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 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
鄭仲兵（續）：我記得，方毅說：毛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萬里說，如果誰敢對毛有不同意見，那麼你站著進去就會爬著出來。（按：大意如此）
方毅：毛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
王若水主張不寫“毛澤東思想”，只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可以包括他正確的思想和錯誤的思想。胡喬木就予以否定，他堅持提毛澤東晚年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和對立。周揚不贊成。陸定一寫信建議：“要作歷史問題的決議，需要把這些年來的路線鬥爭編一本書”，“不然，有些人將要來翻案的。”鄧小平也予以否定。
許多人認為，決議的目的，是接受毛澤東錯誤歷史的教訓。就是糾毛的錯，所以叫“歷史問題決議”。其實，鄧小平的意圖與此完全相反。是要糾糾錯的“錯”。鄧小平直言不諱地說，寫決議“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按：當然是前者）第二，我們32年，特別是文化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按：當然是前者）”。現在的《歷史決議》，鄧小平是如願以償了。鄧小平說：“這個稿子是根據一開始就提出的三項基本要求（按：是鄧小平提出的）寫的。現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項基本要求的。”《歷史決議》是以鄧小平個人的意志代替十億中國人對歷史的反思。這種以一個人的思想來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一個人的頭腦替代十億人的頭腦的作法，本身就是專制主義的。
顯然，決議不是三中全會精神的產物。恰恰相反，它是與三中全會精神相悖的。它是阻滯人們解放思想的，哪裏找得到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是撥亂反正，而是撥正反亂。
六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後，政治思想領域的形勢便開始逆轉。
過了一個月，1981年7月，鄧小平就開始批《苦戀》，胡耀邦被迫承擔渙散軟弱的罪責。
1982年鄧力群在鄧小平縱容下，奪了中宣部的權，變思想解放部為思想壓制部。不久王震也奪了黨校的權，並橫掃黨校胡耀邦勢力。
1983年，鄧小平指使胡喬木、鄧力群借茬兒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報告會，批判周揚、王若水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整肅《人民日報》。
同年，十二屆二中全會後，鄧小平發動、由鄧力群出面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被稱為“小文革”），大批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遭整肅或邊緣化；直到1985年學潮、1986年學潮，鄧小平借機整掉了胡耀邦。
這就是《歷史決議》所開闢的道路。
最後，我想到李洪林先生最近說的令人振聾發聵的話：“寫歷史決議就是人為製造歷史。為什麼要造出決議？決議就是要人服從，讓思想服從決議，這怎麼行？”（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