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徐立清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绝密谈话（下）

以上就是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未刊谈话录，重点都落脚在肃反问题上。不过，他们在谈话中对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问题挖掘的其实并不深刻，比如徐向前元帅这个时期就认为张国焘进行大肃反与张个人品质及恩怨有关，这其实未能很好地反思党文化中的一些“左”的劣质基因。根据我这几年的研究经验来看，肃反其实与反富农是勾连的，其中的原因更多在于民众动员及政治控制方面。本文这里全引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的谈话，不仅为立此存照，保存两份珍贵档案，我亦想关于苏区肃反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我们都知道，鄂豫皖苏区革命是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展开及深入，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也就成了中共革命的地方领导群体。鄂豫皖苏区革命从1927到1932年间，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地方领导群体成员除了革命牺牲的（比如王幼安、王志仁、刘文蔚、蔡济璜、刘象明、汪奠川、詹谷堂、桂步蟾、吴干才、李梯云、薛卓汉、赵赐吾等），或内斗被杀的（如徐子清、徐其虚等），而因肃反牵连的就有许继慎、周维炯、徐朋人、戴克敏、戴季伦、曹学楷、雷绍全、陈定侯、肖方、姜镜堂、王培吾、王效亭、吴荆赤、徐百川、李荣桂、桂伯炎、舒传贤、江子英、凌柱中、罗炳刚、王秀松、曹大俊、方英等人（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59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陈明义：《陈明义关于1931年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的回忆和看法》，麻城市党史办，第8页，C4-03-25）。从这些列举来看，在鄂豫皖苏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及中共肃反的赤色恐怖，最终致使该苏区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地方领导群体成员几乎洗涮殆尽，其中的缘由值得进一步深思，这里尤其要检讨中共自己的肃反问题。

关于苏区的肃反，我认为这是一种保护性革命高压手段，最初在苏区还是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这方面，徐立清部长在谈话录中就已经说白，他说：张国焘肃反，“当时的人民和军队是拥护张国焘路线的，不愿意苏区有反革命”。这能证明苏区群众最初因害怕有“反革命”而拥护张国焘的肃反政策的。而我们都知道，张国焘曾在苏俄滞留过三年左右时间，他深谙苏俄肃反内情。1931年7月，其来鄂豫皖苏区不久，即着手成立政治保卫总局，随后各县亦相继建立政治保卫局。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还专门通过了《肃反决议案》，该决议案明确规定：“政治保卫局是肃反的主要组织”，“各级苏维埃革命团体，都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经常供给保卫局材料，特别要以阶级意识坚决的分子，来担任肃反工作”（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专题报告集）》，内部资料，1985年，第119页）。当时，张国焘正是依托政治保卫局这套组织体系，进行大规模肃反来民众动员及政治控制之目的的。

1931年10月，苏区刚好发生了“许继慎、周维炯事件”。这个事件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谈话录中也说及，因为他们不受张国焘所代表的中央控制，因此张国焘找个“反革命”借口对他们进行整肃。随后这个事件处理即迅速扩大化，其原因又与苏区早期动员模式正相关，苏区早期动员多是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动用传统“社会资本”及“日常行为轨制”发展起来的，苏区一旦大兴肃反，这些存续相连的传统“社会资本”、“日常行为轨制”及后来革命中形成的同志式的革命关系都会成为牵累，就会造成颇多“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牵连一大片”（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61页）。因此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地方领导群体成员颇多都受到这个事件的牵连。当时苏区正盛行反富农，在处理的过程中，这个牵连一大片的轰动事件又跟苏区的反富农政策勾连起来。张国焘也即刻抓住了这个契机而见风使舵，他的见风使舵方式就是扬言苏区破获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组织，然后借力打力进行大规模审查、标签化定罪，而带有原罪感的富农，其贱民身份即马上弥补了反革命组织与成分论之间的断链，而从成分上寻找反革命定罪的理由与线索即成理所当然。我们可以从张国焘1931年11月份底给鄂豫边特委的指示信中看出端倪，他说：“淘汰富农地主成分及一般党内异己分子，与坚决开展党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应当成为目前最迫切的工作”（《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鄂豫边特委信》，1931年11月24，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37页），因此“要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和扩大苏维埃机关内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反富农和淘汰革命异己分子的斗争”，对那些“即使自身没有加入反动组织，他们也有千条线索与地主富农阶级及反动派别联系起来，成为反动活动的基础”，而那些“凡是加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没有一个好的成分”（《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鄂豫边特委信》，1931年11月24，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40页）。这样，肃反内容即发生转向，转移到落脚到唯成分论上来进行“无限上纲”，认为成分不好的分子必然趋向反革命。职是之故，肃反、富农贱民身份及反革命罪三者之间即相互牵连、验证。如此，革命队伍中，成分不好的都要受到审查、清洗与整肃，肃反扩大化、简单化及血腥泛滥，也就在所难免。

据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张国焘肃反审查的对象主要是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58页）。第一种人被审查，有残酷的武裝斗争必然招致的疑神疑鬼有关，不用讨论。第二种人被审查，是唯成分论，与反富农政策有关。笔者这里可举两例反映概貌：据从鄂豫皖苏区走出去的周希汉将军回忆，他参军时，还是个十五岁的红小鬼，但其刚参军即碰上张国焘整肃富农，他因被划为富农出身，遂被开除军籍，还好后来有贵人作保，才免于罹祸（周希汉纪念文集编委会编著：《周希汉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900页）。周希汉将军还算是幸运的个人，而当时整个英山县委组织就不那么幸运了，据文史专家陈克非整理资料记载，当时整个英山县委组织都被定成地主、富农成分而被打成“第三党”，并受到全盘整肃（中共英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英山革命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6年，第7、141-148页）。第三种人被审查，同样也与反富农政策有关，因为在乡村，能够读得起书的基本都是富裕家庭子弟，他们之中颇多后来都成为鄂豫皖苏区地方精英党员，有主见，有地方经验，但他们地方及富农意识也很浓厚。关于知识分子的审查，张国焘在苏区曾多次强调“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页），因此张国焘对他们的审查、清洗与整肃，则更为严格，这无疑会造成颇多反智主义恶果。关于这种恶果的史料颇多。据韩熙型撰文说，张国焘肃反整肃知识分子，使整个苏区找不到能够写得出清楚文句的秘书，一个简单的条子都要书记自己写，有的游击区和区委无一人识字（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7页）。这不免有点夸张，因为就笔者所见，当时苏区确实还存在颇多因恐惧等原因而假装不识字的人。从鄂豫皖苏区走出去的董洪国将军就说，他识字、写字都没问题，但却因张国焘肃反整肃识字的人而恐惧、害怕，因此也就装着不太识字，连写个请假条，也错字连错字（董洪国：《从铁匠到将军——革命艰苦历程》，内部资料，麻城市党史办藏，1990年，第70-71页）。另外，据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长郑义斋烈士的夫人杨文局回忆：当时“为了避免嫌疑”，苏区“不少同志装聋作哑，有的本来是知识分子，却装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文盲；有的本来写得一手好字，却故意装作不懂得怎么握笔的大老粗”（杨文局：《红色的好管家》，《星火燎原（5）》，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00-301页）。笔者这里难以统计这种假装、隐藏之人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这甚至会降低苏区领导及红军作战、指挥水平。关于此点，建国后徐向前元帅、倪志亮将军有深刻总结，他们说“由于这一肃反，使红四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分子有军事学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又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的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还造成了极端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变为一支愚蠢的军队”（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史》，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1年9月，第21页）。

或许张国焘当时还不太清楚如此肃反会招致多种恶果，但他想要达到的效果却非常明晰。

张国焘肃反，进行大规模审查、整肃，轻则清洗，重则杀头，确切地说用了不少反人伦、人质等极端杀手锏。而最终达到的效果，据陈昌浩内部通告讲肃反“淘汰了大批反革命的分子——富农（约二千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77页），而在其另一份报告中他又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1931年11月22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本，第129页）。这还只是个模糊的数字通告，实际情况，比这残忍的多。当时苏区肃反，“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史》，《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1年9月，第21页）。据鄂豫皖苏区走出去的原华东军区后勤部干部部部长常毅将军回忆说：“张国焘在军队和地方上大量逮捕和杀害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革命初期有文化的领导人。他们不少都是成份不好、后来背叛家庭参加革命的学生，却以AB团、第三党、改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了”（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5）》，内部资料，1991年，第108页）。如此，人的性命一旦被视为建构美好社会图景及捍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须的工具及原材料时，造成太多覆盆之冤即在所难免，革命即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

但是，事情发展的逻辑却并非如此简单。应该说，全面肃反过程中，“淘汰”与“引新”又是并举的。当时，在张国焘肃反乱贴标签、大搞逼供信面前，苏区党上层领导人及红军将领都难以、也不可能避免、逃脱被杀的命运，同时这股风潮也波及到地方。1931年10月，当鄂豫皖苏区肃反正紧锣密鼓之时，张国焘及中央分局就为肃反曾致各县一封很长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努力告诫地方党：肃反主要是“淘汰异己分子”，而“异己分子内容主要的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而采取的方法是“在党员中选择工人雇农成分、政治坚定勇敢的积极分子二三十人支配他们特殊的工作，就是去查察党员中异己分子和反动分子，用种种法子刺探反动活动的内容来将他们的秘密活动发现，和将一切异己分子驱逐出党去”，并且“要在群众面前去开除他的党籍，对群众说明他的罪恶，并且让群众参加意见”，目的是“好让党员群众都了解这一斗争来积极参加”（《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一封指示信》，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99-400页）。应该说，地方肃反带来不少受益者，他们文化水平及判断力都很有限，但他们因为政治忠诚及自己的积极勇敢而获选拔、重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他们肯定会不遗余力地蛮干，因为只有这样，才会配得上领导的信任，而领导才会肯定其是个好党员、好干部。此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至于要让更多的党员群众参加肃反大会，无非是增加同仇敌忾之心，亦与民众动员有关。职是之故，地方上肃反就更简单化、扩大化，杀的人也就更多。不过，光杀而没有民众动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同一封信中，张国焘及中央分局又进一步强调：“要公开征求党员，在群众大会上积极勇敢的工人雇农分子，不必他有文字知识，不必他懂得多少关于党的事，不必问他是否有布置能力，只要真要革命，有好的斗争表现，可以自动要求入党，加以个别的考察，即可吸收入党”（《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一封指示信》，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01页）。正因为如此，当时“除极少数的富农分子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真正表现了长期的忠实勇敢投降无产阶级不断反对富农以外，其余的富农分子应一律淘汰出去，绝对与对富农分子留恋的倾向作斗争”，而“大批富农流氓分子驱出之后，红军中的成分得到大的改造，大批工农干部提拔起来了”（《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78页）。所以，肃反使大批富农出身、温和而又富有有异见的地方精英党员被整肃了，替代的是更加激进、更加顺服的工农干部，这大体能够体现鄂豫皖苏区左倾化不断升级及民众再动员能力不断提升的连贯流程，但是，革命高举的理想主义色彩却在消退、渐弱。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反富农一旦与肃反浑然而成，标签化暴力及民粹恐怖就成为民众动员的必要手段。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只要革命的理想是高尚的，手段是可以非道德化或者非是非化，而富农在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里是反革命“异己分子”，通过妖魔化、污名化及标签化，然后进行民粹化整肃。当富农成为反革命的阶级敌人时，肃反手段的暴虐性必然取代保守性，反富农形成标签化暴政也就在所难免，而这又会侵蚀革命理想的道德幌子，但只要非理想化的目的达到，必要的阵痛是必须承受的。因此，为民众动员而反富农，而反富农利用富农标签进行肃反，遂通过剪除“异己分子”达到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及政治控制。这样，某种程度而言，不但彻底整肃富农及富农出身的地方精英党员，还达到了树立张国焘所代表的党中央的权威及控制力，而这种权威控制力的增强，反过来又会反作用民众动员的力度与效果。可见，反富农、肃反、民众动员及加强权威权力，几者之间，无形中又具有了某种微妙系络。

历史真相其实是有正面、侧面及背面的，透视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谈话录背后的历史机密，我们或许应该对党文化及其其间的左稚基因做更深层次的反思与警惕。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