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仲兵
1939年生于福建长乐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革”中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里，郑仲兵的案子在知识分子中是比较靠前的。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1995年出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主持名人口述史——《往事》。对于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郑仲兵是亲历亲见者，著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主编了《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
郑仲兵坐在沙发上，语调平缓地讲述他在“文革”中两次入狱的遭遇。偶尔还会笑几声，为了那个时代的荒诞，让我看不出他内心的苦难，直到他突然忍不住哽咽着哭了。
在北京功德林监狱，他和狱友每天两顿饭，各有两个小窝头可吃。有一次，端进牢房的窝头没有蒸过，是生的。“大家都傻了，说这怎么吃啊。刚好外头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走进来说：”你们还想吃蒸过的啊？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告诉你们，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还想吃他妈蒸过的窝头！你们想想，你们一个人一天四个窝头，八个人，四八三十二，这么多窝头拿来喂猪的话，能养活多少头猪，能为国家生产多少斤肉？"说完以后把门又给锁上了，把我们都撂在里头。“郑仲兵说，他和狱友都相顾无言，特别难受，”那时候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信仰特别强烈，五一劳动节可是我们自己的日子啊，这时候就听见呜呜咽咽的哭声。“
往事有些不堪回首。这不只是郑仲兵一个人经历的苦难。“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主导下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启动。据新华月报社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放。
平反冤假错案给予受迫害者久违的正义、拨乱反正，并为重塑政权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对其意义怎样评估都不过分。但历史的确有其吊诡的一面。延续至今的主流话语仍是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两极分化的脸谱化叙事模式，这的确有简化历史之嫌。也许在坚持基本的是非判断基础上，30年的时间可以让我们较为冷静地去还原那个癫狂年代的复杂性。
“我觉得我也好，其他许多受迫害的人也好，其实都整过别人，都做过荒唐事或者混蛋事。这其实是特定政治氛围里产生的现象。我父亲也老说他如何遭受”四人帮“迫害，我说你也搞过很多不对的事，要说就得全面地说。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晚年致力于口述历史工作的郑仲兵如是说。
“新中国最大档案抢劫案”
戚本禹说过：郑仲兵走得很远了，再走一步就会掉下万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
“文革”前，我就是所谓的“大红人”了。批“三家村”的时候，统战部成立了五人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我很年轻，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很重用我。大概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表文章，我写过一篇《孙中山和列宁》，有一部分发表在当时的《学习》杂志(后来更名为《红旗》)上，当时别人都以为是我父亲写的。所以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邓拓曾经想收我做徒弟，后来“反右”了，这个事没办成。
我1939年出生，1963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就留在学校教西北民族历史。“文革”开始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下令派工作组进校。民族学院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兼系里的革委会主任。
派驻工作组不久，有学生贴大字报，给工作组、统战部和民委提意见，说他们压制“文化革命”。工作组开会决定要处置这些学生，说他们是“右派”，要打成反党分子。我当时不同意，说了一些保护学生的话。工作组认为我是他们的后台，所以就冷落我，开始整我。但是说实话，整得不是很厉害，没有批斗，就是批判我，并且把我历史系主任、革委会的职务都撤了。开会什么的也不找我了。
后来毛泽东要求撤销工作组，学生就起来赶走了工作组，成立了要“自己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用巴黎公社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就把我选上了主任，因为他们知道我为学生说话受到“迫害”。我不肯当，就找一个学生当主任，我后来也同意了当副主任。
“文革”继续往前发展，大量的学生都去外地串联。我作为年纪比较大的、被学生选上的教师，觉得我就不用出去了，在家里守着。大概是1967年的1月初，突然有一天夜里头，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中国科学院学部、地院东方红这些组织抢劫了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全部档案，问我怎么办？没多久，他们把抢劫档案的几个负责人抓住了，问我怎么处理。我说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我们处理不了，把他们送到公安部去。他们确实就送去公安部，公安部把他们拘留了。
我们也很快把这个状况向公安部报告，公安部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报告了。周恩来就说，民族学院这些学生，制止抢劫档案的行为是很对的，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档案抢劫案，然后表示要接见我们。我们也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但是大概两三天后，突然间公安部发表了一篇“某负责人讲话”，高度肯定了抢劫档案这个行为，说他们实际上是保护档案，而把抢档案的人扭送到公安部的行为是当时“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反扑。当时没说某负责人的名字，但以公安部的名义，大家认为就是谢富治的意思吧，实际上后来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有大批的队伍进来，就在民族学院把我给劫持走了，当时在京的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的委员基本上都被劫持到大礼堂批斗，说我们迫害革命左派。然后他们就念了“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把我扭送到公安部，我就被关起来了。这就是第一次入狱。
我父亲郑公盾就去找戚本禹。我父亲原来和关锋、戚本禹同事，都是《学习》杂志各组的组长，后来他俩把我父亲也拉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担任文艺组成员。我父亲当时也可能有解救我的意思，但是他当时就是跟戚本禹表示要跟我划清界限。然后戚本禹就说，郑仲兵走得很远了，再走一步就会掉下万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又说，好吧，意思是还要救一救我的。大概过了十几天，这中间也提审过我几次，然后就说要放我出去。
第二次入狱
我们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说我们反谢富治
出狱后，继续在民族学院批斗我。北京市十几个单位，把礼堂都坐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就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我进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说这是戚本禹同志的指示。台下跑上来很多人，把我救走了，跑到一个教室里，又遭到围攻。他们又从二楼教室上把我扔下去。底下的人接着我后继续跑。我实在跑不动，就躺在地上了，后来就嚷嚷我休克快死了，送到校医院，给我打强心针。折腾了一会，又把我送到北京医学院地下室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他们也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做抗大公社，想让我来当他们的负责人。我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干了。耗了两三天，最后没办法我只有同意了。
接下来，全国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批“二月逆流”。当时我是不大同意批“二月逆流”的，我当时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他们原来一个个都是老帅老总，有错误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个一个都要打倒，不是把矛头实际上指向周恩来了么？在我的影响下我们这一派的人基本上是同意我的这个观点的。也不是说有多高的认识，就是没有另一拨人那么左。那个时候大家都要争着当“造反派”。包括被人家说成“保守派”时，我们自己都要申明我们是造反的。后来我们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说我们反谢富治。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有很多组织就开始围攻了，就这么折腾，后来就开始武斗了。
1967年，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告发“中央文革”文艺组和戚本禹，说他们反对周总理，干了很多坏事。我父亲当时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说不能寄给毛主席，那样的话江青他们也就看到了，戚本禹也就看到了。要寄给军队，我觉得军队可能不一样，当时毛主席要林彪“支左”，可是军队“支左”却经常是支持“保守派”，不去支持“造反派”。我们相对来说属于保守一点的。所以他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叶群(林彪的妻子)把这封信给江青了，江青又把这封信给了戚本禹。
接到这信以后，可能是第二天，“中央文革”就开会。江青讲我父亲：20年了，没想到是个两面派。她说，听说郑公盾这个人很坏，尽通过两个儿子干坏事。这些话他们都传达了，当时消息都特别灵通。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被隔离了，关在现在《求是》杂志那个红楼，然后大概过了一天就转进秦城监狱了。我哥哥当时在音乐学院当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宁夏去了。我当时没想跑，后来就被抓了。
我被隔离，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中央当时有一个“三办”，来提审我，问我对谢富治怎么看。那时候人都想要表现自己的英雄豪气，根本不会转而吹捧谢富治，我就说，谢富治不适合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然后又问我对戚本禹的看法，我说戚本禹更不适合。我说我是拥护林彪的，对江青我是尊重的。
后来我就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监狱，这里又叫北京市模范监狱。在被抓之前，我去参加过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议，江青主持。当时我很注意江青的一句话：不要以为军队在他们手里，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军队都会跟毛主席的。我当时在会场觉得这里头不得了，军队不是在林副主席手里么？当时我就马上闪出这么个念头：“中央文革”和军队有矛盾，林彪和江青有矛盾。平时我也有这个感觉，林彪和江青他们两个不是很对付(不是很合作的意思)。
我不敢告诉别人，当时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就跟她说了这个想法。我被捕后，也要她交待问题，揭发我。她就说了。不得了，我这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好像第二天，她就翻供了，说是瞎编的，但是已经晚了。这个事他们一开始没问我，到监狱里头才问我。我没承认。后来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她找过我一次，我们那时都结婚了，她说她一直很痛苦，看《天云山传奇》时，觉得里面那个跟“右派”划清界限的坏女人就是她。
在狱里待了一年吧，监狱提审员告诉我，总理说了放我。好像当时周恩来说，我可以算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弟吧，周恩来知道江青对我们家的评价。我们都是保周恩来的，他也肯定会知道。
耀邦同志非常重视
“不要交给任何人，因为中组部的情况现在很复杂”
出狱以后先到学习班学习了一个月。从学习班回去的时候，学校还派小汽车来接我。学校都被军管了，当时军管第一把手的儿子还亲自来见我，跟我说：现在中央有一个工作就是修杨守敬的历史地图，由你负责。参加的人有人民大学的戴逸、民族学院的费孝通等，都是原来被打倒的但是都很有名的专家学者。我当时还很奇怪，我那么年轻怎么叫我负责？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我现在想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因为我当时研究过中俄边界关系，写过《中俄经济关系300年考察》。当时修这个历史地图也和“反修”有关系，包括中苏边界什么的要通过地图搞清楚。
但是没有过多久又不让我负责了，后来又不让我参与了。后来我在湖北潜江的干校里被关了几年。那里比监狱里还残酷，自己单独劳动，不能和别人一起劳动。而且还挨打，打得最厉害了。后来一直到干校撤销，才回到北京，名义上是回到学校，但还要接受隔离审查，因为还是“现行反革命”。
我父亲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1975年5月)就已经获释了。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当时虽然没有给他平反，但好像他的问题已解决了似的。我几次要求军代表给我解决问题。我说我父亲都解决了，我的问题怎么不解决？他就说：国民党大人物是战犯，后来都当政协委员了，但当过连长营长的小人物都被枪毙了，你就属于小人物，不能因为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你就希望你自己的问题能解决。他挖苦我。
我当时也是走投无路，怎么办？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1977年底(12月10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很快名声大噪。很多老干部说，到中组部就像当年回到了延安一样，中组部是干部之家。
我不认识胡耀邦，但是我打听到了一个中组部的总机电话。打过去，是一个女孩子接的。我说我找胡耀邦同志，她说你等一下，当时我的心就一下子跳了起来：哎呀，让我等一下，那太好了！
过一会，她说耀邦同志刚出去开会去了，你找别人行不行？我说有谁能代表胡耀邦？她说副部长陈野苹，我说可以。陈野苹就来接电话。我说我是中央民族学院一个年轻的教师，我在“文革”中曾两次被抓进监狱，现在这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摘不掉，我就把反谢(富治)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陈野苹说，你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我一定转告耀邦同志，你等着，我们要找你谈话。过了几天，突然间，民族学院就用高音喇叭广播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党委办公室，我就去了，根本没跟中组部这事联系起来。他们说中组部要找你，请你过去一下。
中组部办公楼当时就在西单附近。有个局长跟我说，本来今天耀邦同志要见你，因为临时有事，派我来见你。耀邦同志非常重视，你回去以后写一个情况说明，特别是关于谢富治的情况，好好写这个东西，一定要交给我，一定不要交给任何人，因为中组部的情况现在很复杂。他还告诉我，在胡耀邦之前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他的势力还很大。我说好吧。我当然太高兴了，我大概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两三千字，交给了这个人。（未完待续）
转载自中国新闻网，2008年1月7日，出处：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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