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狱中遇罗克（上）

　　我是一九四三年生在延安，就算是“马背摇篮”里长大，“根红苗正”的那代人，然后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最后进到北京，在共产党开国的时候就在北京；一直在像“育才”、“一零一”、“男四中”这样的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就被捕，当时只不过没有拉出去枪毙而已。我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我在看守所里等于是“死缓”，被关了六年，以后正式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去服刑。打倒“四人帮”以后平反出狱，前后在监狱里被囚禁十年。

　　出来以后，我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教了两年书之后，因为我太太家在香港，八零年初我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八年。一九八九年到了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康乃尔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在大学访问或任教差不多十年。

　　现在，我自己决定回到中国，想要了解国内人的想法，倒不是因为使命感，而是觉得我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没有完成。我在海外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也就不避海外一些朋友说我是向当权的屈膝投降，回来了。其实这是不存在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在这边。我做的都是人文方面的，就是写一些东西，想弄清楚大家心里真正的想法。对于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民族没想清楚，我自己也没想清楚，现在又被什么东西遮盖着，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弄清这些。

　　我当时坐牢的罪名，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文艺界的学生中间，传起了关于三八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实际上，是因为文艺界对江青知根知底，关于文革，现在说都是“四人帮”的罪行，其实原因更复杂，大家的怨气都直对着江青，是因为她迫害文艺界的人比较直接。

　　当时，江青就搞了专案组，想要知道是谁把这些消息传出来的，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与这些言论有关系的人，我们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被抓的。那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在校，就抓了差不多三、四十个学生，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像有些中学一样，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外，又抓了几十位老师，都是用严刑拷打，然后让每一个人说出，你听见这些话是谁说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单位，都在做同样的事；经过筛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抓人是在六八年一月份，到五、六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这个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局”。

　　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判，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如果打了你，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有多么坚强，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话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是突然之间被抓起来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的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中被捕的。

　　后来要给这些人判罪，而且要有威慑力，就要给他们厘定更多的罪名。在这些手法上，和给遇罗克定罪的过程都是异曲同工，你真的做了什么，同最后给你定的罪名，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种说辞。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第一条，他倒是说对了，是所谓“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就是讲了江青最不爱听的话，还讲了当时领袖的笑话，还有对当时中央首长的行为做过评论、批评，都算是罪行。在最紧张的时候，只要说过中央首长一两条坏话，有人证明，那就会被判死刑。当时，给我弄了一百多条这样的罪行，当然是枪毙几次都不嫌多了。第二条罪行是和后来判魏京生的说法一样的，就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就算是“里通”法国。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曾经商量过出国留学，因为我是学西方艺术史的，想去法国留学，这犯了“阴谋叛国投敌”罪。我就是按照这三个罪名被判处死刑的，案情就是这样。

　　我跟遇罗克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我们在北京市看守所，那里关了很多学生。因为释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原来跟我关在一起的人都被放了，把没有放出去的重新编号，重新组合。在这次组合时，把我分到新地方。北京看守所有三个楼，像一个Ｋ字，叫做Ｋ字楼，是三层，我们被关在Ｋ字楼的二层，叫六筒，我大概是在六筒一号，号子里已经有人住过一段时间了，遇罗克就在这里，我们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跟他在一个牢房里，被管了差不多半年。

　　到了一九七零年四月九日，我被调到死刑号里的时候，我和遇罗克又都是在死刑号，我在四筒，他在二筒（还是三筒？）。那时，都是单间，我们只是在晚上，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才能说一两句话。有时听他跟看守说话，只是间接地知道对方跟自己一样，是死刑犯。我跟遇罗克的接触主要是那半年关在一起的时候。

　　每个房间大概就是十多平米，关了二十个犯人，当时政治犯太多了，牢房里的拥挤程度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要大家一起翻。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才能挤进去。

　　北京看守所为了管理方便，在三个建筑群中间都有一个厅，值班的警察和看守都在厅里，而伸出来的每一个走廊就叫“筒”。英文的Ｋ字有三个笔划，从中间看，一层就是一、二、三筒，二楼就是四、五、六筒，三层是七、八、九筒，四层是十、十一、十二。我们当时就在二层的六筒一号，后来又调到七筒。

　　我一进入六筒一号，碰到遇罗克的时候，实际上在别人向我介绍说，那是遇罗克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谁，我在监狱外面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

　　当时抓我的罪名之一是说我是联动的后台，或者说是联动的思想后台。第一次抓我的时候，公安局自己不出面，而让美院附中的“四三派”把我抓起来，“四三派”是同所谓“老兵”（老红卫兵），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联动”，对立的，因为我跟干部子弟出身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当时海淀区最能打架的石油学院附中的“老兵”，就派了很多人来，和别的很多学校来攻打美院附中，来抢我。

　　结果，引起武斗，双方打得激烈的时候，就在早上四点钟左右，我逃走了，一直逃到石油学院附中。为了安全，我和当时联动里最能打架的人住在一起，也跟他们谈文化，谈理论，后来石油学院附中被包围，我又跑了，他们被打得也够惨的。联动里面最能打架的人叫贺邯生，他被打得不能生育，绝了后。当时，“四三派”的理论基础是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因为跟联动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我是个血统论者，但是实际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是少数派，当时被整得也很惨。后来，联动被抓，我又跟联动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说，同样因为言论罪被判死刑，遇罗克和很多人都被枪毙了，而我们最终没有被枪毙，还是因为出身好而占了便宜。

　　所以，我一开始听说他是遇罗克，对他就有一个误会，因为他肯定会知道我的背景。不知道当局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有联动背景的人，和一个与联动有仇恨的人关在一起。

　　当时，我的朋友是像彭小蒙那样的人，是红卫兵里的“笔杆子”，还有像魏京生，当时也是联动里搞宣传的，这都是我的铁哥们，而遇罗克的朋友是牟志京，所以在社会上，两派人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可笑的是，我们都被关了进来。说实在的，当时联动分子在狱中的待遇比他们要好得多。而且，当时联动的人最后都被放出去了。我仍被关在里面，主要不是因为我是联动，而是因为江青的事。

　　遇罗克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学生的样子，那时候才二十四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大家当时都是愁眉苦脸，遇罗克却是笑眯脒的。他走过来，对我说：“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之，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他就是用这样开玩笑的、幽默的态度介绍自己。我就说：“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文章，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对遇罗克说的是真的，因为他的文章逻辑清楚，论点明确，而且是说中了要害。遇罗克觉得很奇怪，一问我的名字，他更感到奇怪：“你还读过我的文章？”——后来，遇罗克说过，他当时只是写文章,比如他写《联动的骚乱到底说明了什么》等等，他只是在文章上与这些人交锋，他希望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就像古代比武，抛开社会所附加的不合理条件，大家公平地较量一番。

　　他当时对我们也有一种好奇心，像我对他有好奇心一样，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层面完全不同，都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是带有戒备心。想想很有意思，我们的谈话有点像外交辞令，谈什么问题都不像是普通的聊天，而且有点不约而同。

　　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

　　等到大家累了休息的时候，我和遇罗克都会主动坐在一起开始谈话。因为，知识的背景和结构不一样，而且在文革中的处境也不一样，所以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据我的经验，据我的学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少年气盛，他说完以后，我也会同样说，据我的经历，据我的学识，事情就是这样。开始时，总有这样的争拗。后来，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血统论问题，这是冰释我们之间误解的开始。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先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中间有一大部份描绘马门教授，他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对犹太学生迫害。他一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我说：“看过”。

　　我又说：“跟中国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会这么看吗？”

　　我说：“我觉得是这样。我在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到了文化革命，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

　　遇罗克说：“你们也会这么看？”

　　他又问我：“那你看过《出身论》吗？”

　　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就谈到，《出身论》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经过这一次，大家谈出自己观点的要点，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放下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焦点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比较放松地交谈。他跟我谈了很多他的童年时代，他们家的大院，他和弟弟妹妹的关系。谈及他在学校功课好，因为出身不好没能进入大学，而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

　　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每个牢房里都有几个被折磨的神经失常的人，他们也是遭遇最惨的人。有一个是当时的“北航”，现在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教俄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已经变得半精神病了，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另外一个是个农民，因为说他骂了毛泽东就被关进来了，进来的时候，戴大镣铐，人已经被折磨得变了形，大家打他打得更狠。

　　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从来不动手打人，我的良心也受不了这样的事。当时，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等轮到我的时候，他们说，让这个“联动”来管他，联动打死人都不眨眼，意思是我能把他们打个半死。当时，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我也不想像别人那么做，别人觉得我假慈悲。

　　当时遇罗克对他们的态度很特别，也不打他们，但是也不对他们好，完全不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就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师啊。遇罗克的意思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他还说，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多了。

　　我想，可能他在社会上时间长了，总是同情人就会被认为是“烂好人”，是没有用的。从这一点上，我想遇罗克遇到的事情中有比这残酷得多的，所以他不会婆婆妈妈。我想是不是他更理智，更接近一个政治领袖？（未完待续）

作者：张郎郎，来源：天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