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下）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内（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内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精衞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衞：「是否来唱双簧？」精衞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衞亦不能肯定。（见马叙伦《石屋续渖．记汪精卫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上册，页二六五）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册，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覆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徧，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沧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覆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周佛海日记》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条，上册，页七九）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上册，页二○二─二○四）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上册，页二三七）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日记》上册，页二七三）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日记》上册，页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陈克文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页八三）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见〈汪贼与倭寇 ── 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年，第五册，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衞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衞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琛）者，皆令人寒心；则精衞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石屋续渖》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见陈方正编校《时代洪流一书生 ── 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 ── 一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条），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条记云：「汪精卫之事敌寃死与伊﹝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周佛海日记》下编，页九○九）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卷首影印本）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衞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条，页二○○）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内外因素，终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相类的诗，随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晓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别有空蒙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康健
    兆铭十月四日

    这封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册，页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别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没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贵的。二○一二年二月六日于普林斯顿 余英时

作者：余英时，来源：真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