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6日 星期二

前苏联总理眼中的国家悲剧


   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苏联民族主义分离势力迅速坐大并且向着极端发展。在当时的氛围内,谁对中央政府和党的机关攻击得越积极越厉害,谁就越被当作本民族摆脱“桎梏”、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和救星。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俄]雷日科夫著,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407页,49.00元

  2011年12月,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周年。二十年中有关苏联解体的著述汗牛充栋。不仅仅是亲历者,只要是后来人都有机会对这段历史发表议论,做出评判。当然,亲历者尤其是那些距离事件的舞台中央和幕后越近的亲历者,视角和感受会更独特。1985年至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伊·雷日科夫,便是这样的苏联解体亲历者。2007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十五年后,他写出了《最大的历史悲剧》(中译本《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10年修订版)一书,给人们提供了观察这幕悲剧的独特视角。其中尤为作者看重的,就是在改革后期急剧膨胀、迅速蔓延的民族主义。在作者看来,这是一把摧毁苏联的“攻城槌”。与别的分析不同,雷日科夫的视角围绕着这把“槌”的打造与运用,展示它的整体“流程”和某些细节。可以说,这是一部按专题、按时间编辑的纪录片。除了已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画面,看到的和没有看到的潮流人物的假面与真相,熟悉和不熟悉的文件材料之外,也有作者十多年思考的表露与郁积日久的悔愤之情的宣泄。作者显然不是在做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甚至也不全是回忆和评说,他是要把能够理清楚的东西理出来,立此存照,与放在这座历史陈列室里的所有物品一样,让每一个驻足的人去感悟去思索。

  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以后,为了调动上上下下的改革积极性,增加对“惰性势力”的推动作用,苏联领导人有意识地指出乃至渲染民族关系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它们借助官方对民族问题的自我检讨和揭露,利用长期受片面报道和教育的群众了解了一些“真相”之后产生的困惑、惊异和愤懑情绪,煽动民族主义,竭力证明如果各民族共和国脱离苏联,掌握了国家主权,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加之这时苏共由于改革成效有限、威信下降、控制力减弱。这两种事态发展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民族主义分离势力迅速做大并且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而一种更可怕的情况是,在当时的氛围内,谁对中央政府和党的机关攻击得越积极越厉害,谁就越被当作本民族摆脱“桎梏”、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和救星。

  民族主义势力把自己打造成“攻城槌”的第一步是在阿拉木图开始的。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近三十年的哈萨克人库纳耶夫被解职,而苏共中央派来的接替者是俄罗斯人科尔宾。这一反几十年传统,被雷日科夫客气地称为“不恰当的任命”,“不能不在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中引发负面的反应”,导致破坏了苏联这个最大的共和国之一的安定局面。就在宣布任命的第二天,阿拉木图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就出现了第一批几百人的示威者,他们对苏共中央任命一个似乎和哈萨克斯坦毫不相干的俄罗斯人表示不满。结果,发生了严重骚乱和流血事件。虽然示威很快被警察和军队驱散,但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按照雷日科夫的看法,这次事件的爆发,还不能说是哈萨克民族主义的挑唆。示威者反感的是中央大员那种盛气凌人、说一不二的官僚作风。当时的人们在到处都高喊着的“改革”、“公开性”的影响下,相信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成为政府的决定。他们走上街头不是要反对其他民族,而是要明示多数人的意志,是要给那些高呼改革的人发一份答卷。然而,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也好,苏共中央和苏联有关部门的领导也好,并没有尊重人们的意志,仍然是按旧的习惯办事。在用强力平息了事件后,又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事件参加者的头上。事情的逻辑往往就是这样的,当把一个罪名错误地强加于人后,反倒激发了他按这个罪名所具有的方式行事。也许,正是这种错误的处理方法,伤害了群众也激怒了群众,使他们不是向党中央和戈尔巴乔夫靠得更紧,而是拉开得更远。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与中央拉开距离的过程中爆发了。

  作者非常看重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发生的那次著名事件。在他看来,与阿拉木图事件不同,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的行动。早在1987年,格鲁吉亚就出现了大批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派组织,此后它们的活动非常积极。如果说其他共和国“民主”派在提出政治口号时还多少使用一些“外交辞令”的话,格鲁吉亚“民主”派就直截了当得多了:“打倒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式狂妄自尊!”“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于是,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对境内其他民族的排斥都被格鲁吉亚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用来“造势”。终于演化成4月中旬出现的大规模群众示威、集会和静坐。在对示威者规劝未果的情况下,共和国领导人请示中央后决定动用警察、内务部队和苏军驱散政府大楼前及主要街道上的人群。执行任务的军人和示威人群发生了肢体冲突,出现了踩踏,造成多人死亡,大批人员受伤。最让雷日科夫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此事做出的审判。这个以大名鼎鼎的民主派人士索布恰克为主席的委员会认定,造成悲剧的责任是当时的格鲁吉亚党中央主要领导和执行命令的几位将军;而那些真正动乱和恐怖行动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在作者看来,这次“可耻的”、“颠倒黑白的审判”,“明白地昭示了,消灭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可以通过什么道路和手段,用什么方法进行”。可见,这把“槌子”不仅已经“打造”出来,而且在第比利斯初试锋芒了。

  使用“攻城槌”发动第一次直接“撞击”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88年中期就开始出现在立陶宛的具有激进民族主义取向的“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即“萨尤季斯”),爱沙尼亚的非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以及拉脱维亚的“人民阵线”,引领了波罗的海三国“捣毁”苏联的进军。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些运动开始还是打出了“支持改革”、“反斯大林主义”和“建立公正、民主社会”的旗帜。这样的口号对广大群众很有吸引力,他们也对自己生活的经济状况、对耳濡目染的中央和地方上领导的行政官僚做法、对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偏差与失误深感不满。当然,不管是三个共和国还是苏联的领导人中,在初期持支持和赞成态度的大有人在。在“萨尤季斯”的成立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委托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向其表示“衷心的问候和祝愿”,因为他从“萨尤季斯”身上“看到了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而立陶宛共和国共产党和共青团领导人下令,从党员和团员缴纳的党费团费中拿出几个百分点交给“萨尤季斯”使用,随后大型企业得到指令也照此办理。有了足量经费支持,“萨尤季斯”声势骤大,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分配给立陶宛的四十一个人民代表席位中,“萨尤季斯”得到了三十四个。

  但是,“萨尤季斯”也好,“人民阵线”也罢,它们毕竟是要标新立异的政治“另类”,滑向极端民族主义和反苏、反共并不奇怪。当然,“萨尤季斯”也会选择时机和“抓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萨尤季斯”更喜欢称之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就是他们选择的时机和“抓手”。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三国代表对每个有可能涉及让三国退出苏联的问题,都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竭力在传播到苏联和世界各个角落的电视直播镜头面前,展现“民族自我意识”。身处其中的雷日科夫不得不承认,“代表大会不仅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加盟共和国,而且对苏联的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情绪的发展,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89年8月22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五十周年纪念日前一天,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下设的研究苏德关系及其后果的委员会认为,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由立陶宛国民会议于1940年7月21日发表的关于加入苏联的宣言和随后苏联关于接受立陶宛加入的法律是非法的。23日,在立陶宛举行了“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示威活动。示威者的标语牌上写道:“俄国占领者回家去”,“从立陶宛撤走红军”。当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手拉手组成一条六百多公里的“人链”,从维尔纽斯一直到塔林,抗议导致三国并入苏联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百万人在要求苏联从三国撤出军队的号召书上签字。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要求组成民族军以“抗击俄国坦克”。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宪法在立陶宛领土上无效,立陶宛退出苏联,成为独立国家;把国名变更为立陶宛共和国;使用新的国徽等。之后几天又改变了一百五十多家苏联的国有企业的归属地位,纳入立陶宛共和国控制之下,规定立陶宛银行有发行国家货币权利等。

  全苏立法机构和中央政府也并不是没有进行反击。第三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认为上述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决议不具备合法的法律效力。苏联政府也宣布立陶宛境内所有联盟所属的设施全归苏联所有,并以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削减天然气供应,以加大压力。苏联议会于4月3日通过《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法》,规定要有三分之二以上共和国公民同意才能退出。同时,苏联总统和国防部决定向立陶宛增派部队。但所有这一切已经于事无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认为,这都是别国的决定,我们对其不承担任何义务。

  不可否认,苏联中央政府的制裁增加了立陶宛的经济困难,而这些困难和中央政府的举措被民族主义势力利用来进行鼓动宣传。1991年1月中旬,在维尔纽斯电视塔广场发生了悲剧事件,当时在场的群众和进入广场的苏联部队之间出现流血冲突和人员伤亡。这一事件经过媒体包括很多事先就来到事发地点的西方记者的渲染和报道,又成了苏联中央机构领导人的一条“罪责”。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获得在与中央政权“角力”的最后胜利。1991年8月至9月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退出的决定。在波罗的海三国打开了第一个巨大缺口之后,整个苏联的“城墙”开始了“多米诺”式的坍塌。

  民族主义“攻城槌”对苏联的最后一击毫无疑问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叶利钦掌控的俄罗斯在与苏联中央机构作对上毫不含糊而且步步紧逼。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是他最重要的盟友和依靠。在雷日科夫笔下,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势力壮大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为乌克兰势力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人民改革运动”(“鲁赫”)发放合法“出生证”的正是戈尔巴乔夫。1989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基辅街头与“鲁赫”领导人相遇,后者向他告状,说当局不许他们登记注册。接着,“鲁赫”领导人当面把总书记吹捧一通。于是总书记建议不要给这样的改革支持者在登记注册问题上设置障碍。就这样,“又一个觊觎政权、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的魔鬼,从瓶子里被放了出来”。

  乌克兰各种民族主义团体得到了形形色色基金会的资助。这些资助的目的之一,就是全力促进乌克兰“非殖民化”——脱离苏联。仅在1989年,不完全统计的资助近四十万美元;收到的捐款从一千美元到一百万美元不等。有了强有力的支持,“鲁赫”在1990年3月举行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获得可观的“成绩”:乌克兰西部各州的代表几乎全被他们占据;并且还得到了苏维埃中的一些领导岗位。波罗的

  海沿岸地区的民族主义组织也来乌克兰“传经送宝”,他们的头头定期来到乌克兰与“鲁赫”等组织交流经验,还送来“揭露”党政干部的宣传画、标语和传单。

  民族主义者紧紧抓住与民生有关的话题做文章,尽管很多都是颠倒黑白的歪曲。他们整理出数据材料,证明乌克兰的工农业生产甚至比欧洲国家都发达,之所以现在居民生活不好,是“莫斯科佬”吃掉了乌克兰的粮食、肉和奶油;只要退出苏联,乌克兰就会过上和欧洲一样的生活。此外,极端民族主义者还与宗教势力结合,宗教与民族主义意识互相呼应。乌克兰西部是希腊天主教流行地区,1990年6月,这里的宗教人士宣布成立自主教会,推选“基辅大牧首”。此事被俄罗斯正教会各教区主教联席会谴责为“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要求乌克兰正教会依旧归属于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之内。宗教自主情绪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势力的活动中起到了“助力”作用。

  如果说上述这些都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得以壮大的原因,那么在作者看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与叶利钦一起破坏新联盟条约的签署,以及签订别洛韦日协议,则是对苏联最后的致命一击。1990年7月通过了“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的乌克兰代表没有参加起草和讨论新联盟条约的所谓新奥加廖沃进程。这就使叶利钦等人有了最后葬送联盟条约的“借口”。1991年8月24日,克拉夫丘克领导下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乌克兰独立的决定。但要退出苏联还要经过乌克兰全民公决这个程序。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参加投票的公民中有90.32%赞成独立。知道结果后,叶利钦告诉戈尔巴乔夫,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新联盟条约便失去了意义;同时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乌克兰不同意,就应该考虑其他出路。”几天后,这个“其他出路”就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昭告天下了: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组成的“最高缔约方”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国家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已不复存在”;“最高缔约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在签字国境内不允许实行第三国的准则,包括苏联的一切准则”。雷日科夫对这份文件的评价是:“一份能够使一个大国——苏联——土崩瓦解的文件”。此文件签署后仅仅二十三天,苏联正式宣告解体。

作者:吴伟,来源: 东方早报201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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