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治國理念與私慾符合當時民族利益

《新史記》蘆笛


宋教仁案與大借款，乃是孫黃發動“二次革命”武裝叛亂的兩個藉口。之所以說是藉口，一是因爲它們都不能成立；二是即使沒有這兩個藉口，南北衝突肯定也要爆發。革命家們徹底缺乏法治觀念，權慾薰心使得他們拒絕“咸與維新”，而國家立法缺陷也為那些搗亂分子提供了藉口。


明白了前述這些政治學常識，則不難洞見，兩派治國理念之爭與是否實行民主無關，其實是權力鬥爭。袁世凱控制了中央政府，當然主張中央集權；而割據了東南一隅的國民黨怕失去權力，自然要主張地方自治。客觀說來，袁世凱的治國理念與私慾都符合當時的國家民族利益，而孫中山則與之相悖。如果兩人對換位置，只怕他們的治國理念也要對調。

不幸的是，恰在這個重大問題上，《臨時約法》留下了巨大空白，它只有“中華民國領土爲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這麽一句籠統的話，沒講民國實行的到底是單一制還是聯邦制。這才會爲兩派爭論、乃至後來的各省“獨立”製造了空間。

話雖如此，《臨時約法》畢竟規定：“臨時大總統任免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因此，“國權”派的主張更符合憲法。

前文已經提到，唐內閣倒台的導火綫，是河北省議會推舉王芝祥作直隸都督，袁世凱不同意，改命他人。當時參議員們曾提出質問書，說參議院在南京時曾通過一項議案，規定北方各省都督由省議會選出，再由臨時政府任命。據此，總統任命直隸都督不合法。袁的答覆援引該條約法，指出總統有權任命都督。南京那議决案在制定《臨時約法》之前，並未採入約法，當然無效，云云，駁得參議員們啞口無言。

因此，二次革命前，袁世凱根據約法授權，罷免了由國民黨人擔任的贛粵皖三都督，而國民黨人在接受命令後又造反，自封僞職，踐踏了他們自己制定的《臨時約法》，甚至公開起兵與中央對抗，實屬武力違憲，犯了叛國罪（treason）。此後“護國戰爭”時西南宣佈“獨立”，“府院之爭”時北方軍閥宣佈“獨立”，“護法”運動時孫中山糾集西南軍閥在廣州成立僞政府等等，都違反了《臨時約法》精神。

爲了收拾革命造出的爛攤子，箍住分崩離析的國家，使得中國在國際上還能勉强算個國家，老袁便不能不把傳統帝王那套使出來，亦即改軍人統治爲文官統治、消除地方割據、恢復中央集權。無論是從傳統觀念，從當時國情，還是從中國文明化的大視野來看，這都是進步的。歷史的嘲弄在於，在此，舊官僚反而是進步的，而革命黨才是反動派。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歷史在抗戰勝利後再度重演，但這次反動派的角色落到了中共頭上。

從民主法治精神來看，袁世凱的國策根本就不是“專制復辟”。就連他後來關閉各省議會，取消各地自治，實行傳統的中央集權統治，也不能說是破壞民主。何况他還很謹慎，採取逐步改革的穩健辦法。第一步是裁軍，第二步是軍民分治，第三步是廢省設道，亦即縮小行政區域，借此削藩，重建中央集權政府。只是他的權力基礎薄弱，每一步善後措施都引起國民黨反動派和其他軍閥的激烈反抗，基本都流産了。

裁軍是南北都同意的第一步善後措施，但槍桿子是革命軍閥們的生命綫、幸福綫，又豈肯輕易放棄？雖然他們沒有公開反對裁軍，但處處掣肘。黃興在南方裁軍尚未完成時便請辭南京留守，建議撤銷留守處。國民黨人譚人鳳却借此攻擊攻擊中央政府“復猜嫌疑忌，集中央集權之夢想，不俾地方分權，坐使各省軍需困迫，累卵日危。近且許黃留守請願取消，而以十餘師兩月未發餉之兵，畀之老病龍鍾之程都督，敢信其能維持現狀乎？東南搖動，北面隨之，民國前途，何堪設想！”

此電最能彰顯國民黨反動派的胡攪蠻纏：中央的錢只能來自於地方稅收，辛亥後各省停止向中央納稅，國庫空空如也，還怎麽可能發錢給地方？譚人鳳却顛倒因果，指責政府“集中央集權之夢想，不俾地方分權，坐使各省軍需困迫”！天下還有比這更不講理的混賬邏輯麽？而且，以“十餘師未發餉之兵”作威脅，公開爲黃興向中央政府要官，完全是土匪行徑。
軍民分治是老袁的第二項善後措施。江西都督李烈鈞竟然通電全國，表示反對，其理由竟是孫中山狗屁不通的“軍政、約法、憲法”三部曲（後來改爲“軍政、訓政、憲政”），說北京雖然進入約法階段，而各省還在軍政時期，理當由都督統管軍事民政，公然主張各省有權違憲，首次爲軍閥割據提出了“理論基礎”，並在江西公開發佈徵兵令。此後他更召開軍警大會，武力驅逐中央簡派的江西民政長，爲後來各省督軍驅逐文職省長作了光輝示範。最後甚至爲中央政府截留他購買的軍火，調集軍隊準備與中央開戰，迫使袁世凱屈服，發還了扣留軍火，改派他人署理江西民政長。李因而成了武力違憲、武力反抗中央的民初軍閥第一人。

正因爲袁與革命軍閥之爭是權力鬥爭，國民黨才會不擇手段，抓住每個藉口反對中央，“大借款”風波就是這樣。（《新史記》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