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松霞：清末五大臣对德国宪政的考察（上）

　　摘要：1905年，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危机，清政府首次派出以王公大臣为首的考察团去欧美日等国考察政治，这不仅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而且推动着清末立宪运动向纵深发展。此次考察团出洋，对德国的宪政考察尤为仔细，收获颇多，考察大臣的宪政思想得到升华，他们回国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末预备立宪的进程和走向。如此，清末不仅通过日本这个间接途径，而且通过派员出洋考察这个直接途径学习、移植德国法律。


　　五大臣[1]出洋是指清廷于1905年派出以政府高级官员为首的政治考察团赴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国家所进行的考察活动。这在中国宪政史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它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在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的政治考察中，考察团对德国的宪政考察尤为用心、仔细。正是在此基础上，清政府又于1907年派出了宪政考察大臣达寿（后由李家驹接替）、汪大燮、于式枚三人专赴日、英、德等君主立宪国家进行考察。最终，在立宪问题上，清廷采取了师仿德日的政体模式。从表面上看，清末是在学习日本的法律制度，实则是从日本法中直接或间接地汲取德国法。


　　一、考察团在德国的行程


　　1905年7月16日，光绪皇帝发布了“考察政治上谕”：“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咨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务负委任。”[1]清政府对出洋考察的目的、任务和内容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载泽在其政治考察日记中说得很明白：“总期节取所长，以备将来之储录。”[1]就在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建议，五大臣外出政治考察宜分成两路进行，并且详尽地代拟、设计了考察路线。[2]清政府认为言之有理，便听从、采纳了德国公使的这一意见，决定分两路同时进行考察。1905年9月，出国考察团最初的计划为：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另一部分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家。后因在火车站发生革命党人吴樾的爆炸事件，出洋考察政治不得不缓行。


　　直至当年12月7日，考察团重整旗鼓之后，戴鸿慈、端方乘车出京，19日由上海出洋；载泽、尚其亨、李盛铎11日出京，1906年1月14日也由上海出洋。此次正式考察访问活动的内容以政治为主，并兼及农林、园艺、裁判、工业、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次系统的、全面的综合性考察，访问面广、持续时间长、内容丰富。


　　对于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于是形成一个惯例。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戴鸿慈和端方等人在政治考察中是比较勤勉尽职的，凡离开某国，因恐有疏漏，往往都会酌留几名参赞、随员，会同清政府驻该国的公使详加核查、编译。[1]P588对“俄、奥、义等国，则先派员前往考察，未敢稍涉草率。”[3]


　　五大臣此次出洋，共访十五国，行程十二万里，历时八个月，先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归国。虽然五大臣是各率随员兵分两路进行，但都到过德国进行考察，尤其是端方、戴鸿慈一行对德国考察的最久，也最仔细。具体来说，考察团所到的国家分三种情况，一是列为正式考察的国家，有美、德、奥、俄、意，具有“钦颁国书”，要向所到国家的元首(总统、皇帝或国王)，呈递国书。二是列为“游历”的国家，有丹、挪、瑞(典)、荷，不必递交国书，但一般要觐见该国国家元首。三是过境国家，有日本、瑞士等，没有递交国书及觐见仪式，只是顺便参观游览而已。在五个正式考察国中，端、戴一行在德国停留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入境，计67天。因为按照朝廷的意思，载泽团重点是考察日本和英国、法国，戴端团重点则是考察德国，仅在德国考察的城市就有柏林、斯台厅（后属波兰）、多尔特门特、埃森、科隆、多士尔道夫、基尔、汉堡、不来梅、得累斯顿、莱比锡、慕尼黑、纽伦堡等。


　　戴鸿慈与端方在出洋途中的船上与随员详细讨论和制订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作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纲举目张”。[4]其间考政大臣参观议院、行政机关、学校、监狱、工厂、农场、银行、商会、邮局乃至博物馆、戏院、浴池、教会、动植物园等；拜会政治家、学者，听讲宪政原理；调查各项政治制度；搜集各类图书和参考资料等。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先后四次讨论立宪问题。8月6日到达天津，同袁世凯讨论筹备立宪及改革官制等事，10月回京复命。


　　二、德方对考察团的态度


　　戴、端考察团一路经日、美、英、法之后，于1906年3月6日半夜时分入境德国，7日早上到达柏林，德国政府将他们安排在皇家饭店。[2]在德国的德累斯顿，考察团在主人的精心安排下畅游风光秀丽的爱博河。当他们乘坐的游船经过时，两岸无以数计的游人都停下来，向这些来自东方稀有的客人致意。中国客人则挥动双臂，致以问候。中国客人对儿童所表现出的特别友好的情态，给德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多尔特门德，中国考察团到达时，“空城来观，士女塞途，鼓掌欢呼者不下万数。”在欢迎会上，端方致词：本地都会最古，而政艺最新。中国以古国来求新法，故此地最为合宜。端方的幽默赢得一片欢笑声。[5]


　　1906年2月25日，考察团尚未到达欧洲，德国著名的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他不仅介绍了考察大臣的情况，也全文翻译了光绪皇帝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的上谕，还特别强调：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3]


　　在德国，中国考察团每到一地，当地报纸也会作出有关的报道，地方政府也会有相应的文件记录中国考察团来访一事，比如某一市长的邀请信、接待计划等等。1906年4月3日，考察团从科隆到了杜塞尔多夫。杜塞尔多夫的报纸就在头版位置长篇报道了戴、端团访问的情况。从报纸上的消息看，访问团先受到爱克尔先生迎接，然后参观了他的“莱茵河金属机械”工厂。[6]德国1906年的《历史学报》，除光绪和慈禧太后外，仅提到两个人，一是袁世凯，另一位就是端方。在车站，考察团与德国人一起合影留念。考察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立于中间，其余的人依次而立。


　　根据德国国家档案的记载，中国政府制定的计划，考察团首要的任务是考察国家的法律和宪法，但考察团对其他方面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德方并不是将德国的国家管理直接介绍给考察团，而是安排他们访问了许多各类单位，其中包括皇家图书馆。[4]在中国考察团参观皇家图书馆的前两天，德国大学部就通知图书馆将有一个中国考察团参观该馆，希望准备一个讲话并配备中文翻译。[5]


　　德国皇帝对考察团亦是欢迎备至：“贵大臣等所呈送贵国大皇帝国书，具见贵国与鄙国邦交辑睦，深惬朕怀。所最欣喜者，贵国大皇帝命贵大臣等来游我邦，考察政治。朕已谕诸臣工，加意指陈一切。贵大臣等通达时务，于考察各事，必易了然。异时能于贵国有裨，亦朕之荣幸也。”[5]P140并且，德皇还送给戴鸿慈和端方头等王冕大十字宝星（Koniglichen Kronen Orden）[6]。当考察团从欧洲其他国家考察完毕，重新又回到德国时，又有18人获得宝星勋章：“是日，德外部送来觐见各员宝星，凡十八人：伍光建、施肇基、刘若曾、邓述邦、温秉忠、关冕钧、冯祥光、王丰镐、姚广顺、陈琪、舒清阿、关赓麟、田吴炤、潘睦先、岳昭燏、金鼎、高而谦、巴斯。”[5]P202


　　为了做好中国考察团的接待和安排考察活动，德国政府有关的部委和帝国的有关部门确实做了周到细致的工作。有文化部长、内政部长、公共劳动部长、帝国海军、帝国陆军等部门专委派负责官员协助安排考察。德皇、皇后、皇太子、亲王会见宴请了这个考察团，帝国总理、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以及宫廷大臣、政府部长也都会见或参加了会见、宴请。另外，海因里希（Heinrich）和累欧坡勒德（Friedrich Leopold）亲王和王后在基尔的阁里尼克宴请了中国考察团，阿得乐贝尔特（Adalbert）亲王用茶点招待了考察团。萨赫森王国的格里格（Johann Georg）亲王代表国王在德累斯顿接见并宴请了考察团；巴亚王国的陆坡累西特（Rupprecht）亲王也代表国王在慕尼黑接见了考察团。自由城市汉堡和不莱梅的上议院，以及多尔特门特、科隆、埃乐伯非得、杜塞尔多夫、基尔、德累斯顿、莱比锡、慕尼黑和纽伦堡的市长在市政厅也以不同的方式欢迎了中国考察团。端方和戴鸿慈获得一等皇冠勋章、大十字阿勒博莱西勋章、一等米西埃勒勋章。19名受到德皇接见的考察团成员，也被授予普鲁士勋章。德皇还赠送给端方和戴鸿慈两个皇家瓷器艺术馆的名贵花瓶。德皇还邀请考察团的22位成员在皇家歌剧院观赏了歌剧。


　　德国人希望：中国人能更深入地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较全面地向中国考察团介绍德国，而不是在某一点上。同时，德国人也希望，中国考察团能较准确地认识德国，并且把德国的经验带回到中国去。就此而言，德国的安排是相当成功的。他们不仅有意向中国考察团介绍他们的议会、法院，而且还包括工业、科学和教育。这份记录记载，考察团的访问受到了工业界的友好欢迎。特别是他们访问过的埃森的克虏伯企业、杜塞尔多夫的爱里哈特（Ehrhardt）企业、埃乐伯非得的拜尔公司[7]、基尔的德意志（Germania）船厂、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北德的娄叶德（Lloyd）[8]；莱比锡的书商总会和基斯克·德力威特（Gieseke U. Dreviet）公司、慕尼黑的狮牌啤酒公司、纽伦堡的机械工业联合会以及其他企业。[9]


　　为了表示对中国考察团的欢迎，拜尔公司还设宴招待中国考察团，宴会中伴有音乐。德方为了让考察团每个人都能看懂菜单和音乐曲目，特别用工整的中文写成。音乐曲目单共十曲，其中有“吉士怀春之喇叭乐”、“谷口无有热闹之乐”、“自喜亦要人喜不知用何法之乐”、“头出名为金玫瑰花乐”等等。[10]当年德方对中国考察团的活动作了详细记录，而且是逐日记录。从这份记录中可以看出，德方是经过认真准备，甚至可以说是精心安排的。作为国事访问，外交部为它的客人们提供了铁路交通、旅店以及在柏林期间安排考察团住在皇宫宾馆的一切费用。公共劳动部为考察团提供了两个特别豪华的专用包厢。这份记录还写道：就礼节上而言，一切安排的是这么周到，凡是可能做的，都做了。中国客人自己也深有所感，并且十分过意不去。他们总是表示很满意，一再道谢。[11]


　　德方提到：因为考察团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我们专门为他们编印了较宜理解而又详细的资料，并请他们带回给中国政府。遗憾的是，考察团里没有一个能够准确地将这些资料翻译成中文的人。为了使中国政府能够准确地理解它，我们请我国大学的汉学家完成了翻译工作。汉学家们还将我们报纸有关考察团的报道翻译成中文，请他们带回去。考察大臣端方、戴鸿慈为此表示衷心感谢。除此之外，他们还带回了很多书籍和资料。比如普鲁士宪法、有关不同类型的政府机构、选拨教师的条件、管理著作、爱克思的著作等。


　　如果现在就来评论这次中国考察团考察的作用的话，在此我想说，我相信这次访问增进了两国的关系。端方和戴鸿慈是两位极聪明的人才，加上他们在中国政府中所处的位置。端方是袁世凯的好朋友，这次回国后将担任南京的总督。他们回国后，他们会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把他们在西方所闻所见，结合中国的国情，为他的祖国服务，并向皇帝提出有益的建议。其他考察团成员也会对德国留下很好的印象。有关中国考察团的经历被罗尼斯先生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并且还被翻译成中文赠送给了中国考察团。[12]


　　在这份档案的最后，德国方面明显表现出，希望考察团将他们考察的成果带回中国去，以便在他们的祖国开花结果。德方认为，指望考察团将考察期间所看到听到的立刻全部准确地理解，而且从中吸取到有用的东西是不现实的。但他们采用各种办法，多方面地介绍，包括现场解说、图表、编印资料和考察手册，使考察团尽可能多地理解，这样就不会对德国产生错误的理解和看法。德方认为：如果中国考察团归国后，能显示德国在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以便在中国进行的健康的改革运动中，作为可供学习的第一位的榜样，那么这是此次中国考察团考察德国的首要成果，至少从德国方面来说，德国政府所做的一切认真有效的接待和解释工作，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目的，中国考察团的访问就是非常成功的。


　　考察团当时没有料到，德国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关注，不仅仅表现在期望中国以德国的国家管理模式作为学习的第一位榜样，而且也表现在更为直观的成果上。不久，一个大胆的计划已经在德国人的脑子里形成。据1910年《德文新报》[13]的记载，德国人设想在（北京）城内的东南角，北京观象台前以北，即在以前的科举考场旧址上，将要耸起象征中国步入立宪制、走向现代化的国会大厦。[6]P363新的国会大厦将为长方形的花岗石建筑，面朝西，正对着皇城。四条大街从城市的东部一直延伸至国会大厦。大厦高75米，长240米，宽120米。气势宏伟的主圆拱形顶端设有塔式天窗，下面是议会大厅。宽阔的回廊门厅横贯主楼和两侧的上、下议院会议厅。整个建筑占地面积，长550米，宽300米。大厦前后均开辟宽阔的广场。大厦的中轴线上是坡道、露天平台、门厅和能容纳八百人的会议大厅，另外还有皇帝的御座，皇帝与满朝文武议事的小会议厅。大厦的门厅是回廊式的建筑格式，中间的穹窿有三层楼高。回廊连接中间的会议大厅和两侧的会议厅。门外是五道层层向上的阶梯。这座中国的国会大厦是德国建筑师罗克格仿照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设计的，但比中国考察团在柏林所见到的德国国会大厦大两倍。他所画的建筑图至今还保存在国家图书馆。


　　德国人的心思如此之缜密，对中国考察团的接待如此之隆重，首先表明德国是支持中国立宪的，且态度鲜明。但从极力怂恿中国学习德国政体模式的态度来看，有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自豪感，急于向世人展示德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强大与崛起；也不排除他们更关注中国立宪改革以后的政治动向，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在华的既得利益问题；甚至还有对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的顽固、迂腐王公大臣主动走出国门，走到他们国家去学习宪政的好奇。（未完待续）

　　作者：柴松霞，法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来源: 《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