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只是萧华的《长征组歌》吹起来的，毛本人早就发出过自我吹嘘的言论。1960年，他会见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听到那位英国名将赞誉他指挥解放军打胜了三大战役，毛竟王婆卖瓜，自夸说四渡赤水才是他平生的得意之笔。然而事实到底如何呢？让我们回过头对照芦著中发掘出来的史实。原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首次指挥土城战斗，即以惨败告终，红军伤亡四千，比第五次反围剿的损失还重。战败后的红军逃往赤水西岸，是为“一渡赤水”。在彭德怀的建议下，红军撤退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整编。但到达扎西不久，毛坚持要攻打兵力薄弱的黔军，于是部队又回师东渡赤水，是为二渡。红军进攻防守空虚的娄山关，算是打了个小小的胜仗，进而再次占据遵义。但即使这场侥幸得利的遭遇战也非出于毛的指挥，而是一、三军团自动配合，殊死相拼赢得的。即便如此，按照彭德怀的批评，这一仗仍打得有攻坚乱碰之嫌。可笑的是，就这么个小有斩获的胜仗，一时间竟冲昏了毛的头脑，他立即大发革命乐观的指令，声称要带领红军赤化整个贵州。结果害得红军在鲁班场陈尸七百多具，吃了他瞎指挥的第二次败仗。贵州站不稳脚跟，毛置彭德怀、林彪的反对于不顾，又要带红军入川建立根据地，于是西渡赤水，是为三渡。但红军刚到对岸，即遭到敌军三面合围，危急中不得不退回赤水以东，向云南方向逃去，是为四渡。所谓“四渡赤水”，仅此而已。连这样无头苍蝇般东窜西躲的领军行动都好意思自夸为平生的得意之笔，对于这位“伟大统帅”的帅才，你还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因此芦笛作结论说：“四渡赤水应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而它完全是毛瞎指挥造成的。”（芦著，页175）
由于对毛“只打圈圈不打仗”那老一套走弓背的路线强烈反感，林彪甚至上书中央，要求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毛不但不接受失败的教训，还自作聪明，利用他掌握的无线电情报玩高招，炫耀他如何神机妙算。读一下博古讲给潘汉年的这段话，我们即可看出，早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本人及其追随者已在巧耍手段，存心饰伪，编造起他“用兵如神”的谎言了。博古如是说：
一渡赤水后，在扎西休整时军委二局一科科长曹祥仁告诉我，他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于是毛泽东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敌人，犹如神助，顺利地二渡赤水并进行了遵义战役。
……毛泽东任政委后，亲自主管一科，直接掌管电台的电讯往来，以此指挥战斗行动，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躲过敌人的追堵。
……三渡赤水后……一些中、高层部队领导也有意见，反对毛泽东兜圈子……林彪还为此给张闻天写了信，要求更换军事领导人，把毛泽东换下来，让彭德怀上。
面对这种情况，是我和周恩来两个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出面做工作，和大家解释，总算把此事平息下去。从此周恩来开始宣传毛泽东如何神机妙算，牵著敌人的鼻子跑，把敌人拖跨，使红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另一方面则严格控制一科，封锁曹祥仁破译密码之事，使部队感到毛泽东用兵神奇，毛泽东的威信也逐渐在红军中树立起来。（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页151-152）
毛泽东人格的低下于此可见：他不但贪他人之功据以为己有，进而连现代军事运作中最起码的技术功效都窃据在手，秘而不宣，借以神化他个人的能耐。
让我们再回到林彪对毛所渲染的长征轻蔑说“屌”的问题上。在那“一场败仗之后的溃逃”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特别是毛泽东——来说，尚有一走投无路中可抓的救命稻草，一个海市蜃楼般鼓舞他们前进的目标，那就是北上“打通苏联”的计划。据张国焘的回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在毛泽东住所开过一个军事会议。会上张闻天告诉与会者，红军撤离瑞金前曾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让红军在走投无路时向外蒙古靠近，以便取得苏联的接应。但红军撤离苏区后便失去与国际的联系，张闻天在会上提说此事时，红军的去向尚待确定，高层中正在争论到底应该在西南一带找机会建立根据地，还是继续北上，向他们无产阶级的祖国求援。如今经张闻天这么一说，毛泽东立即浮想联翩，向其他人乐观地大讲起他“打通苏联”的主意。他说他提出这主意有两个理由：其一，他认为，红军打败仗是吃了蒋介石飞机大炮的亏，部队若能跋涉到蒙古边界，获得苏联运来的飞机大炮，就可以打败蒋介石了。其二，即使将来在宁夏一带站不住脚，毛认为，“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我的回忆》，第三册，页226-227）毛泽东原话是否如张国焘所述，读者尽可以怀疑，但就后来毛与中央其他人在长征途中一直对打通苏联所抱的希望和安排来看，毛的地理知识之浅陋实在令人跌破眼镜。他那时若真能意识到从宁夏到外蒙以至到与苏联接壤的距离有多么遥远，进而考虑到其间必经的沙漠和荒原根本无路可走，他大概就不会津津乐道冒险的武器运送计划，更不会作那个坐汽车逃到外蒙的荒谬设想了。
可悲的是，打通苏联的愿望同样也鼓舞著中共的不少高层人物，后来西路军因被派往新疆方向接应想象中的苏援而全军覆没，以及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即贸然东征，欲北上外蒙迎运期待已久的武器，由此而导致的一系列失败及损失全都是毛急于打通苏联的瞎指挥造成的。从芦著揭发的史实可以看出，毛所参与的军事指挥不但毫无“用兵如神”的功效，反而多暴露出他的浅陋和低下。由此也可以看出芦笛的叙事高于张戎之处，张戎在她的书中好渲染毛泽东的阴谋诡计每每得逞，芦笛则更多地揭示出毛那些低劣和无能的表现。因此论及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问题，芦笛不同意张戎的阴谋说，而是认为，毛“之所以如此，倒未必是蓄意为之，主要还是气度褊狭、私心太重、目光短浅、思虑不周及知识缺损使然。”（芦著，页246）
四
所以说，真要划分凶恶的等级，排列权威的座次，毛泽东实在够不上斯大林那种铁腕独断的党魁型级别，他只配划归卑劣者之列。从井冈山到延安，他把大量心思都用于如何让红军——包括他自己的权力——幸存下来的策略，称他为幸存军事家倒算是名副其实。毛泽东深知，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中共并不是独立的共党，他们在中国所搞的武装斗争一直都从属于以苏联为首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因此在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红军要求得幸存，在很多事情上都得同苏联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但对莫斯科的旨意，毛的揣摩和响应并不怎么高明，他的私心自用往往弄出不少馊主意，有时就犯了斯大林的大忌。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之日，毛之所以始终不忘执行红军向新疆或蒙古进军的计划，就是想把苏联拉入与国民党政府的冲突。毛这个痴念存心已久，早在党的三大会议上，他就发出过“请苏俄出兵从外蒙打进来”的动议。按照他那毫无民族国家观念的如意算盘，似乎只要引来红色的“沙陀兵”，中共即可里应外合，获得武器支援，趁势扩大他们的军事割据。在1935年末的一次会议上，他甚至号召红军“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大胜利。”（芦笛引自《毛泽东军事文集》，见芦著，页207）我们知道，当时日本已占领东北，蒋介石正在避免与日军冲突的忍辱策略下做切实长远的抗战准备，而斯大林因恐怕战火烧到苏联，也在积极支持国府抗战。毛泽东这段挑衅性的抗日言论反映出他一贯的趁火打劫心态。为了红军的幸存与扩张，他蓄意要挑起全面战火，甚至准备冒火中取栗之险，不惜把中共推上民族纵火犯的罪恶道路。余英时曾以“共公怒触不周之山”的灾难比喻中共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毛泽东这一宁可把天下拖入火海的用心的确堪称为“共工再世”。在武装夺权时期，他推行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下赢得中共大胜的策略，发展到文革，便是搞一场扬言“从大乱到大治”的民族浩劫。
直到西安事变在莫斯科强力干预下和平解决，中共被迫接受了斯大林联蒋抗日的指令，毛泽东才终于面对眼前这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苏联根本不可能介入中共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中共所依附的这个无产阶级的祖国毕竟是人家俄罗斯人的国家，共产国际要求中国支部执行的路线始终都是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的。抗日的任务压倒了一切，对莫斯科来说，从各方面支持作为抗日主力的国民政府要比维持中共的军事割据重要得多了。中国的抗日战场打得越激烈，苏维埃祖国就越安全。斯大林从苏联利益出发的决策不但促使国府凝聚了全国的抗日力量，也把蒋介石推向统领抗日的前台，同时还挽救了中共。若按照毛泽东原先立即杀掉蒋介石的主张办事，可怕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直到那时为止，毛泽东的猴脾气还没为中共干出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按照芦著的描述，毛泽东平生真正的得意之笔是在国共再次合作的抗战岁月中谱写出来的，那就是毛为中共制定的“将内战巧妙地伪装为外战的新时期夺权战略，”它使得中共的“力量疯狂扩张，配合日本友军，极大地削弱了真正的敌人国民党，奠定了战后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基本格局。”（芦著，页272）
五
近十年来，暴露中共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1937年8月）决定敷衍抗战的文件，有关“平型关大捷”夸大事实的材料等一系列属于中共“自我破解的叙述”陆续在网上公布，中共假抗日真发展的面目已广为人知。芦著中关于这一方面的详尽揭发，此处就不再赘述。但有两个问题，仍需作补充性讨论。按照芦笛的总结，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主张可概括为三点：一是把国军确定为敌军，而非盟军，表面上联合，背地里打击，谁不执行谁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二是红军表面上接受整编，享受来自国府的供给和军饷，但必须保持“绝对的独立”，不得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三是千方百计避免与日军作战，以“挺进敌后抗日”的名义占领地盘，将沦陷区化为中共领地，在促进国民政府失败的刀俎下做成中共夺权的大饼。芦著中进一步详列了其他领导人针对毛泽东讲话发表的异议。有张国焘对毛的怒斥，说他是“披著共产主义外衣的汉奸”。有任弼时发表的小册子，他批评刘少奇执行毛的路线是“民族失败主义”。包括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在内，这些仍保持职业军人基本品德的共产党人都认为中共应通过积极抗战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可仅为保存实力和避免损失而在全国人民面前做出抗战不力的事情。至于像王明那样唯莫斯科之命是从的尚方宝剑挥舞者，在奔赴武汉，竭力与国府合作的事务上更是搞得合拍而中矩，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中共的抗日姿态造成了良好的影响。从他们或军装或西服与国民党要员所照的合影中可以看出，在国统区从事抗日工作的共产党人与延安土窑洞里的毛泽东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们好像又回到了北伐前夕的状态，一派与国民党精诚合作的气象。
历史的虚线正是在这一时刻明灭闪现出熹微的希望。这期间，负责与国府联络工作的周恩来一直在暗中努力，为促进两党的良性互动做过不少工作。他曾与蒋介石两次会谈，讨论过“规范两党行动”的协议；更与蒋的专使张冲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往来。张冲去世后，周恩来曾撰文哀悼，两方面都焚毁了他们来往的信件。（参看陈小雅《中国牛仔》，页720-723）那些化为灰烬的文字中到底讨论了多少后来被毛泽东指责为“受招安”的两党共识，我们已永远无从得知。对蒋介石来说，当时国共合作的最大障碍，就是毛泽东其人的存在。踢开了他这块绊脚石，事态的发展就很可能会出现突破性的光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力主他那个“取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立场，如果中共按王明和周恩来的温和方式与国民党合作下去，后来也许就不至于发生那么多的国共摩擦，不会把所谓的“打顽”闹到让日军在一边观赏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地步，而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牺牲代价也就不会那么惨重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抗战策略虽为共产党打天下立下了功劳，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从来都不忧我们中华亡国，只恐怕他们中共亡党。因此他一直对中共集团灌输了他自己独特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正如芦笛所说，把他们教育得“不觉得不打日本人是耻辱，却为中共的迅速壮大心花怒放，倍感伟大领袖的英明正确。”（芦著，页293）根据芦著的揭发，1939年底，在回答斯诺的新闻采访时，毛甚至赞成苏联采取占领半个波兰的方式来帮助中共。这就是说，只要能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排除英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让中共在苏联的卵羽下幸存下去，哪怕由苏联和日本瓜分中国，中共也会欣然接受。因为那样做完全符合中共遵循的列宁主义原则。毛这样冒失吐露玄机的说法立即引起共产国际极度过敏的反应，因为他那一席谈话不啻预告了后来的日苏中立条约。该条约果然在1940年4月13日正式签署，苏方“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方“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就这样在背弃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但对毛泽东来说，这一欺辱中国人民的事件则意味著他所期待的局面终于实现：让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从国民党政府的主权下“解放”出去，从而被无产阶级的祖国抓到手中。于是他代表中共发表声明欢呼说，“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那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不久的年月，毛泽东竟如此高调欢呼一个赞同日本侵占东北和苏联分割外蒙的条约，其用意之卑劣实在令人发指！我们完全可以说，此时的毛泽东已从红色山大王心态转化为红色石敬瑭心态了。
提起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军事摩擦，几十年以来，广大受众仅熟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所谓“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在中共的大力宣传下，蒋介石一直都背著发动反共高潮的黑锅。只是近年来随著中共内部不少“自我破解的叙述”吐露出某些不打自招的真相，再加上民间人士历史意识的逐渐觉醒，新四军抢占敌后根据地的行动，还有黄桥事件的实情，这才都通过网络文字和凤凰卫视的节目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根据广泛发掘的材料，芦著详述了陈毅、粟裕纵队如何挑起冲突，如何在黄桥围歼曾在台儿庄勇战日寇的韩德勤部队，而后又如何在攻打曹甸时失利，以及叶挺、项英纵队在不服从中央政府调令的情况下如何遭到歼灭的经过。在他还原历史真相的叙述中，芦笛特别点出了共军如何“效法跟在狮子后面的鬣狗，跟在日本人后面‘捡洋捞’，收编被日军击溃的国军，占领日军留在战线后方的广大地域。”（芦著，页283）。芦笛用鬣狗的猎食方式比喻共军的战术，准确形象之极，可谓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共军在毛泽东“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逆反思维指导下损尽了军人武德的卑劣行径。有趣的是，“鬣狗”这个比喻在网络作者周剑岐的博文《民国军人抗战卫国的武德与其凶残病变》（见“博讯网站”所载“周剑岐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zjq/ ）中也有所提及，且对共军的“鬣狗性”分析得更加透彻。可见在破解毛共军事神话的问题上，时至今日，一个“天下英雄所见略同”的局面已在初步形成之中。
按照周文的叙述，1937年，国军在淞沪会战中挫伤了日军猖狂侵华的锐气，振作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精神。紧接著次年打响徐州会战，中央军统帅地方军，汇集了各地方派系的力量，军令政令的国家化得以初步实现。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配合支持第二战区的平型关等战役，江南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在巢湖一带配合徐州会战，后转入华东游击。按照1938年6月军委汉口会议的决议，要求敌后作战紧密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军令、军政由战区统率机关统一运作。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方针和政策，提出六大纲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王明的提议上符合莫斯科的指令，下有利于初步建立的国共和作，他说得有理有节，一时间在高层中占了上风。这情形自然让毛泽东很不舒服，他立即抓起“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向对方扣将过去。
毛在党内搞路线斗争由来已久，从本质上看这一问题，与其说是不同的路线导致了他与其他领导人的对立，不如说总是由他挑起的权力争夺造就了针锋相对的路线。人们通常论史或读史，视野多为 “路线斗争”的框框所局限，深陷入政治说辞的迷阵，却很少透过路线斗争的棱镜观察对立的双方在人格、气质和教养上有什么不同，更未由此不同出发，进而分辨各人所处的价值阶序。无论就天生的资质还是就后天的修养而言，人群中不同的个人在能力、气质和品性上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差别，由此构成了或偏高、或偏低的品位之分，从古代的九品论人到今日的考核评级，人群中向来就存在著不容否认的高低优劣之分。在传统社会各安其位的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有什么能力就干什么事情，是何种资质，便遵从其被规定的价值，这就是社会公认的价值阶序。但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价值阶序上品位较低者很可能由于达不到品位较高者的层次而有所怨恨，共产党所搞的阶级斗争正好为这种低品位者的怨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所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致使怨恨者的个人情绪也具有了革命斗争的崇高性质及其正当理由。这种纯个人的怨气若发生在中共领导人之间，所谓的路线斗争——往往包装上理论——就会被顺手制造出来，作为策略来掩盖那暗含的竞争欲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扭曲的情意状态。就拿毛泽东其人来说吧，看看他那一身土窑洞的做派，你真要让他像周恩来和王明那样去武汉或重庆坐镇，谅他也撑不起那种干练的架子，更迈不出自己的故步。但心胸狭隘的毛总是不服气别人出头露面，于是，那满肚子窝火的情绪就成了他寻衅找事的酵母。直到1956年召开八大预备会议，十几年前的旧事还让他耿耿于怀，忍不住在会上抱怨起来。他对大家说：“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可是不完全是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老板、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毛泽东为什么在抱怨一通后又表扬起刘少奇等人呢？那时候他在和长江局的人马争风吃醋，要的就是抓紧军队的领导权，好贯彻他“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路线。因此他派邓小平到太行山协助刘伯承，派彭真到晋察冀协助聂荣臻，派刘少奇在华中监督陈毅和粟裕。只有派出那些受他支配的党代表去作监军，不断督促部队在敌后打出占地盘的局面，他窝在窑洞里挥笔发令，才显得有事可干。要是让武汉或重庆方面的同志把事情做大了，他在延安的运筹帷幄还有什么出路！总而言之，对党内那些穿著笔挺的军装或西服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出现的同志，毛始终怀有一言难尽的复杂心情。他不服气他们在那边做联蒋抗日的工作，于是便钻到窑洞内挑灯疾书，不断向华北和华中发出搞摩擦的指令。
1939年，听到日军扫荡苏北的消息，毛泽东认为共军夺取苏北的大好机会到了。于是他电令“叶飞部队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二万人枪，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歼灭之。”正是在毛的一再督促下，粟裕那支打游击的土共队伍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对日军游而不击，对国军则大打运动战或歼灭战，发挥“鬣狗战术”，“打著国府的旗号，跟在日军后面招降纳叛，收编散兵散枪，吞并民众自卫武装乃至土匪武装，组织民众，建立政权，派捐收税，建立国中之国。”（芦著，页290）这情形恰如《沙家浜》中胡传奎所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钩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这出样板戏所唱的就是黄桥事件前后当地武装力量的生态。现在我们回过头仔细一看，若把那唱词改为“钩挂四方”，再加上个“共产党”，才更为全面和恰当。在那个战争生态学的丛林群落中，正是靠了抗日的大环境总氛围，在正规军之外，才自发地催生出一批批在拼命中各讨其生活，杀出血路来各壮声势的杂牌武装力量。土共的日渐壮大即来自其间的拼杀、兼并与重组。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各自的抗日业绩，但抗日仅为他们的手段，壮大兵力和抢占地盘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如上所述，共军靠打劫维持粮草，赖缴获补给军需的生存方式时日已久，早就养成了“鬣狗战术”的习性。粟裕带领的纵队更是如此，他们名为新四军，戴的是国军军徽，吃的是国府军粮，但在毛泽东“打顽”指令唆使下，直到抗战胜利，却从未配合国军打过一场对日军的硬仗。他们“对国军只要有任何机会，伏击、偷袭、攻坚、分化、掠夺人枪资源，从不放过。如鬣狗秃鹰，凶残猎食，群攻死咬，受残缺物化主子的精神奴役而不能自主。黄桥、曹甸后，自有孟良崮、碾庄。民国军人抗战卫国的武德，从此便笼罩在此恶灵尸腐之下。”（引自周剑岐文）
这一“鬣狗行动”最终招致皖南事变，项英、叶挺部受到报复性惩罚，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公开破裂。那条依稀可见的历史虚线随之磨灭，国家在抗战胜利不久便卷入了内战。共军虽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却败坏了他们自身的武德。就共军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为其一党之利益，破坏抗日，所作所为有违民族大义，这本身便是共军难以洗刷的耻辱。众所周知，中文这“武”字一直号称“止戈曰武”，抗战的宗旨就是打败侵略者，终止世界大战，实现中华民国的和平建国纲领。但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却把国共两党拖入血腥的内战，直到今天，海峡两岸仍未结束军事对峙的状态。就共军内部而言，自朱德带领从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队伍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就一直存在著职业军人的武德意识与毛泽东土共作风或多或少的冲突。比较而言，叶挺、项英带领的正牌新四军在执行毛、刘来电指令上便与陈毅、粟裕所率土共游击队配合较密切的做法有所不同，前者多少顾及抗日合作的大计，故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和后来那近乎迫害性的误导，后者则被逼得如鬣狗般撕咬浴血抗日的国军，最终落了个自残的下场。（未完待续）
作者：康正果，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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