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4日 星期三

项英叶挺失和,导致皖南事件悲剧(下)


高敬亭事件后,党中央极力挽留已提出辞职的叶挺

  正当叶、项关系开始缓和时,高敬亭事件发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极为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队伍。新四军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作战指挥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

  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限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翌日,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的事变。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高敬亭因病缺席。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军长来了,纷纷揭发他。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他对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时致电延安毛泽东和重庆蒋介石,要求严惩高敬亭。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收到蒋介石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毛泽东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

  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此时,叶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鲁莽了,但为时已晚。

  高敬亭事件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认为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自己掌舵,于是又大权独揽。叶挺也感到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

  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把我军应该永远保持的“优良传统”也一起反掉了。叶挺认为这完全是糊涂观念,因而非常生气。叶挺年初去江北,离开项英,相对独立地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干得比较顺心,解决了江北部队的东进问题。但当他回到云岭汇报工作时,项英却表示并不完全满意。

  1939年8月,叶挺再赴重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叶挺这次出行,内心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再次要求辞职,离开项英。辞职的原因: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一反常态,爽快地答应了,还假惺惺地向他征询新的军长人选。叶挺说最好是叶剑英。蒋介石很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叶挺辞职后,蒋介石借机大作文章。他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扬言要另派新人当新四军军长。毛泽东得知叶挺辞职后,当即致电周恩来,指示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1940年5月,从苏联疗伤刚刚归来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找到了已返渝的叶挺。周恩来向叶挺指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利用叶挺要求离职这个机会,另派一个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借以达到既可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又可为以后进攻新四军作准备的罪恶目的。他们希望叶挺能从他的去职会给新四军和抗战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去考虑问题,不计个人处境困难和委屈,与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叶挺听后很感动,爽快地答应了。

  征得中央同意后,周恩来致电项英,要他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对这个电报,项英比较重视,立即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这个任务,并立即启程赶往重庆。袁国平抵渝后,周恩来对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出:党中央从组建新四军开始,便要求项英处理好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但项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叶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辞职。党中央要求项英必须立即改正对待叶挺的错误态度,尊重他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和职权,避免再发生叶挺出走的事。周恩来还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以后继续坚持不改,可以在团级以上干部的范围内,批评他的“左”倾右倾错误。右倾就是害怕国民党,不敢斗争;“左”倾就是排外,关门主义,不团结叶挺。但周恩来这个指示在实际中很难贯彻。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袁国平一个政治部主任怎么能随便批评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

  7月底,叶挺回到了皖南。这次叶挺回来之后,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尽量做到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关照,隔三差五还到叶挺那里,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有时饭后还要下几盘象棋。

  叶挺为了顾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态。经过一番思考,叶挺给自己定下了行动准则:凡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属叶、项两人职权范围的事情,自己应该做,但项英不采纳他的意见,或不愿让他多参与的,那就满足项英“大主意由我来拿”的欲望,让他去决定。

  项英为了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尊重叶挺地位、职权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诚,所有电文都送叶挺过目,由两人联合签署,并将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诉了叶挺。对于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项英一开始并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殷切关怀,中共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仍然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不少很长的电报,还是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认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的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皖南事变前后的叶、项仍是分歧不断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7个师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共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叶挺作为军长,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历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随后,项英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电报。电报念完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严历地指出:“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项英也感到自己说得不妥:“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路线。”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在确定突围路线上,叶、项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不欢而散。


听到项英死讯后,叶挺称“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

  最终的突围路线是按照项英提出的方案走的。由于转移时间和转移路线都是在受到党中央批评之后临时决定的,因而全军的序列编组和政治动员也都显得很乱。这时我皖南部队共有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新四军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1941年1月9日,阴雨绵绵。军部到达高坦后,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听着茂林方向传来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不妙。这时军部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军长。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向正在里边烤火的叶挺汇报了情况。还没等叶超说完项英正在等他去商议,叶挺就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见此情况,叶超不敢回去,就蹲下一起烤火。

  这时,项英一行久等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以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在叶挺那里烤了一会火,对叶挺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去回复项英等人。叶超到项英等人原来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见了,就回来报告叶挺。叶挺找当时来东南局任副书记才两个月的饶漱石商量。叶、饶马上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

  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之后,叶挺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总共有1000余人。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项英、袁国平、周子昆3人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项英与周子昆携带着作为新四军经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他们在一个叫蜜峰洞的山洞中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存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决定还说项英、袁国平“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决定提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中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英、袁国平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已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对探狱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叶挺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后,不幸罹难于“四八”空难。

作者:何立波,来源:《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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