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毛共军事神话——读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上）

六十多年来，史德的败坏更导致了民德的衰微。就今日治史者拨乱反正的方向而言，我们从俯视角度破解毛共神话的出发点就成了一种必需强力驱动的矫枉性趋势，这样的“主观”或“成见”正是返回客观真实的一个强势的动力，就像火箭要飞向太空必须增之以摆脱地球引力的加速度不可。所以，余英时牢不可破的成见和芦笛对此成见的大力坚持，以及芦笛在他的这本大书中力求客观而做的实证工作，都是值得赞赏的，也是笔者撰写此文，急起直追，努力去推进和扩展的大方向。


一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赞语是《长征组歌》中的一句歌词，该组歌的演唱于1965年隆重推出，后摄制成影片在全国放映，曾传唱一时，直到不久前毛左们大搞唱红闹剧，仍将其奉为红色经典。1949年后，红军长征的故事一直都是革命传统教育中最激动人心的教材，我们课本上学，节目中看，如今回忆起那些印象较深的情景，总隐隐觉得，毛泽东的功绩和分量并不像后来在《长征组歌》中被歌颂得那么光辉和突出。这情形不由得让人在心里发问：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处境和作为及其在红军将领心目中的形象到底实情如何？据说，有一回听到毛泽东把红军长征讴歌为“宣传队”和“播种机”，后来成为伟大领袖亲密战友的林彪当下即轻蔑地说了个“屌”。在他看来，那一连串长途跋涉的转战只是“一场败仗之后的溃逃”。（见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页547。）琢磨一下林彪那不经意流露的声音，我们多少可以想见，若论起伟大领袖的军事指挥能力，中共高层中某些过来人和见证者恐怕也会有各自不以为然的看法。

1963年，罗荣桓元帅去世，毛写了一首吊罗的七律，其颔联曰：“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该诗实在够不上一首合格的七律，这两句写得尤其生硬，几不可卒读，致使各家注释多牵强附会，把“战锦”理解为辽沈战役中攻打锦州之事，说是毛藉吊罗而暗批林彪此役中不听指令。从句子的对仗来讲，如此解释，“战锦”成为动宾结构，与上句中“长征”两字便对不到一起，更不要说在旧体诗中以“锦”字特指锦州，并无出处或互文可资读者联想，毛泽东再差劲，其措词也不该生拼硬凑到这一地步。“战锦”应理解为有关战功的评定和奖赏，唐诗所谓“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之谓也。为什么胜利后论功行赏的事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呢？因为从井冈山起事到天安门上五星红旗升起，大小战争中功过是非的问题一直都存在著争论。毛泽东虽为党的领袖和军委主席，但可以明显看出，他在共军中从未像斯大林或蒋介石那样拥有实实在在的大元帅资历和威望。据说在评定十大元帅之初，也曾有人提议授给毛大元帅军衔，最终却议而未决，被刘少奇虚晃了一下推诿过去。身处这一颇感心虚的境况，毛难免有些不是滋味的感觉。这种酸不溜溜的心情发而为诗，在接下来颈联——“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那太浅露的合掌对中，便明显表现出他对类似于林彪那种说“屌”的看法暗怀的不满和轻蔑。字面上“大鸟”和“老鹰”尽管可理解为称赞罗荣桓境界不凡，高据群小之上，但同时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向都固执己见的毛泽东那拒斥他人异议的强硬姿态。几年之后，正是为摆平那类“大问题”而出一口他的酸气，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党内和军内众多的高层人物被一一打倒。只是狠斗到那个时候，毛才得以身著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展现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威风。

由此可见，要谈论红太阳升起的问题，应该说直到文革中，那个“升起”才得以最终完成。然而讽刺的竟是，正当那气球太阳升至不胜其寒的高处，转瞬即自行破裂而黯然陨落。被毛搅乱的党政军秩序在毛死后渐趋恢复，党内的档案陆续解密公布，一批幸存的当权派纷纷撰写自述，还有不少老将，人死后由众作家为他们的戎马生涯树碑立传，极力突出这些实战者及其部属的战绩，甚至像张国焘和王明等公开批毛的回忆录，也都以内部发行的方式扩大了传播。这些过来人和见证者或为澄清是非，或要表被埋没的功绩，都在叙述中有意或无意地泄露出蛛丝马迹，让读者从史料的断裂和破绽处窥到被掩盖的真相。毛所担忧的那些“大问题”之来龙去脉，近年来随著网上文字更广泛的传播，连不少普通读者都开始有所认识，看穿了中共的底细。可以说，在中共高层内部，对毛泽东及中共的军事神话之自我破解，在一定的程度上已开了学界和民间历史意识觉醒的先河，尽管他们重述中共的光辉战史，本意在增补各自的功劳，好为他们已剥落的法统牌匾重刷油漆。因为土改、大跃进和文革那些毛时代的“伟光正”臭事早已破烂不堪，无从粉刷，如今若再守不住“打天下坐天下”这最后一道防线，中共的党权合法性便有坍塌之忧。

然而中国的俗众和体制内外的大量学者们至今仍拔不出“成王败寇”的成见泥坑，基于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的事实，即使是反共人士和批毛选手，不少人谈起被长期宣传的共军战绩，在鄙弃国军败将的无能之余，都会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表示不由自主的叹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大谈其“历史三峡”论说的唐德刚教授在《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一文（见《毛泽东专政始末》，台北：远流，2005，页299-356）中所发的似是而非之论。按照唐教授的说法，因为这一百多年来属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民主共和的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一无法按理出牌的乱世，越流氓越霸气就越有抓胜算的机会，占优势的把握。前者被唐教授确定为历史的“客观实在”，后者被聚焦为毛泽东的“主观条件”。纵观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以及中共内部的一系列恶斗，独有毛泽东这个枭雄的主观条件与乱世的客观实在配合得恰到好处，正应了“时势造英雄”那句古话。唐教授于是得出结论说，这“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唐教授的文章一口中立持平的语调，按照他的推论，毛泽东及其中共集团的罪行不管多么罄竹难书，就因为他们最终打了胜仗，你不但无法否认他们顺应历史必然性——这个传统“天命”论的现代表述——夺取政权的事实，更不得不承认毛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的伟人。

唐教授的犬儒史观是很有代表性的，环顾我们周围惯于人云亦云的同胞，很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怀有类似的奴从心态。即使他们都亲眼看到毛泽东“建国有过，文革有罪”的事实，你也难以通过三言两语的辩驳，从他们头脑里剔除那“开国有功”的崇毛顽念。直到毛泽东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今天，从学界到民间，像唐德刚那样把毛的生平作“虎头与蛇尾”两阶段划分的看法还是相当普遍的。因此，以富有说服力的论述破解毛泽东军事神话，至今乃是一亟待明眼人去做的艰钜工程。

网络作家芦笛《毛泽东用兵真如神？》（香港：明镜，2011）一书的出版可谓开了个一炮打响的好头。芦著以不容否认的史实将毛泽东“开国有功”的谬说一笔勾销，褫夺其华衮，让我们看出了他那从头到尾光溜溜一条草蛇，却别添了几只蹩脚的粗鄙原形：“毛是个阴谋家而不是军事家，是厚黑学大师而非合格的战争统帅，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遑论思想家。”（芦著，页553）至于唐德刚教授，其实他并非毫无眼光，他也点出了毛那厚黑至痞的一面，他的误区和短视在于，过多挥洒了“以成败论英雄”的笔墨，却丧失了史家应有的“春秋”意识，未能确立严正的褒贬价值。于是他只顾以他那渔樵闲话的调子诉说“转型期”的乱世笑谈，竟不自觉地迎合了，也进而怂恿了国人的势利眼所趋同的主流思潮。正如芦笛所说：“今日中国最大的悲剧，恰在于毛的成功引起了无数人真诚的钦服与赞佩，从而百倍强化了这种颠倒的价值观，在大多数人（不是说全民吧）心目中确立了光荣=成功规模×死亡人数×手段的无耻程度。谁越不拿中国人的生命当回事儿，谁越会受到尊重，谁就是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在该书的结尾，他接著沉痛地告诉读者：“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最沉重的文化遗产。要清除这深重的精神污染，不知道还需要多少代人持之以恒的自觉努力。”（芦著，页554）芦笛为破解毛泽东军事神话而耗数年之功写成这本大书，就是此努力杰出的伸张，笔者在此撰写读后的感言，也是为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所感染，有意要为他的继续努力加一把油。以下便从我个人有限的理解出发，对该书的要旨和精义作些必要的发挥，顺便也加入我读芦著受到启发的补充性议论。

二

芦著的难能可贵之处首先是作者采铜于山的取材方向。他弃大量反共批毛的二手资料于不顾，千辛万苦，专门从官方出版物中搜集到数千万字党史的原始资料，细心从中梳理出党内高层那些我称之为“自我破解的叙述”，条分缕析，按编年纪事的顺序排列下去，逐处作针对性的举例征引，对照著毛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具体言行，以令人信服的实证揭示出毛泽东军事神话的破绽、漏洞和偏颇。因此，与海外大量情绪性的批毛急就章相比，芦著明显做到了学院学术的基本要求，书中那令人叹为观止的详尽脚注不只符合现有的学术规范，更进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书目。至少就其令读者开阔眼界的效果而言，芦笛算是达到了在“学界留下足够影响”，且“有持久影响”的目的。

芦著的另一特征是作者起步于网络写作的先天优势。他那放纵的笔锋仿佛一双赤裸的天足，其豪迈的弹跳力实为党史专业训练出来的缠足型文案写手望尘莫及。他语言通俗活泼，行文中常带出适当的幽默风趣，论及严肃的问题，尤善于以反讽与戏仿笔法颠覆新华体党八股滥调。因此，这本六百多页的大书尽管征引颇为繁复，不如读唐德刚的渔樵闲话那样轻松，但仍不失其雅俗共赏的效果。此外，就方法论和史识及史观而言，芦著更显示出民间学人和边缘写作群特有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性追求。与拿了国家课题经费搞研究的很多体制内学者相比，同样都占有了丰富的资料，也同样都重视资料的可靠来源，但芦著的透视却显得更富有洞察，对诸多敏感的“大问题”揭示得更为尖锐。这一相形见绌的对比不能不让人为国内学院学者那“戴盆何以望天”的处境感到悲哀。读他们的书，你眼看著辛苦发掘的史料和严密考证的史实都已平摊在那里，但就在那需要进一步点破的关键之处，他们却裹足不前，口将言而嗫嚅，结果总是用安全的陈言将大问题搪塞过去，拿一滩因袭的稀泥抹出了讳莫如深的光墙。但读芦笛的书，你会别有跨越障碍，踏入了禁区的快感，会在学院学者自闭的盲点处看到他纵笔刷新的一个个亮点。

芦著也开宗明义，从中共最终获胜的主客观条件切入了话题。但与唐德刚强调历史必然性的思路不同，唐更偏于就已经形成的局面追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因而难免重弹“成王败寇”的老调，无形中对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作了随声附和的反应。芦则著重分析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诸多偶然因素，他认为，“中共夺权战争的胜利，是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条件凑在一起造成的偶然事件，其成功经验基本上无复制可能。”（芦著，页14）。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首先是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的混战乱局，蒋介石未能腾出手全力打击草创中的红军，致使其滋蔓难图，以至星火燎原，最后造成了玉石俱焚的灾难。其次是抗战爆发，中共趁势壮大，国军却在抗战中耗损兵力，穷竭国库，埋下了导致内战失败的劣势。苏联的物质援助和战略指导更加壮大了中共的势力，美国虽热心插手国府事务，无形中却起了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作用，反给蒋介石帮了倒忙。两方面外来势力就这样阴差阳错，戏剧性地交错在一起，让中共集团钻尽了特殊历史条件的空子。再加上国内外左倾势力惑于中共宣传的“民主”假象，更形成配合中共武装夺权的汹汹声势。若无这一历史捉弄中国人的诡谲时势，毛泽东无论多么“雄才大略”，中华民族也绝不至遭遇1949年以来的这一场红色浩劫。至于主观条件，芦笛更做出纵观全局的综合评估，他让我们看到，中共从苏共那里学来的一整套“革命工艺学”及其组织动员群众的效力，还有地下工作者对国民党的全面渗透，谍报战取得的成就，全都是中共集团群策群力的结果。毛泽东不过幸存有术，善于拿牺牲者的鲜血染他自己的红顶子，只是在经过党内斗争的多次较量之后，才被有意或无意地推向了领袖的位置，充当了全党智慧的代表。

剥除以上非个人的主客观因素，芦笛居高临下，从俯视角度抓住了被剥光的毛泽东人格贫瘠的层面：芦一再指出，毛有“智力缺陷”，因为他“从未受过系统现代教育，彻底缺乏理论思辩能力。因此，在军事学上，他并未提出过什么合格的军事理论。所谓‘毛泽东军事思想’并非理论，不过是共军因为缺乏实力，出于求生本能，集体摸索出来的一套经验规则。它既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作品，也没有太多智力含量，其基本原则应该是三条：第一，战略上防御，战术上进攻；第二，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第三，战略上持久战，战术上速决战。”（芦著，页22）纵观国内外论坛，众多的论者都因面对中共的胜利姿态看花了眼，高抬了毛。迄今为止，唯独芦笛有胆识搜罗证据，穷形尽态，将毛泽东的低能与胡来一件件披露到读者眼前。

要从民族国家的大局来谈论国共武装斗争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必须确立一个可行的论述出发点。那就是回顾二、三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形势，首先确定一个有利于社会转型，走出所谓“历史三峡”的正确方向，把历史的重述拉回当时的社会状况，勾勒出一条有可能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虚线。就当时的国民革命而言，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消除四面八方的军事割据，建立全中国对抗列强的统一阵线。毛泽东这棵歪苗子自上井冈山组建红军，就偏离了这一中国之命运的大方向，将国民革命拖入内战的深渊，致使那条稀薄的历史虚线在武装夺权斗争中被践踏得踪迹一无。他所倡导的土地革命不只激化了农村地区自发的暴力冲突，而且从中分化出包括流氓无产者在内的大量农村过剩人口，将其啸聚成打天下的兵力，进而利用军阀混战中偏远地带留出的活动空间，趁机建立起中共的军事割据，最终加剧了军阀混战的乱局。正是在那一潭被搅浑的水中，中共的武装力量在其巧遇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得以幸存和发展壮大。这支打著打倒军阀旗号的武装力量实质上也是军阀，是比旧式军阀更具有破坏力的新式军阀，是苏联一手操纵下增生的苏维埃军阀，一群莫斯科卢布的雇佣兵而已。历史的重述若能在这一位格上判决毛泽东及其红军割据，我们论战事议军功，就不至于单纯地就事论事，仅局限在中共打了胜仗的圈圈内去比较毛与其他人的军事才能，而可把问题的探讨提升到通过毛泽东军事神话的破解，进一步破解中共武装夺权神话的高度。

此外，毛的智力缺陷也不只是一个学识浅陋和智商不高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他人格低下，拙于是非判断的一种恶劣表现。众所周知，与中共高层中不少党政军领导人相比，毛泽东的知识学养在起点上就有很大的差距：他既无出国留学的资历，也未在军校受过专门训练。由于缺乏那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很早——其实从肖瑜的叙述（可参看其《我和毛泽东一起行乞》一书，香港：明窗出版社，1988）已可看出——就形成一种逆反的偏执心理。在通常的情况下，后进者多有兴趣积极向先进者学习，但毛泽东却与之相反。他的性格从小就突显出一种执拗不通的劲头，在与他人交锋时，他那不服输的脾气更倾向于强词夺理，结果总是固守其浅陋的根基，发表一些模糊不清的意见。比如在用兵打仗的事务上，按照芦笛的叙述，他最初便好从他津津乐道的劣质旧小说故事中汲取打游击和耍权谋的灵感。正是基于这一逆反的偏执心理，毛泽东不但没有因自己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而努力学习，反而“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词滥调，他要不受约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第三册，页253）毛泽东后来一系列的反现代性思维以及他与职业军人的冲突，即源于他自己的知识浅陋和对其浅陋根基的固守。

他早年曾参加新军，但不久即扔下枪杆子，转而去报考各种他很快就没兴趣再读下去的学校。处于这种他自以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畸零人状态，梁山泊聚义的模式便成为他那种对抗性欲望可资模仿的对象。直到后来几经挫折，终于带上秋收暴动的残部逃到井冈山，他才紧抓住革命的武装斗争这个中介，实现了他啸聚草莽，占山为王的宿愿。毛泽东与其他红军将领的个人冲突，实质上乃是他的山大王心态与职业军人及其现代军事操作的冲突。张国焘早就看出毛泽东这种破坏党内集体领导的专断作风，在他的回忆录中，张多次提到毛一意孤行的拙劣表现。正是在这一系列冲突的过程中，毛泽东完成了芦笛所谓从传统山大王到红色山大王的转变。既然山大王还是山大王，他那个原发性的山大王心态就不可能因披挂上红色的虚荣外衣而随之发生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反而强化了他那不变的一面，改变了红军，把 “党指挥枪”的金箍圈加诸军队，执意按他那一套“土共”方式建军和打仗，在与他所鄙薄的“洋房子先生”们争夺指挥权的过程中，他在党内的地位一步步上升。

芦笛详述了毛泽东如何领教老土匪朱聋子“打圈圈”的故技，如何在与朱德、彭德怀等人既合作又冲突的作战中吸收了诸如“诱敌深入”、十六字诀等为初建立的武装力量求幸存的战略和战术。他还让我们看到，通行的毛泽东军事神话如何回避了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成长过程，如何夸大毛的军事才能，进而抹煞了集体的，特别是职业军人在壮大共军武装力量上的贡献。针对毛泽东在其红色山大王生涯中养成的“狭隘经验论”顽念，芦笛更列举大量战例，将毛的很多瞎指挥如何使红军屡遭惨败的史实一一揭露，同时也令人信服地说明，毛如何一次次歪打正著，在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下侥幸取得了“反败为胜”的后果。（未完待续）

作者：康正果，原载：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