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宣部官员回忆：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下）

　　 “纯属冤案，彻底平反”

　　郑仲兵回忆说：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我在知识分子中是时间比较靠前的

　　此后不久，有一天学校党委办公室通知说，公安部要找我。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特别紧张，以为公安部又要把我抓进去了。当时我就跟我的老婆说，吉凶未卜。她说要陪我去。我说如果我进去一个小时还不出来，估计就是又被抓进去了。当时脑中老有不安全感。

　　她在公安部门口等着，我进去一看有十几个老头。没想到他们一个个都跑过来跟我拥抱。他们说：你做得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还要坚持原则。我说，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我就不干了。他们说：这有什么，我们都是被谢富治关进监狱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基本都是公安部下面的局长。然后他们就给我念我的平反书，说盖公安部的章，以公安部的名义给我平反，这样的规格是非常高的，和“文革”前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一样。他们说我的专案组组长是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他亲自主持。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受重视，或许和我反谢富治有关，另外这是胡耀邦亲自过问的，当时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也直接过问了这个事。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我在知识分子中是时间比较靠前的。那时候全国刚刚开始平反，包括我父亲都还没有被平反。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

　　平反的结论很好，大概是：郑仲兵同志两次被拘留审查，经查是由林彪(其实林彪和我没关系)、“四人帮”及谢富治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彻底平反，材料销毁，受株连者予以妥善解决。

　　后来不久，就开始审判“四人帮”、谢富治等人。在发给省军级的材料里面就有我给胡耀邦写的材料作为附件，材料里说，郑仲兵同志是民族学院的青年教师，中共党员，“文化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

　　紧接着民族学院也给我平反了。不过那个结论写得水平很低。说我反对林彪、江青，经查，查无实据。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如果有证据我就还是反革命吗？

　　 中宣部成思想解放之地

　　大家不愿意找中组部谈、不愿意找“中办”谈，更愿意找中宣部的人谈话

　　我被平反时，爱人在武汉艺术学院当老师，中组部同意把她调回了北京。还有许多部门想调我过去。中组部要调我到中组部，人民日报要我去人民日报，后来要恢复中宣部，也说让我去中宣部。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的院长是一个延安的老同志，他不同意我到人民日报，说那是是非之地，你别去。后来去中宣部，他觉得可以：你还是去吧，你这个人能够团结人，有胸怀，到中宣部后多关心自己的学校。我就去了中宣部。

　　1979年初，那时候是胡耀邦当中宣部长。除了部长，整个中宣部只有一个局长，叫洪禹。其他都是干事。我才30几岁，算是年纪比较轻的。过了一段时间，我成了理论局学校教育处的处长。

　　当时中宣部还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胡耀邦当部长嘛。我觉得胡耀邦非常明智，当时大家对他印象非常好。当时我们到各地方去，人家对我们都特别信任，而且我们那时候作风也特别好。大家不愿意找中组部谈、不愿意找“中办”谈，更愿意找中宣部的人谈话，因为觉得我们能理解他们。中宣部一周要开一次例会，有关无关的单位、中央各部委都挤破头要来参加。因为当时各个部委都存在打破框框的问题，都需要思想解放，这是很有意思的。胡耀邦当时是主张要把中宣部变成一个思想建设之地、思想解放之地。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解放还能影响别人的思想解放。

　　我记得当时洪禹局长带我们五个人到福建去，在厦门大学作报告，鼓动大家解放思想，受到师生特别热烈的欢迎。当时福建省委书记叫廖志高，思想比较保守，他找我们谈话。他说，包产到户，一年行，两年行，三年就不行，现在思想解放都把人搞乱了。他本来挺重视我们，说你们应该跟福建省的厅局级干部作一次报告。后来听说我们在厦门大学讲这些话以后，就派他的秘书去通知我们说，北京来的同志你们太累了，回北京去休息吧。把我们赶走了。后来派项南去了福建，代替了廖志高。项南在福建就搞得非常好。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找胡耀邦，跟意识形态有关的领域，作家、还有各地方的一些教授，会找中宣部平反冤假错案。我们有时要走出去给人家解决问题。但比较大的案子都得经过中央，我们也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到福建的时候，福建有建国前的地下党组织在“文革”中被说成是特务组织，与内蒙古的“内人党”案类似，很多人都被抓进去，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放出来。我们回北京以后，向胡耀邦报告，向中央报告。派项南去了福建以后，就全部都解决了。

　　1980年5月，我们去广州小岛宾馆。那是军队很大的一个招待所。中央领导人去广州，都住在那里。当时招待所里头有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女军医，一定要跟我悄悄说话。

　　她说你能见到胡耀邦吗？我说可以啊。她说，如果你能见到胡耀邦，我就跟你说个情况，广东有些高干子弟住在小岛宾馆里头，用飞机搞一些走私活动。当时广东有几条渠道，是可以走私的。这些高干子弟就把走私来的录音机什么的用飞机运到北京，比现在的走私和贪污腐败差远了，就是小打小闹。她说公安部门车开不进来，因为那是解放军的管辖范围，一到这里就不让进来。究竟怎么解决？这些大案要案啊，牵涉高干，后来胡耀邦也因为这个好像得罪了很多人。

　　历史其实不是太难懂的
　　很多人年纪大了，现在不抢救一下是不行的

　　1987年，我要求到《新观察》杂志去。我去了之后，因为我的关系，和很多老同志联系，准备搞一个新观察基金会。首钢、全国最大药厂―――广东白云山制药厂，这些国内大企业的领导，还有大邱庄的禹作敏、广东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这些人，都拉来当我们的理事。他们每个人给了十万，当做我们的发展基金，差不多有100多万吧，这在当时就很厉害了。这些钱用来做基金，另外还可以再给我们其他钱。

　　从《新观察》退下来后，1990年，《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秦川，当时搞了一个杂志叫《精品》，要我当主编，他当社长。《精品》有点像《新观察》，社会性、历史性比较强。当时我给刊物提出一个基本的编刊思想，就是每期都要有一个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主题。比如，我们第一期做厦门经济改革，第二期做大上海的发展。那时候还没有确定怎么发展上海浦东，当时我们考虑了几种发展方向，包括向苏州发展。还做了一期中国农业问题。我当时还提出，刊物要办得生动，要雅事俗说，俗事雅说。

　　项南当时已经到北京来了，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他很早就提出要解决中西部发展差距问题，所以就要成立一个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西部差距怎么缩小的问题。在这之后多少年，中央才提出中西部发展战略。我就参加了，担任基金会下面的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干事，后来项南下台了，而且原来的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要我回作协工作，我就离开了。那大概是1995年左右。

　　《新观察》在作协名下，我的人事关系本来就在作协，是司局级。我就到作协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担任副理事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会长是巴金，但是巴金不管事。我起先挺认真在那里做事，但其实没给我什么权。原来名下有几个国字头的企业，钱都糟蹋掉了。我在经济上提了意见，他们不愿意听，那我也就没兴趣了。在那待了5年，我就申请退休了。

　　搞口述史是我离开基金会以后。一开始，我想搞中国十个思想家的评传：杜润生、李锐，于光远……我当时觉得，很多人年纪大了，现在不抢救一下是不行的，所以要搞口述史。之前看胡适口述，我觉得这可以做，大概从2000年或者更早之前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开始到处和别人说，没有什么行动，包括丁东也是和我一起吃饭，他说郑老师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口述史，我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后来，他们搞口述历史，还邀我当他们的编委。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会。

　　后来有一个美国老板支持我。但是我发现具体做事的那个人不大老实，老是和美国老板说别人要钱。我怕扯不清楚，就不做了。后来有一个原来在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年轻人，他做企业发了财，就说郑老师你一年不就需要那么点钱么，我来帮你。他就成了我的搭档，现在他生意也不做了，就提供资金支持，当我的助手，和另一个人一起编《往事》。

　　现在我主要就是做《往事》。主要就是想反映一点想法：对历史，应该还原它真正的面貌。时至今日，应该怎样解读历史？历史其实不是太难懂的。

　　“中宣部一周要开一次例会，有关无关的单位、中央各部委都挤破头要来参加。因为当时各个部委都存在打破框框的问题，都需要思想解放，这是很有意思的。胡耀邦当时是主张要把中宣部变成一个思想建设之地、思想解放之地。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解放还能影响别人的思想解放。”

　　1977年12月10日

　　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的局面。

　　1978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0年2月23日―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其中宣部长一职由王任重接任。(记者 韩福东实习生陈雅婷）

　　转载自中国新闻网，2008年1月7日，出处：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