可以审判。学校当局把七百多名教师学生划为“阶级敌人”，这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权力。第三，不但实行惩罚，而且惩罚不设定限量。一批学生被学校直接送去“劳动教养”而不设结束的期限，以至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达近二十年。甚至“摘帽右派”也仍然是一个坏身份。

　　文革中，北大的新权力当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具有了比原来的中共北大党委更进一层的权力，他们在校园里就建立了庞大的“劳改队”，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在学校里“劳改”，而且把他们剃了头发，对其中的女性则剃去半边头发，有专用名词称为“阴阳头”，命令他们在胸前悬挂写有罪名和他们自己的画上红叉子的牌子。后来，又在校园里建立了关有数百人的监狱，也就是被俗称为“牛棚”的地方，因为那里被关的人被称之为“牛鬼蛇神”。在“牛棚”中，被关押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常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及心理上的虐待。在北大文革造成的63名受难者中，有四人是被红卫兵学生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连“揭发”“批斗”“定性”这些“革命程序”都不曾有过，残忍野蛮，达到了新的高峰。

　　“右派分子”在文革前已经遭迫害九年，再加上文革十年，文革结束后又过了两年才得到“摘帽”和“改正”，全程长达21年。在笔者的采访中，有一名受访者，自己并非“右派分子”但同情“右派分子”，使用了一个说法，叫做“右派表情”，意思是当过“右派分子”的人脸上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是长期受到迫害和压抑后形成的，明显到使人能觉察得到，连摘掉帽子或者“改正”以后都依然还在。

　　这种“右派面孔”表情，是长达21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后形成的。这种表情可能因人们对苦难的司空见惯态度而被忽略，而大量的迫害事实也一直被排除在官方准许的发表物之外。下文是对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进行具体的描述。


　　1、被判死刑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分子”中，就笔者了解到的，有五名在文革中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反右时就有一名“右派分子”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北大学生发生身体冲突而被判处了死刑(因事实上并无伤害人身事发生文革后平反了)。一共有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716人的近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几乎每一百人中有一人。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北京大学一个学校来说也是非常高的比例。

　　五名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中文系学生林昭(1954年入学)，1968年被处死；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55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被处死；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历史系学生沈元(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54年入校)，1976年被处死。其中林昭为女性。五人中三人在1970年被处死，是在文革的“打击反革命”运动高潮中。

　　林昭在上海被判处死刑，时间是1968年4月29日。那是“五一节”前，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见《解放日报》报道语。)。这是文革的庆祝节日的方式。

　　顾文选和沈元都在北京被判处死刑。197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份材料，把“顾文选等55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要“革命群众”“提出处理意见”。沈元也在这份材料中。(可见于笔者收集的这一材料照片。)55人中北大“右派分子”占了二人。这种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制造更大恐怖，如古语所说的杀一儆百。这份材料发出仅仅两个星期后，1970年3月5日，他们被处死。

　　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处死刑。1957年他把北大图书馆英文《工人日报》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大清洗”杀害无数俄国人的报告，翻译了一些段落手抄后贴在学校阅报栏上供观看。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再被判处死刑。从笔者收集到的判决书上可以看到(见照片)，判处任大熊等13人死刑，没有援引法律依据，只写着：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所谓“一三一”指示，指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文件。毛泽东在此文件上批的“照办”二字就是判处死刑的依据。这是人类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决书格式。同时，判决者判处他们死刑，甚至未声称他们有何反抗革命的行动。仅仅因为他们的“右派”言论或者思想，就可以把他们判处死刑。

　　由于未能对全部716名“右派分子”的下落作追踪调查，笔者对他们中在反右后离开北大的人的文革遭遇缺乏全面了解，特别抱憾的是至今仍不了解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下文记述的是留在北大校中的“右派分子”的遭遇。


　　2、在北大被迫害致死

　　笔者写有《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63人是北大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五，即每二百人中害死一人。63名受难者中有四人，英语教授吴兴华、历史教授向达、中国革命史教师许世华和图书馆学教授王重民，都曾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到降薪降职处分。

　　吴兴华和向达都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牛棚”和“劳改队”。1966年8月3日，吴兴华在北大西门内办公楼前“劳改”时，被强迫喝了水沟中从附近化工厂流出的污水中毒昏倒。红卫兵斥责其为“装死”。当天夜间吴兴华死亡，时年43岁。死后还被剖尸，不是为了医学目的，是红卫兵要证明他“对抗文革自杀”以罪加一等。

　　向达在1966年8月遭到残酷“斗争”，曾在毒日头下跪在系办公室二楼阳台栏杆外狭窄的平台上被斗，幸好没有从上面摔下来。9月底他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动，晚上他们的寝室的门被反锁，连夜间出门上厕所都不准。向达有肾病，排不出尿，全身浮肿，却不准送医院救治。他在11月10日去世。

　　他们是名教授，反右时受到的惩罚是吴兴华从三级教授降为五级，向达从一级教授降为二级。他们在文革前夕的处境，比起其他“右派分子”来算是有很大特权的，但文革一开始，他们首当其冲，被革命的铁轮无情地辗碎了。

　　许世华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杀，王重民在颐和园后山上吊自杀。他们的死其实不能被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自杀”。他们是在遭到长期的迫害、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重大创伤之后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上文写到的顾文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主要原因是1957年5月25日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讲述了他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冤枉监禁的遭遇。那天还有西语系学生周铎讲了他看到的公安局刑讯逼供的事情。结果二人都成为“右派分子”。周铎1957年被送去农村劳动，1961年才被准许回校上课，1962年毕业后在北大工厂劳动。文革开始后周铎一直在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袖子上戴了一个黑袖套，上面写有白字“右派周铎”。1968年，周铎被关进了北大“监改大院”，最大的校园“牛棚”，位于现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馆的位置上。

　　同关“牛棚”的一位教授说，周铎挨打最多，裤子上总是沾满鲜血。红卫兵看守经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最疼。他们还常拿周铎寻开心，没事就大叫“周铎，过来。”然后用棍子打他的脚。他们打一棍，周铎的脚缩一下，他们又打一下，周又缩一下。

　　有一次骡车拉东西来。饮骡子的时候，红卫兵命令周铎和一个法律系的教授像骡子一样套上车拉着在院子里来回跑，他们看得哈哈大笑。周铎看起来像鲁迅写的“狂人”，样子可怜极了。

　　周铎后来转入西语系的“牛棚”。

　　一个管牛棚的红卫兵学生每天踢开门进来(从不用手推门)，全体“牛鬼蛇神”起立，这个人每次进门以后，首先就转向周铎，甩开膀子狠打周铎几个耳光。周铎在1969年被放出了“牛棚”，和他同住在那一间“牛棚”西语系教授说，听说他不久后就死了，但是不知道确切地点和时间。

　　3、被判刑

　　北大数学力学系王信中、程庆明、刘品馨是1949年入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都留校任教。

　　1957年中共北大党委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王信中写大字报批评当时人整人的风气。他因此被定为“极右派”，送劳改农场。

　　程庆明当时是该系的中共总支委员和共青团书记，在划定“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不同意把两个学生划上，被指控为“包庇右派分子”，以此为由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共产党籍，降职降级降薪。

　　文革中程庆明因和朋友私下议论文革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他曾经被绑在学生宿舍的一个双层床上，双脚离地，遭到毒打。1969年，他被作为“拒不坦白”“抗拒从严”的典型，在北大办公楼礼堂的“斗争会”上被逮捕入狱，一年多后判刑12年，送到山西监狱服刑。毛泽东死亡两年后，1978年底他在刑期快满时被释放。

　　刘品馨(1931-1996)对两名同班同学被划为“右派分子”心存疑问，她没有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写在了日记中。文革中日记就可以成为定罪的根据(在这方面，请参看我的《摧毁日记的革命》)。刘品馨遭到长期“斗争”，不但在打人斗人的高潮1966-1969年被“斗争”，而且在1973年“反回潮”中还被揪上台“斗争”。她曾经被揪住头发打耳光(这样的暴行当时可以在北大当众发生不被制止)。遭到这样的残酷折磨后，刘品馨精神失常。1978年底程庆明出狱后去看望，她已经丧失记忆不认识程了。她从未恢复健康，在65岁时去世。

　　仅仅由于在日记上对“右派分子”表示同情，文革让刘品馨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在北大，很多根本不认识她的人都听说了数学系的一名女教师因日记获罪。刘品馨的悲惨遭遇成为强有力的警告，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北大人都停止了写日记，而文革前在北大写日记的人相当多。


　　4、“中右”也变成“牛鬼蛇神”

　　除了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北京大学还有未戴“帽子”而受各种处分的人842人。在文革中，这些人很多“升级”成为“牛鬼蛇神”遭到“斗争”和“专政”。

　　化学系教授傅鹰(1902-1979)，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在全校的会上作为正面典型发言，1957年被划为“中右”(即比他右的人就是“右派分子”)，文革中成为“牛鬼蛇神”。显然，划分“阶级敌人”的标杆在不断左移，越来越多的人被圈进去了。傅鹰遭到长期监禁和“斗争”。他先被关在化学系男生宿舍。白天由该系女生看管在校园里“劳改”，晚上由该系男生看管。连他因年老夜间多次上厕所也遭学生斥骂。后来他被关入学校“监改大院”里。那里一个当看守的女学生有个棒子。“监改大院”每天“晚点名”以后，这个女学生就在院子中间用她的棒子打东方语言系的副主任岑殿华，逼其承认曾经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岑殿华不承认。傅鹰看到这个情景说，按照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即使参加过“三青团”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现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认，大概不会是。傅鹰教授的逻辑推理很是清晰。但他说的这些话被报告上去，结果为此他也挨打。

　　傅鹰侥幸活过了文革，但是文革中北大的教授被害死的有百分之十。


　　5、高比例死亡率

　　尽管还未能了解所有七百多名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下落，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亡的比例非常高。

　　1952年燕京大学外文系有五名英文教授，除巫宁坤外，另外四名在“院系调整”中并入北大。其中两名男教授胡稼胎和吴兴华，都在北大被划为“右派分子”。两名女教授俞大因和赵萝蕤，自己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但是她们的丈夫，俞大因的丈夫曾昭抡及赵萝蕤的丈夫陈梦家，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巫宁坤那时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送去“劳改农场”，受迫害最重。

　　如果说在1957这个燕京大学英文教授群体是“一网划尽”，那么文革就真成了俗语所说的“一网打尽”。上文已经写到其中之一吴兴华教授在1966年8月3号被强迫喝脏水而死。三个星期后，1966年8月25日，西语系红卫兵在40楼前召开“斗争会”，俞大因教授被强迫跪在台上挨斗并被抄家。她当晚在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她的丈夫曾昭抡(1957后被派往武汉工作)在武汉大学遭到长期“斗争”，在1967年12月9日死亡。赵萝蕤教授的丈夫、考古学家陈梦家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1966年9月3日上吊自杀身亡。赵萝蕤被“斗争”，还遭到殴打，连文革前不久毕业留校的女助教都动手打她。她一度精神失常，后需长期服药控制。

　　胡稼胎的二儿子胡功管(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编导)和三儿子胡功范(四川峨嵋银行职员)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二儿子并被送到北大荒劳动。

　　他自已成为“右派分子”后从二级教授降为六级，不准上课，先在校园作体力劳动，后到北大哲学系翻译资料。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抄家”、“游街”和“斗争”。因为他早已是“右派分子”，而不是新的革命对象，所以“斗争会”上他总是“陪斗”(当时“斗争会”频繁，所以专门术语也发展繁多)。1966年10月他突然瘫痪。妻子把他送去北医三院。医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哲学系给医院的公函上写的是：该人是我系右派分子，请给予一般治疗。他没有能得到什么治疗就出了医院，1968年1月去世。

　　就这样，燕京大学留在北大的四名英语教授，文革中被迫害死亡三人，唯一幸存者的丈夫也被迫害致死。（未完待續）

王友琴，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