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燕：谁动了父亲的手稿？

文革开始不久，我家就被抄了。

第一次来抄家的是父母单位的造反派，几个年轻的男女。因为都在一个机关院里来往，抬头低头都看见，食堂打饭还说话，所以他们还算客气，虽然在屋里贴了几张标语，宣读了“勒令”，总算没有打骂，只抄东西。将我家的书，还有父亲的长篇小说手稿，各种信件，还有一些衣服、鞋、搽脸油，统统抄走。父亲的手稿，我记得有三部长篇，几十个装订整齐的稿纸本子。抄家者从我家找了条被单，把书稿兜起来，扛走了。

抄家以后，手稿一直是父母的心病。我几次听见他俩悄悄议论。父亲十分担心那些手稿遭毁坏。说起来便唉声叹气。

那些手稿都是你爸爸当右派时，在农村劳改时候写的，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躲在屋里写，那是他的心血，他的精神寄托，每天写下去，他才没有死。母亲对我说。

父亲当右派时，我念小学，曾经去他劳改的地方陪了一个学期，知道他半夜写东西。他有时念给我听，可是我听不懂。

眼看着父母心急，我也操心家里被抄走的东西存放在什么地方。机关院子并不大，但是房间不少，有楼房，有平房。我寻机会就到处查找、翻看。

到了第二年冬天，文革搞了一年，学校还不开课，我们这些中学生就到处游逛，寻衅找事。又因为昼伏夜出，在家住着不方便，就找到单位革委会商量，长大了，家里住不下，澡堂旁边有一间闲置仓库，能不能叫我们住？革委会同意了。

我们把仓库打扫一下，铺上床板，就搬进去了。仓库虽然简陋，还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对我们来说，这里就是天堂，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

人一自由，就想寻事。晚上穷极无聊，大家闲扯。有人说，出门不远，有一排平房，其中一间是临时库房，好像单位图书馆的书都堆在那里。我听此说，触动心事，便撺掇着去看看。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喜欢看书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我们决定半夜去偷书来看。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觉得单位的图书馆，肯定会有些“禁书”。

到了晚上，我们叫上同院一个小孩子，百般威胁、利诱，叫他从临时库房门上的气窗翻进去。那气窗长度不到一米，宽也就是三十公分，即使小个子，翻进去也相当困难。我们等到半夜，鬼鬼祟祟溜过去，搭人梯把那孩子送到高处，一推气窗，居然没有插销，开了。我们在下面大喜过望，撺掇那孩子卖力气。几经周折，好容易进去，从里面开门，我们几个鱼贯而入。

屋里漆黑一团，我们不敢开灯，借着窗外照进来的路灯微光，每人按照自己的兴趣从书架上取书。毕竟是自己单位，大家心里有保留，也算戒备，每人只拿几本。我因为心中有事，没有拿书，只在屋里到处翻看，想发现我家的东西。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等了几天，书看完了，我们决定半夜再进库房，“还”回上次拿的书。当然，还书以后还要再“拿”。

这天夜里进了库房，我在一排书架与墙角的夹角处，看见一堆报纸和画报。上次也看见，没在意。我搬开一摞画报，掀开几张报纸，露出下面一个床单包袱，正是我家的床单。我心里一阵紧跳，终于找到我家被抄走的东西了！

我把包袱解开，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看到确实是父亲的手稿，整齐地摞在一起，还有十几本书，几捆扎好的信件。我心里激动，没有仔细看，也不知道是不是全部手稿。当时我心里还纳闷，家里的书那么多，怎么这里只有十几本？其余的在哪里？

我将包袱重新系好，又照原样盖好了报纸和画报。

有几个同伙过来，问我找到什么了？

我赶紧告诉大家，这个包袱里是我家被抄走的东西，谁都不许动！

大家都应诺，不动。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夜里都要溜进那间库房，就是为了守候父亲的手稿。冬天穿棉衣，从狭窄的气窗翻进很不容易，又不能找别人帮忙。我只好等到后半夜，自己悄悄过去，反复几次爬进，终于找到蜷着身子翻进气窗的办法，动作也比较熟练了。

从库房出来后，我总要在门前细细查看，尽量擦抹掉我的“作案”痕迹，还要把气窗关好。我当时很清楚这种行为，被人抓住，肯定杀无赦，还会株连家人尤其父母。别人可能只是“偷”书，而我，就不是一个“偷”字能说清楚了，可能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必须很谨慎、仔细。

头几次进库房，我仔细查过手稿。一共三部小说，都用纸绳捆扎整齐，还有十几个标明是提纲、草稿的笔记本。我大致可以判断，父亲的全部手稿都完整的放在这里。

我黑夜里偷摸做的这些，没敢对家里任何人说。有时想起来心里忐忑，但仍觉得自己没做错事。每次看到父母从批斗会回来的样子，垂头丧气的，想到我在暗中守护他们的手稿，心里也稍微宽慰。

有时候，我进到那间黑漆漆的库房，靠着墙角坐在水泥地上。那时候正是冬天，黑夜像一块黑色的幕布，遮挡了眼前的一切；周围一片沉寂、冰冷，夜的静音在耳膜上“唧唧嗦嗦”的杂响，叫人时而恐惧，时而宽慰；我坐在黑夜里，想着小学、中学，想着自己的今后……后来，我就开始看书了，就着窗外路灯的光，坐在一间黑暗、寒冷的库房里，看了一本又一本。通常都是冻得实在受不了，起身去看看那包袱还在，心里想着今夜不会有事了，才悄悄出去。

一天夜里，我刚进库房没多久，就听见有钥匙插锁、开门的声音。我心里一惊，抬头看，库房门开了道缝，很快闪进一个人影。

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紧张的嗓子发干。来人肯定是单位的人，有钥匙，要是进屋就开灯，我肯定会暴露在光亮之下，一切就完了。这间库房其实是一间单身宿舍，不到二十米的面积，根本藏不住人。

我也顾不得许多，连忙爬到一张桌子下，紧紧趴着，下巴贴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
那人摸黑向前走，没有开灯。

我从桌子腿间隐约看到那人悄悄走到掩藏我家包袱的地方，嘴里嘟囔着，动手搬报纸。

我的心“咚咚”狂跳，但不敢吭声。

突然一道手电光，映在眼前的地面，我抬眼看，来人原来是单位的一个女造反派。抄我家时，就是她提议用被单将我父亲的手稿兜走。此时，她背对着我蹲着。只见她小心解开包袱，一本一本翻开，是书，还是手稿？我看不清楚。过了一会，她挪了下身子，我看清楚她拿了一本手稿，翻看几页，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又将包袱系好，悄悄退出去了。

等到她出去后，我赶紧打开包袱，仔细清点手稿。果然，有一部捆扎好的手稿被解开，肯定被拿走了几本。我不知道她拿多少，拿走干什么用，只好叹气。又怪自己没有清点数目，总共有多少本也不知道。

心里像谜一样，也不敢将此事告诉父母，浑浑噩噩过了一天。

往后一连几天，我每夜都悄悄溜进库房，坐在角落里等着。有一夜竟睡过去，黎明时分的寒气将我冻醒。

大概隔了一个星期，还是在夜晚，又等到那个女造反派进库房。像上次一样，悄悄进来，摸黑解开包袱，从里面拿东西。这回就着她手电筒的光，我看清楚了，她把上次拿走的手稿放回去，又挑选了几本，拿走了。

如是者三，她每次来都是放回上次拿走的，再拿走几本。我明白了，她可能要看我父亲的手稿，看写的是什么。毕竟，那是三部长篇小说啊！或者，她要写大批判稿？可是，为什么半夜独自一人来，还这么鬼鬼祟祟？连灯也不开？肯定不想叫别人知道。

我也想，她拿走父亲的手稿，是不是自己悄悄看？女造反派是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分到单位两年，就搞文革了。母亲曾说过，文革前一次带她下去采访，晚上给她讲自己小时受苦、求学、投奔解放区的经历，也引得她一阵嘘唏。

很偶然的一次，我在机关院里遇到那位女造反派，她似乎漫不经心问我，你父亲写你母亲的小说，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

她又说，那里面还是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

资产阶级的你还看！我心里狠狠想。

1971年秋天，我父母调动到地方工作，机关革委会将我家被抄的东西悉数发回。我那时已经参加工作，回家听说此事，忙问，少了什么没有？

母亲说，什么都不少。

爸爸的手稿呢？我鼓起很大的勇气问。

手稿也不少，一本不少。

一直到四十年后，父亲把他的手稿全部转交给我，我开始录入电脑时，才看到那部被女造反派拿去的手稿上，有明显阅读过的痕迹，包括夹页的纸条，纸条上的批语，文章词句的圈点。看得出，她看的很认真。

这是一个在黑夜里发生的故事。那时候，不只是像我这样的人在黑夜里迷茫，摸索着前面的路，一些与我不一样的人，也在黑夜里摸索……

（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