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狱中遇罗克（下）

　　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

　　有时，我跟遇罗克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些人都在旁边摩拳擦掌，意思是我要有什么不轨的话，他们就会一哄而上。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只是理论和观念上的冲突。

　　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

　　想想那时《中学文革报》影响那么大，有多少人寄钱，或要求帮忙，有人想见他都没有机会。当局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就是要打击他，这一点他很清楚。我说，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他说：“你们出够了风头，而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每个人都是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他指的是，当时中央文革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支持那一派，他们从中有了办报纸的空间）。”他们找到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所以他说，为了这他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

　　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在这一点上，遇罗克比我们强。他在的死刑号里向管理员大声“报告”，实际上是说给我们听，他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那时候，他的语调还是那么平静，一听就知道，他是带着微笑说的。这时候我就比较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要比我们强得多。

　　当时跟我们一块进来的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的一个“笔杆子”叫沈元，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愕然了。我们被拉出去批斗，戴上十几斤重的铁镣，身上插着生死牌，在两场批斗中间休息，吃乾粮的时候，沈元还跟我说，听说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沈元你还那么天真，你没听见遇罗克说的吗？你应该做更坏的准备。沈元说，怎么会呢？我说，可能我们都得被枪毙，沈元说，有那么便宜吗？我说，你说不便宜是什么？难道是终身苦役？还不如死了。

　　其实我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希望活着，等我们到又一轮批斗时，看到前一轮挨批斗的人都被枪毙了，沈元回来后，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缓这一过程，就开始装疯，喊、哭、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装疯时会不会真的疯了？

　　遇罗克一直在拍打专门安在死刑号里的按钮，只要按了，队长就会来。遇罗克故意找茬儿跟他们说话，把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跟他说，让我们听。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况，一直到三月五号他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这一点是我所佩服的。

　　我没有像沈元那样装疯。装疯不止他一个人，我们也弄不清究竟谁是真疯了，还是装的，反正后来都被枪毙了，也没办法考证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是沉默，并没有像遇罗克那样继续向他们挑战，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

　　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从这个角度说，现在很多人要纪念遇罗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长远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

　　从长远的方面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就像德国人一样，还要看《辛德勒的名单》，德国人还要知道纳粹为什么能够在这么优秀的民族产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好像在物质文明方面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比原来开放了，有了民间的口头言论自由，但是在思想的箝制和言论的限制上没有比当年进步多少。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能出版这样一本书。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那个时代错杀了一个民族英雄，而在于，中国有没有一天可以让大家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物质再丰富，中国还是一个原始的、落后的、严酷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

　　在八零年遇罗克得到公开平反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当时遇罗锦通过别的途径找到我，接着是一些报社的记者跑来找我，因为我是唯一跟遇罗克在最后的时刻、在死刑号还在一起、并且愿意说出来的人。实际上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经历。当然，有的人已经死了，也有的人不愿意说了。

　　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进步了。因为八零年初的时候，虽然政府把“民主墙”从西单搬到月坛，但是整个的感觉是中国有一个可能性，街头大字报不行，可是在私下的思想自由已经开始了。遇罗克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对中国说来是一件大事。

　　我当时马上给香港的《九十年代》写了一篇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一开始，他们没敢发表，后来发了，就是现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收入的那一篇，遇罗锦也借用了我的一些资料。当时中国如果开始反省这些问题的话，我认为这个民族很有希望，我以为这是一个理性的、往前走的过程，但是，魏京生的事情又出来了，于是就变成遇罗克平反、魏京生被抓。

　　中国历史很有讽刺性。魏京生本来是联动里搞宣传的，他变成了向极权挑战的人；而当时出身不好的遇罗克，发表了《出身论》的人，跟张志新一样，被政府当作一个民族英雄的形像来宣传。这件事有它让人激动的一面，也有让人沉思的一面。那时宣传遇罗克是真的想彻底反省这件事，还是仅仅是一种需要？实际上后来我发现，对于遇罗克的宣传时间很短，没有深入地讨论，因为如果深入地讨论，进一步谈“一打三反”运动的过程，就会谈到那时杀了多少因为言论、因为思想获罪的知识分子，大部份经过正式宣判，还有一些在没有宣判之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了。

　　这些人和第一波红色恐怖时被打死的人不一样。红色恐怖中打死的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人；第二波打死的人是造反派武斗，死的是群众；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杀死的人，都是政权所不喜欢的人，是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杀死的有思想的人。我想，只有把这些事情谈透之后，中国人才会知道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的社会意义，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九八零年，遇罗克的事情才说了几天，就不再提了。根本就没有人把“一打三反”，这个箝制言论、扼杀思想的顶峰拿出来批判。

　　好在“一打三反”没有延续得太长。否则，不知要杀死多少人！

　　谈到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不足，我认为，如果真的从理论上来谈遇罗克这件事，这本书出版就会很困难。所以，它还停留在打倒“四人帮”啊、“四人帮”制造的事端啊，这些提法上。当然，事实远远不是这样。我曾经想过，要从现在的角度重新写遇罗克，但是，让人感到悲凉的是，像《九十年代》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刊物都被迫停刊了，那我写这样的文章能在哪发表，谁还会去看？我拿着这本书给现在的年轻人看，他们翻了翻，第一个反应是，那时候你们怎么那么傻？意思是，那么错的事，你们都站出来说话不就成了吗？

　　我就只能说，那时候站出来说话的人都死了，或者被打坏了；他们的第二个问题是，那是真的吗？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而且以为他们现在已经享受到最充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了。但是，这些你不能跟他们辩论。

　　我觉得纪念遇罗克应该从更深层来说，救救这个民族！救救这些孩子！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来讨论这些问题，从文化上弄明白，现在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我不是唯一活着从死牢里出来的人。跟我一块儿出来的还有一个姓周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案子。但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他不但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也不许别人提他的名字和他的事情。他觉得这个回忆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痛苦，谁要是提起，就是用人们的痛苦来赚自己的钱，或者赚自己的名声。也有别人对我提出过这样的批评，不光他一个人这样说。但是，我这些年来写的都是这些，已经快要变成“监狱文学家”了。其实靠这个既发不了财，也出不了名。

　　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个故事。就是在第一天，二月九号我进到死刑号，遇罗克大声和看守说话，暗示我们真相以后，当时每个人都被震惊了，那个时候走廊里面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每个人都处在临死前，进入了死亡的程序中。我们听见狱卒进了房间，那是二月初北京的冬天，刚下完雪，他把牢房门关上了。我们都轻轻地提着脚镣和手铐站起来，每个人都贴在自己的那个小窗户上，互相开始叫名字。这时候，我就想起日本小说《乔迁喜面》，写的是，本来人们为了庆祝乔迁之喜要吃一顿面；共产党员在监狱里转监的时候，会开一个晚会；我就提议，咱们做一个临别的晚会吧，大家都同意，然后我们就轮流唱歌，当然是以很小的声音。但是，牢房太静了，只要一个人唱就都能听见。我突然憋不住了，就大声唱了起来。这时候，看守就冲了出来，大叫“谁？”我们赶紧躺下了。他过来查，我们都假装睡着。后来就变成这个晚会很滑稽，他跑回去，我们就躺在床上大声唱，他出来就不唱。我唱的是曾经跟遇罗克一起唱过的歌，包括《光荣牺牲》这首歌。

　　我可以说，遇罗克是比我更正统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的哲学的整个框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反对马克思之后的国家与政权这一套，他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他想起这些歌的时候与当时的处境有关，那时他戴着很紧的手铐，吃完饭，手就会肿胀，非常难受。那天吃完晚饭，他就跟我谈起来。那时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传说，斯大林最喜欢的歌是《苏里柯》，格鲁吉亚民歌；列宁最喜欢的歌是《光荣牺牲》。我因为过去一直学外文，喜欢唱外国歌，俄罗斯歌差不多都会。遇罗克问我会不会唱列宁喜欢的《光荣牺牲》，我说，会。这是一首根据俄罗斯民歌改编的歌曲，我们就一遍一遍地唱，唱得监狱中的老头都哭起来了，因为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大家都有一种带入感。

　　在死刑号里的第一夜，大家都没有睡觉。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孩，忘记他叫什么了，可能是因为偷越国境到当时的北朝鲜，被北朝鲜当局送回来了。看他岁数小，我对他说，你出去的机会最多，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我爸爸妈妈，说最后我们没有难过，最后我们挺开心的，还一直在唱歌。其实，当时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求的了，希望外面的人不要为我们难过。我也跟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周的说，看来咱们活着出去的机会不多了，咱们以后到上面去，跟上帝一块儿的时候，互相让着点。遇罗克也跟我们搭茬儿，他好像说“殊途同归”之类，具体我记不清了。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遇罗克也唱了。

　　现在我知道的，还有两个人没有被枪毙。他们曾经到北京看过我，大家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次狱中晚会。但是，他们因为有各种考虑，不愿意谈这些事。

　　遇罗克个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二左右。我一进监狱的时候，是十一月，监狱里还没有生火，很冷。他戴着一顶栽绒的棉帽，就像解放军戴的那种。监狱里的老工人叫他冬瓜脑袋，因为他的头有点平行四边形，有些秃顶，戴着黄框的眼镜。他说话嗓音有点尖，慢条斯理，写字受魏碑体的影响，字很漂亮，我算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但是钢笔字不如他写得好。

　　使我多年不能忘记他的地方是，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够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这是我始终没有的，到现在我也没有。他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他的使命感，这使命感比较明确，就是要为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鸣不平，为这些人争取应得的权利、地位，实际上他也是在争言论自由。

　　我本来应该从监狱出来好好作生意、去发财，或者做一个闲散的人。但是每次只要有什么事，比如“民主墙”、“六四”，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是遇罗克的使命感使我觉得，本来我没有使命，但是这么多人都死了，他们想要做的事，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深层中是一样的，我就希望中国好，我要有实际行动。遇罗克的这种勇敢，对我也有很大的鞭策。

　　我自己本来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写诗、画画。定我们为反革命集团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在一起成立写诗的组织。当时，一有组织肯定就是反革命组织。我对于政治、道德勇气，过去没有这方面动力，也没有这个要求，可以说遇罗克和跟遇罗克一样的很多人，在这前后献出了生命的人，对我说来是一种鞭策。并不是他们要求我这样做，而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更宝贵的？我们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本来“六四”的时候我可以不管，可以不站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良心不安。就和后来一样，我在海外写一些文章，回来不断地有麻烦、出事情，可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放弃自己的言论和思想，那我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会想到遇罗克和与他一样的人，他们活着会怎么做？我虽然不是理想主义的先驱、同道人，但我是一个还能说话的人，我应该多说一点，就是这样。

作者：张郎郎，来源：天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