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鹤亭这次应邀到中南海与毛泽东叙谈，还涉及二人，一是陈毅，他与冒鹤亭在上海相识，在北京御花园品茗交谈时当面请冒鹤亭写一篇有关整风问题的文章，从而引起毛泽东提出约见冒鹤亭。二是周恩来，是他亲自登门造访，转达毛泽东约见冒鹤亭的口信。
据李昌玉《冒广生：八六老人打右派》一文载，上海解放后，市长陈毅一日与程潜论诗，谈到如皋冒氏父子，感叹未能与之相识。程潜说，此老息影沪滨，正是将军麾下的子民。陈毅闻讯，大喜。1950年7月，陈毅慕名亲自登门拜访，并关心地问及老人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解决了生活来源问题。冒老感激不已，视陈毅为相知。
1957年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来京后，冒广生致书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以叙旧情。陈毅接信后即派秘书持亲笔信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在御花园品茗。并请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相伴。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整风”运动，报纸上刊登不少批评文章。冒鹤亭和陈毅相聚，谈到对整风的看法。他满腔热忱地拥护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对前景寄予了莫大的期望。陈毅对于冒老的态度非常赞佩。于是，冒鹤亭应陈毅之请，撰写了一篇千字文——《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平心静气，入情入理，说：“平心而论，共产党虽牺牲身家，出生入死，从千辛万苦中，建立起今天的新社会。这是惊天动地的事，亦是可泣可歌的事。”赞扬新社会“比之汉唐明清把政权为家天下的政权，不知伟大多少了。”最后结尾说：“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行年八十五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这才做到批评的结果是更加团结。”发表在6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傅冬（傅作义将军之女）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在访问中，冒鹤亭不仅对记者历数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的腐败，而且一再称赞“共产党把国家治得这样好，应该说，这是历史上的奇迹!”又说：“党这次整风欢迎党外人士参加。这是广开言路，博采众议，诉诸公论，大公无私的英明措施。共产党既开诚布公，我们也应以至诚相见，尽到诤友的责任，而不应挟私嫌逞意气，置大局于不顾。”记者采访结束将要离开时，冒老先生又重复说了一句：“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早没有心思搞政治活动了，我现在既不想作官，也不想弄钱。所以大伙可以相信我，我说共产党好，我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公道话。”
海内外多家报纸都转载了这两篇文章。毛泽东读了之后，非常高兴，委托周恩来邀约冒鹤亭到中南海叙谈。
一天，陈毅打电话告诉冒鹤亭，说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周恩来驱车来到冒舒湮住处。一见面，周恩来就热情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老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
周总理落座后，先叙旧情，接着聊天，临别时才说明来意：“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一个夜晚，冒鹤亭父子乘坐毛泽东派去接他们的专车，一直到中南海的游泳池旁下车，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赞赏冒鹤亭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向他垂询了关于反右派的意见。一位85岁的前清耆宿名士拥护整风反右，毛泽东当然是高兴的。
进入书房，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这时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
话题转入冒广生的文章。毛泽东说：“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共产党没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广生则极力称赞：“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共产党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吧?”
但是，他也有一点顾虑，所以说：“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迕……”大概含有希望毛泽东对于“偏激”的话语能够宽容的意思。
冒广生的儿子、剧作家电影戏剧评论家舒湮陪同老爸晋见毛泽东之后，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一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领袖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宣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毛泽东握着冒广生的手，把他送别。临别之际还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冒老坦言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佛经上说过，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
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冒老起身辞别，主席亲自把这位年长自己20岁的冒老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冒老碰了头，……。
冒鹤亭应毛泽东邀请到中南海作客，辞别时，毛泽东亲自送他上车，并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框，以防车门碰着冒老先生的头。冒鹤亭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自然激动不已。由此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对冒鹤亭老先生何等的尊重和恭敬！
令人感到遗憾和困惑的是，当时一再对共产党歌功颂德，并表示赞成整风和反右的冒鹤亭老先生，竟也被打成右派。不仅如此，冒鹤亭的爱子、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家学渊源深厚，才学出众，1937年曾以记者的身份奔赴延安访问毛泽东，采写的通讯《边区实录》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杂志上连载，引起轰动，在延安还出席了毛泽东和张国焘联合具名招待青年记者的宴会。整风反右运动前夕刚刚陪同父亲一起谒见毛泽东的冒舒湮也同父亲一样被打成右派。舒湮写道：“不久，‘反右’扩大化，数十万人被卷入旋涡。”他父亲和他本人，都自毁“拔舌地狱”。
冒鹤亭老先生八十五岁时荣做毛泽东的座上宾，备受礼遇；八十六岁时成为右派阶下囚，千夫所指；八十七岁时告别人世，怅然而去。老先生一生奔波，历尽沧桑，晚年对共产党竭诚拥护，对新社会极力赞扬。对于他有关整风、反右运动的那篇千字文和专访记，即使用高倍放大镜过滤，也找不出任何反对党、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罪证。然而，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却在运动中被打入右派另册，至今不知原因何在。冒鹤亭一生的最后三年竟出现这样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荣大辱，不仅使他本人蒙冤负屈，痛不欲生，而且使广大世人困惑不解，感慨难已……。
冒鹤亭临别赠言与“窑洞对”之比较
1945年7月，在延安“毛黄对”时，日本侵略者尚未宣布投降。针对黄炎培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回避，直截了当地予以答复，主张走民主的新路，解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和“人亡政息”的周期率问题。
1945年9月，在重庆“毛甘对”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已取得全面胜利，下一步是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夺天下、谁坐江山即建立一个什么样中国的问题。毛泽东面对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回避，也是直截了当地予以答复，主张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 不仅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且要实现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和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毛泽东给甘贝尔的答复，不是私下的闲谈，而是公开申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建国理念，并将全部内容刊登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重要位置。（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头条刊登，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 中国需要和平建国》）10天后，即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八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以“本报重庆讯”的名义，用同样的标题全文转载这篇答问。不仅如此，“哈而滨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这篇答问。”
这充分说明，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已代表中国共产党申明要走民主新路、建立一个不仅实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而且要实现美国林肯提出的三民主义和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并向全中国、全世界作出了公开、庄严的承诺！
而1957年6月，在北京中南海的“毛冒对”则迥然不同了。当时，冒鹤亭给毛泽东关于提防“狮子身上虱子”的临别赠言，对一个治党理政的领导人来说，非常重要，其意义并不比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小。从某种意义上说，冒鹤亭的赠言实乃诤言，更具有深层次的预见性。然而，毛泽东没有正面、明确、直截了当地予以答复，只以“老先生高论极是”、“谢谢”、“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之类礼貌性的应酬话回应，为的是不让老先生感到难堪而已。毛泽东对“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和“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的提醒闭口不谈，未置一词，所以，尽管他对冒鹤亭热情款待，优礼有加，不仅送到车前，而且像首长的随从一样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框，以防车门碰着冒先生的头。这只能说是一位政治家展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
毛泽东为什么对冒鹤亭提出的问题与黄炎培、甘贝尔提出的问题迥然不同呢？笔者认为，并不是因为冒鹤亭提出的问题不重要，也不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而是因为，客观上，中国的时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主观上，毛泽东的思想和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时间上说，“毛黄对”和“毛甘对”都是在1945年，仍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从地点上说，“毛黄对”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甘对”是在国统区的重庆；而“毛冒对”则是12年之后的1957年；地点则是在新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南海；从时势上说，中国共产党已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年，毛泽东的威信如日中天，此时的时势与1945年相比堪称云壤之别了。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和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5年，当时的中国政治黑暗，官僚腐败，民不聊生，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人民怨声载道。此时，毛泽东高举民主的大旗，并公开向全中国、全世界作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承诺，不仅争取了中国的民心，获得了包括知识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争取了国际上的赞同和支持，有力地促进了蒋政权的垮台和新中国的建立。
新中国建立后，江山已经坐稳，毛泽东的民主观和治国理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56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民主是一个方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又进一步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此时，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不是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暂时使用一下的手段而已。毛泽东的思想、理念和民主观发生了这样大的转变，他对冒鹤亭的赠言不作正面、明确和直截了当地答复，只是说几句礼节性的客气话应承一下就不难理解了。
孙寿慧先生在《毛泽东民主观的狭隘性和错误性》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的民主观，是一种错误的民主观，绝非现代民主观。它无视了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认为民主的主体是执政者；它无视了民主是权力者和人民的互动的统一，而仅仅看作是上层权力者的行为；它无视了民主本身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方法和手段；它无视了民主的丰富的内容，而仅仅看作是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有关的。理论认识上的错误，必然带来实践上的灾难。”
岁月荏苒，屈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环视当今官场普遍严重的腐败现象，重温五十多年前冒鹤亭给毛泽东关于“狮子身上虱子”的临别赠言，老先生的远见卓识实在令人感佩！
作者：彭劲秀，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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