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恢复邦交40周年之际，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提前送来一份“礼品”——继2003年自民党议员江藤隆美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后，又一日本政客罔顾历史事实，充当记忆暗杀者的角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此举理所当然地引发了中国公众的怒火。
在表达对河村隆之言论不满的同时，中国公众对率队出席名古屋活动的南京市有关领导在事发现场的进退失据、未能及时反击，给予了辛辣的嘲讽乃至谩骂。很快，在国内公众的愤怒声浪中，南京市政府作出暂停与名古屋市的官方交往的决定。
其实，攻击者总是处于主动的位置，而被冒犯者的反应往往滞后。1972年9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田中角荣首相一行的晚宴上，周恩来总理与田中首先分别致欢迎辞和答谢辞。在谈到两国的历史问题时，周总理说：“……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田中首相则说：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历程”，期间，日本“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日本《朝日新闻》当时对这一历史性场景给予了细致记录：尽管田中首相几乎每一段讲话中方都给予热烈的掌声，“但是有几段话，中国方面却没有鼓掌。例如（田中首相）说‘给中国国民带来麻烦’时，就没有鼓掌”。
中方在第一时间用沉默传递出的意绪，随后才得以用语言获得明确表达。毛泽东在接见田中时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说法，年轻人认为不够分量。在中国，不小心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才用这个词。”对此，田中辩解说：“日语中许多词是从中国来的，可是，这个词日本人在百感交集时也可以使用。”“明白了，‘麻烦’这个词，你们用得妙。”毛泽东大开大合地说，然后随手将一套6卷本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送给了田中。
重温这一细节，让我对名古屋一幕不感意外。中方领队人在突如其来的攻击面前表现出的笨拙与迟钝，并非多么了得的罪错。同时，河村隆之的言论固然荒谬可笑，但它并没有让我感到有多受伤。因为它们不过是政客操纵民意的伎俩，在不少日本人眼中，河村的言论也过于轻率。
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头脑中，关于两国之间那段惨痛的历史，沉淀着同样来自日本的更郑重、更有分量的书写，与之相比，河村隆之的言论不过是闲言碎语而已，微不足道。
我指的是出自于两位日本记者笔下的作品。它们分别是小俉行男的《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与竹内迅的《为证言的证言》。借河村隆之事件之机，重温这两本国内早已翻译出版的书，倍觉意味深长。
一个日本记者袒露的战争真相
《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原名为《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由日本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出版。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将其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该书作者小俉行男，1936年进入读卖新闻社，从1938年1月到1942年8月，以《读卖新闻》随军记者身份随日本侵略军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40多年后，“……激烈的战争，充满艰苦行军和血腥气味的报道，都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了。往事业已忘怀，可是战争的场面却不可思议地在脑海中重现。”于是小俉行男利用艰难保存、搜集起来有50册之多的随军日记和简报，写成此书。
在序言中，小俉行男开宗明义，承认“这场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并认为，尽管死于异国他乡的士兵、军官、新闻报道都是这场愚蠢至极的战争的牺牲品，但是，日本人绝不该忘记日本军人们是如何加害中国以及亚洲民众的。
作为随军记者，小俉行男目睹的战争，是由烧房、毁城、杀人、被杀、抢粮等构成的一幅地狱图景，而日军的暴行，以及他对日军暴行的袒露，都超出了作为中国人的想象与经验。
在苏北盐城，小俉行男目睹到一个坐在路旁的中国姑娘，20岁左右，穿着上衣，下身却被扒得精光。姑娘“梳着当时流行的短发，是个颇有姿色的美人。但已被士兵强奸得连站的气力也没有了，只有手略微在动，失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茫然看着前方。这是路过的士兵们干的！裸露的大腿之间还插着一截小棍，姑娘连拔它的气力都没了。”傍晚，小俉行男问起姑娘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烧了。用那种姿势躺在那儿，即使死了也不雅观，于是，堆上劈柴，抬到上面烧了。”
小俉行男笔下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或间接来自读卖新闻社同事、日军的讲述，或直接来自自己的目击，因而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关于南京大屠杀，小俉行男并没有亲历，而是转述自读卖新闻社上海分社两个联络员武田与畦崎的亲口讲述，两人是南京陷落后的在场者，其中一个还津津乐道日军攻下南京后，自己进到蒋介石的家中，从寝室里拿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留作纪念”，因此，他们的话，是南京大屠杀的可信证言。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这一章，具有绝疑排难的价值。
其一，它证实了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历史事实。书中通过读卖新闻社上海联络员之口，载明，日军俘获10万多中国军人，对于如何处理这些俘虏，军司令部给的命令是“适当处分”。而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果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里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方针。”
于是有了如下血腥的文字：
俘虏被日本兵带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斩首。第一排杀完，让第二排把尸体抛入江中，然后排成一列，同样杀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地杀也只杀了2000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了机关枪，摆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面向江岸，让俘虏排成一列，嗒嗒……扣动了重机枪的扳机。俘虏们一齐往江里逃，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对岸。
后来军里传令：“俘虏不杀了，送到后方，去修筑道路和干其他苦役。”
此时已有不计其数的俘虏被杀死。长江上漂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染血染红了江水，惨不忍睹啊！
其二，它证实了日军在南京大量杀害平民这一事实。对此，书中的描写是：
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
“究竟杀了多少人？”
“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
留在室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小俉行男听完联络员的叙述后，惊叹“这简直是屠场！”日本军国主义灌输的“圣战”形象，开始在头脑中被颠覆。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死难者人数固然可以存疑，但《见闻录》证明，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与平民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发生过，铁案如山，不容否认。
除了记录日军暴行、日本军人在中国的艰苦历程，《见闻录》还用大量笔墨描写了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新闻的管制，甚至不惜自揭伤疤，比如描写自己为了与对手报纸竞争，明明不在汉口战役现场，却编造自己在现场的情节的前前后后。报喜不报忧，只准报道各类胜利、佳话与美谈，但绝对不能报道日军暴行与败绩，是日本随军记者报道的主旋律。
这些不难理解。传播学者早就总结过：“战争爆发后，最先死去的是真相。”和平年代，“萨哈夫”们尚且横行无忌，在战争面前，变成“萨哈夫”，更是新闻记者难逃的宿命。
竹内迅：证言时代的见证者
1987年12月，50年前参加过南京之战的日本老兵东史郎踏上了访问南京的旅程。在南京市民面前，东史郎为过去的侵略罪行深深致歉并垂首谢罪。这一新闻迅速在中日两国传播开来，并激起热烈反响，东史郎成为近现代以来最为中国人知晓的日本人之一。
此前的7月6日，在日本知名记者下里正树的安排与组织下，东史郎与当年战友增田六助、上羽武一郎一道，通过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展示了三人的战地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他们当年所在的中队曾经有组织地处死中国平民的事实，从而为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提供了确凿无疑的一手证据。
该年11月，根据东史郎日记编辑出版的《我们南京小分队》问世（中文版书名改为《东史郎日记》）。从此，东史郎的晚年再没有平静过。
日本右派势力向东史郎发起强大攻势，谩骂的明信片纷飞而至，这个80多岁的老人被骂为“不配当国民的蠢驴”，有人建议他“滚到南京屠杀现场剖腹自尽”。也有人骂他此举是为了给自己刚刚出版的书促销。其实，东史郎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本无意出版自己的日记，之所以出版，是出于市民团体的恳求。
1993年，东史郎当年的战友以名誉诽谤罪将他告上法庭。7年诉讼长旅之后，东京最高法庭判决东史郎败诉。
记者竹内迅一直密切关注东史郎诉讼案，并搜集、积累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为证言的证言》一书。基于持续的跟踪、调查，竹内迅与东史郎一样，坚信在历史的审判面前，东史郎终将赢得胜利。
《为证言的证言》调查扎实、全面，不是简单的翻案之作。为了验证由东史郎书中叙述引发的“邮袋案”——日军在南京将中国人装入邮袋中，泼上汽油点着，然后绑上手榴弹推入水中，将中国人炸死。原告与法庭质疑这一暴行技术上的可行性，竹内迅与有关律师、专家一道，奔赴南京现场，按照书中描写，模拟、验证东史郎叙述的可信性。结果证明东史郎所言不虚。然而，这个证据与学者吉田裕发现的有力支持东史郎的反证，均不为东京高等法庭所采信。
竹内迅通过调查得出结论，东史郎诉讼案系由日本右翼学者操纵，旨在以“邮袋案”切入，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目的。而日本最高法院之所以最终支持右翼的判决，在于战后日本司法领域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有效追究。
身为日本人，竹内迅对日本人的批判，言词之激烈，或许会令中国人感到意外。对比日本与德国战后政府、国民对待战犯态度上的差别，他写道：“日本人表面上愧色浓浓，实际上虚伪的企图昭然若揭。”他认为，日本国内那些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者，“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没有权利给中国的民族主义扣上‘狭隘’的罪名”。
在书的末尾，竹内迅引用日本学者的话，称现代社会为“证言时代”，也即民众的记忆推动世界运转的时代。竹内迅堪称“证言时代”里合格的见证者。他追踪历史风烟中的东史郎的脚步，也曾亲赴韩国采访幸存的慰安妇，有这样的见证者在，历史，就既不会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会永远是“胜利者的宣言”。
一个中国记者的挫折经历
河村隆之事件让我重温两本日本记者撰写的旧书。作为新闻同行，在翻动这些已经开始泛黄的书页的同时，20多年前的往事不禁浮上心头。
那也是试图记录历史、抗拒遮蔽的相同努力。不同的是，小俉行男、竹内迅的努力都变成了白纸黑字，对现实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而我努力的结果，却导致一家杂志的某一期在即将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时，被突然追回，14万册杂志在把原来的封面文章抽掉，换上新的封面文章后，才得以面市。
夭折的这篇封面报道，主题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当时——1991年，这还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我历时近半年采写、共3万字的这篇报道，不但给杂志社造成了经济损失，还让自己的处境一时变得微妙起来。有关部门上门后，随后的两年，一到一个日子，我就会被安排去京外，在一个领导的陪同下，享受没有任何差事的公差。当时自己迟钝，还没意识到这等“好事”是怎么回事、从何而来，多年过后，一个陪同我的顶头上司亲口告诉了我原委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竟然这么重要过。
其实，当时所做的，不过是如实记录了一群中国人向日本政府追索战争损害赔偿而已，报道的主题，与小俉行男、竹内迅那样的在中国人看来未免“吃里扒外”、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特别是军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充满无情批判精神的良心之作，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1991年年初，我从一份文摘报纸上看到，当时在北京化工学院任教的童增提出，根据他对国际法的研究，尽管中国政府在中日恢复邦交时已经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但不意味着作为个体的国民放弃了索赔的权利，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国民，仍然有权利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童增是北大法学硕士，我联系上他后，从他那里了解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多个省份都有当年的受害者相继向日本政府提起战争损害赔偿，其中最典型的，是当年被日军强掳至日本花冈从事苦役的幸存者耿谆等对日本政府提起的诉讼。
耿谆等中国当年被掳至日本做劳工的背景是：1942年11月，正在亚洲猖狂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政府，为了补充国内劳动力不足，在日本企业请求下，制定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的内阁决议。1944年2月，日本次官会议又作出《关于促进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的执行细则。从中国大陆强掳国民党军、八路军战俘和普通百姓38935名到日本35家公司的135个矿山、码头、工地作业点强制作苦工，至日本战败投降时死亡6830人。其中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秋田县大馆市鹿岛组（即今鹿岛建设株式会社）的花冈矿山作业点，有986名中国人分3批被强掳至此。繁重劳役和非人虐待使得花冈劳工忍无可忍，于1945年6月30日举行暴动遭到宪兵队镇压，113名劳工被杀害，加上平时虐待至死者，至日本投降时，花冈劳工共有418名丧生。
作者：张修智，原题：《以史为鉴》，来源: 经济观察网2012-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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