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的东方阵线”，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传为佳话。尽管战前毛泽东决定暂不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像中苏之间那样的友好同盟条约，但中国在朝鲜战场发挥的实际作用已远远超过了法律意义上的盟友。注1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谈起中朝关系，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他们在战斗中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由此人们一直以为中朝友谊地久天长，中朝联盟坚不可摧。然而，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者渐渐发现，在朝鲜战争期间，虽然中朝两国人民的确结成了深厚友谊，但是作为实际上的同盟国，在两国高层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在一系列战略决策和涉及各自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双方都有着不同的考量。
一、关于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境内，与人民军并肩作战，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这也是结成军事同盟双方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还说，目前金日成已转移到平壤以北的德川，金希望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说明朝鲜方面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注2
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注3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彭德怀对朝鲜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德怀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注4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此时还不宜提出，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注5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志愿军司令部，以保持联络。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注6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注7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注8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与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但商谈的结果令人失望：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注9在此期间，彭德怀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第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人民军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注10
金日成出于主权和尊严的考虑，不愿交出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权，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在刚刚断送了几十万朝鲜军队后，要指挥几十万中国军队，似乎就难以理解了。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判断，金日成有此想法，一则是不了解莫斯科的立场，二则是误解了中国人的某些说法。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中国政府对于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特别强调其非官方的性质，所以在公开谈到部队指挥权的问题时特别谨慎。10月25日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开战的消息传出以后，金日成希望中国同意公布志愿军参战的事实，以鼓舞士气。毛泽东11月7日批示：金日成在演说中可以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但不宜多说。周恩来也在答复中特别强调，不是“中国志愿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1月12日，周在电报中再次强调，金日成演讲的措辞一定要改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之下的参加作战”。注11然而，这都是一些说法，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考虑过把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相反，毛泽东还特别建议要金日成尽快与彭德怀和高岗直接见面，商谈中朝两军联合作战的事宜。注12会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随后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显然已经了解到斯大林的意见，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德怀干脆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而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只好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注13
事关重大，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表态，他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的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注14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注15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则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司”）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需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注16金日成返回朝鲜后，12月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第9兵团宋时轮指挥。注17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第9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人民军）第3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注18不过，毛泽东还是有些担心。他指示不要再搞联合指挥部职权条例草案了，这“不仅在两国关系上，更主要在国际关系上”都不利。毛还强调说，中朝联军指挥部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对外不宜公开，对内也只下达到军部及独立师师部。不过，有关战争各事实际上必须统一指挥。注19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作战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注20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在中国军队出动并取得初战胜利后，斯大林决定投入苏联空军参战。注211950年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苏联空军的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注22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注23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因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语言不通等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注24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问题，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乃势在必行。斯大林只能作此选择，这也是金日成在与中国结盟时必须面对的事实。（未完待续）
注释：
注1 毛泽东曾向斯大林提出，待朝鲜统一后中朝之间再签订同盟条约。对此，斯大林表示同意。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5月14日，维辛斯基致罗申电，1950年5月16日，РГАСПИ（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ф.558，оп.11，д.334，л.56、57。
注2 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0年10月8日（凡未注明馆藏的档案，均为笔者通过民间渠道收藏的文件）；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10日；沈志华2000年9月12日采访柴成文记录。柴成文，中国驻朝鲜使馆参赞，在战争前期是中方领导人与金日成之间的联系人。
注3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10月1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34，л.97-98。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电报只是发给北京的，平壤对此并不知情。
注4 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25日；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
注5 至10月30日，按照协议，朝鲜人民军已有9个步兵师及特殊兵种共11.7万余人撤到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整编和训练。见什特科夫致扎哈罗夫电，1950年10月31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81～83。
注6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5页。
注7 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25日、11月2日。
注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
注9 参见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67页；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年11月11日；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9页。
注10 彭德怀致军委转金日成电，1950年11月9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年11月18日。
注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3、491页。
注12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75～476页。
注13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67页；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年11月18日。
注14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67～168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8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2～163页。
注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0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164页。
注16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168～169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122～123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611～612页。
注17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0年12月6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0年12月7日；《彭德怀年谱》，第453页。
注18 彭德怀致第九兵团电，1950年12月13日、16日、19日；《彭德怀年谱》，第465页。
注19 毛泽东致志愿军总部电，1950年12月8日。
注20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748页（以下简称朝鲜战争解密文件）。1952年7月6日，金日成致信志愿军总部，告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调金雄为民族保卫省副相，联司副司令员由崔庸健接任，金光侠出任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269页。
注21 关于苏联空军参战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31～43页。
注22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27页。
注23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71～72。
注24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178～179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8～277页。
作者沈志华，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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