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后来，又出现《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这样，就有了两篇毛泽东的“窑洞对”。
最近，笔者看到冒鹤亭老先生应邀到毛泽东处作客，临别时冒鹤亭给毛泽东赠言前前后后的资料，很有感触。冒鹤亭的临别赠言堪称是继毛泽东与黄炎培、甘贝尔之后的第三篇“窑洞对”，意义非同寻常。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访问。
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他们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参观、访问，所见所闻，自然感触良多。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在杨家岭住的窑洞里作客，推心置腹，促膝长谈。离开延安后，黄炎培写了一本书——《延安归来》，书中记述了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回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敞开胸怀，直抒己见，表达了自己对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和“人亡政息”这一周期率的忧思。
毛泽东略加思索，以凝重的口气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后来，人们把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段对话与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同诸葛亮的隆中对策（简称“隆中对”）类比而称之为“窑洞对”。
延安的“窑洞对”， 黄炎培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进北京后，在住处香山双清别墅宴请了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并让江青和周恩来作陪。后来，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更加频繁，两人的通信多达100多封，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可见毛泽东对黄炎培的信任和尊重。
毛泽东与甘贝尔的“窑洞对”
2008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阎长贵先生《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作者认为，“毛泽东书面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其价值与这个‘窑洞对’（指“毛黄对”——彭注）相较，要超过它。”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十二个问题，请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回答。甘贝尔提的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对这三个问题，毛泽东作了回答：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虽然不是在延安窑洞做的，但与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仅相差两个多月，都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问题。这两篇“窑洞对”的思想、观点、内容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倡导“建设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方针和理念。
在“毛黄对”中， 毛泽东提出走民主的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在“毛甘对”中，毛泽东主张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 不仅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且要实现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两篇“窑洞对”都贯穿着民主建国、民主执政的理念，说明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做出了走民主新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庄严承诺。
冒鹤亭给毛泽东的临别赠言，与以上两篇“窑洞对”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温冒鹤亭给毛泽东的临别赠言，其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毛泽东与冒鹤亭的临别赠言
冒氏是江苏如皋的名门望族，系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脱欢(镇南王驻扬州)的后裔。冒鹤亭，名广生，字鹤亭，号疚翁，别署疚斋。蒙古族，江苏如皋人。1873年4月1日（农历3月15日）在广州出生时，祖父文川公曾梦见“其先巢民（冒辟疆）先生来”。所以，后来冒鹤亭常以冒辟疆再世自许“我亦东林复社孙”。当时人称：“冒郎猛气狎龙虎，继起迢迢三百年。”
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裔孙，冒鹤亭自幼苦读经书，清光绪二十年中举人，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诗人、国学大师。曾列名公车上书。在晚清光绪、宣统两朝当过刑部和农工商部的掌印郎中。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顾问，浙江瓯海关监督及镇江关、淮阴关监督。民国初年，任温州、镇江、淮安等关监督。北伐后，在南京考试院任考选委员，三十年代初任广州中山大学、勷勤大学词学教授，抗战初期应章太炎夫人汤国梨之聘为太炎文学院词曲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南京国史馆纂修。解放后应聘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是文史界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耆宿。
熟读古书、精通文史的毛泽东对冒氏家族颇为了解，他曾对他的秘书田家英说：“所谓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冒辟疆是比较看重实际的，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
考诸文史资料，有关学者和当事人都曾谈到过冒鹤亭给毛泽东赠言一事。
董桥《博览一夜书》中说：“我常常觉得老一辈读书人确比我这一辈用功，人情也甚练达，偶有遗老气、头巾气，毕竟耍得出傢伙，不失风度。那跟我们的浮躁浅薄是不同的。最近看到廖作琦的回忆文章提到商衍鎏和冒鹤亭。前者是清朝最后一届探花，入民国后出任两淮盐运使，解放后聘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望重儒林，儿子是大名鼎鼎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商承祚教授。后者是清初四大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人，曾任清末刑部主事，入民国后当过温州海关监督、国史馆编修，诗词造诣大负盛名。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曾请冒鹤亭到中南海会见，临走送他上车，半路停步请冒老先生临别赠言。老先生引用佛经故事，说狮子是百兽之王，什么猛兽都不怕，只怕自己身上长蝨子。毛泽东闻后连声说道：‘老先生高论极是！’”
刘利民《毛泽东与如皋冒氏》中说：“ 告别时，毛握着冒先生的手说：“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希望您老明年再来北京。”又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冒鹤亭坦言：“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泽东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冒鹤亭之子舒湮（即冒舒湮，原名冒效庸）在《我们不应忘怀历史教训》一文中说：“1957年夏季，我陪同我父亲冒鹤亭谒见毛泽东时，主席问我父亲有什么临别赠言。老人言道：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百兽不能噬之，而依附它肌体上的虱，却足以戕害之，此处所言佛经，是《仁王经》所述：‘如狮子身上虫，自食狮王肉，非外道也。’又《莲花经》亦云：‘……所有众生不啖狮子肉，唯狮子自生诸虱，还自啖狮子之肉。阿难！我之佛法，非余虱所能坏，是为法中诸恶比丘，犹如毒刺，破我阿僧只劫行动苦所集佛法。’近年来不断有文章引用这段故实，认为这番话是金玉良言。”（《孤月此心明》第158—159页）
据阿雅 《或远或近冒广生——京郊寻访冒鹤亭先生墓地》一文载：毛泽东接见冒广生同志是在1957年6月30日的深夜，当时冒老先生已经睡下，两辆小轿车突然来到他的住所。冒广生在会见主席后的等二天，有亲笔家信寄沪，信中对接见经过记录甚详：“……我携琦同去，他独自吃晚饭，（菜极简单，以一碗清蒸青鱼中段为头菜，余两小碗、两碟。）斟葡萄酒与我及琦各一杯。……他看过了傅冬访问记，说我研究卢梭民权，是老造反的，他是新造反的，他同老先生一个路线。我一面说话，他叫胡乔木记下来。其时李维汉、吴冷西、朱德先生到来。我因他们要开会，辞去，他送我上车，拿手遮住我头，怕我撞到车顶。临开车时，我说有一句临别赠言，共产党是狮子，不可自己生虱。他说是咬人的虱子吗？我说是的，他拱手说：谢谢。到家十点半了。”
以上诸版本的记述虽然在细微处稍有差异，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即1957年夏，冒鹤亭带着儿子舒湮应邀到毛泽东处作客，叙谈非常愉快。临别时，冒鹤亭给毛泽东一席关于“狮子和虱子”的赠言，毛泽东听了表示赞同和感谢，并热情地把老人送上汽车。（未完待续）
作者：彭劲秀，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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