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不同时代的不同叙述和记忆（上）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毛泽东领导中国27年。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27年可以被分为两个时段，即“文革”十年 (1966-1976)与“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大动乱的年代，与之相比，对毛泽东领导下的“十七年”却没有像“文革”十年那样容易加上一个定语。“十七年”间没有“文革”时期那样波及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内乱和中央最高层领导的急剧变动，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十七年”间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未中断，举其大者有：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社教。其间还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经济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范围极广的饥荒。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如何看待这“十七年”，在当今的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这“十七年”的认识，与对晚年毛泽东的认识和整个共和国历史的认识紧密相连，因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话题。对“十七年”的认识及由此产生的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始于“文革”期间，从那时起到今天，40多年来有各种不同的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和记忆，但学界对此尚未展开专题讨论。本文试图按“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前后这三个时段，梳理有关“十七年”历史的叙述和记忆，并初步探讨这些历史叙述和记忆形成的原因。

　　一　“文革”期间有关“十七年”的叙述

　　关于“十七年”的话语始于“文革”期间，但其源头可上溯至“文革”爆发前。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是对当时中国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对自1949年以来的“十七年”间存在着的与他相左的政策及其推行者的不满。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文革”前就有明显的表达，他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就是例证。1963 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所编的《文艺情况汇报》上写了一段批语，认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①1964年6月 27日，毛泽东针对文联和文艺界各协会又写了一个更为严厉的批示，明确表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②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表达了他对1949年以后文艺界状况的基本判断，即文艺界没有执行他所倡导的正确的政策，却让错误的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对1949年后文艺界的否定性看法成为稍后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指导思想。这次座谈会的纪要提出，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政策，却“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③稍后，林彪在为此座谈会纪要写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沿袭了这一说法：“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④

　　上述这些话语，因为时间关系，分别用了“十五年”或 “十六年”的表述，但其意思是明确的、一致的，毛泽东以及在他影响下的江青、林彪都坚信，1949年后在文艺界存在着与毛泽东的正确政策相左的“黑线专政”。这一认识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因，而这些话语也影响了整个“文革”时期，成为“文革”时期关于“十七年”历史叙述的源头。

　　1966 年的10月1日是共和国十七周年的国庆节。在当天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上，已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这是不平常的十七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中国人民在短短的十七年间，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面貌。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⑤《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对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也作了相同的表述：“十七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胜利。”⑥因为是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十七年”这个时间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党报的文章上；也因为是在庆祝国庆的喜庆节日里，对“十七年”的评价突出的是“突飞猛进的胜利”。

　　但对毛泽东来说，“十七年”是肯定存在严重问题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因此1966年国庆节后不久，毛泽东于10月下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宗明义就指出，“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但与1963、1964年的两个批示只是讲文艺界的问题不同，在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中，“文化意识方面”只是十七年存在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甚至更严重的问题，比如“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⑦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强调“十七年”间存在的问题，着眼点是进一步推进“文革”的政治运动。所以，毫不奇怪，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文革”就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阶段，不久就公开批判刘少奇了。

　　向“十七年”吹响进攻号角的是1967年3月底发表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长文，是在中央级报刊上第一次公开却不点名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刘少奇，文章的结尾部分写道：“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⑧这一断言显然是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延续，只是涉及的领域扩展到了文艺之外的政治、经济等领域。

　　紧接着在4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进一步猛攻“十七年”来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文指出：“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十七年来，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⑨

　　在戚本禹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十七年”间被认为存在着“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遍及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危害极大。至此，关于“十七年”黑线的话语就被制造出来，“十七年”也就与“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在一起，而原先渲染的“十七年”间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胜利”则出于故意的忽略而被遗忘。制造这样的话语，当然是为了表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因此，刘少奇的被打倒也就被欢呼为“文革”的伟大胜利。

　　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十七年”实际上从一个时间概念转化为一个政治概念，被频繁使用。而“十七年”黑线成为关于那个时段的标准的历史叙述，成为动员群众批判刘少奇“黑线”、积极参加“文革”的重要手段。

　　1971 年4-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形成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份纪要对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纪要》对“十七年”作了一个被称之为“两个估计”的基本判断，即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十七年”来资产阶级“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教师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⑩根据这一判断，“十七年”来在教育界存在着一条资产阶级黑线。《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一个影响超越了教育界的文件，因此《纪要》的判断和用语被推广运用于教育界之外，于是就有了“文艺黑线”、“科技黑线”、“体育黑线”等等的黑线，而在各个领域的黑线之上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资反路线贯穿于整个“十七年”。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十七年”间只有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与这两条路线斗争无关的事件都无法进入历史而被遮掩掉了。可以说，《纪要》的出台标志着“文革”期间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

　　由于“十七年”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词汇，当“文革”后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上台的老干部与“四人帮”展开较量时，对“十七年”的看法也成为双方交锋的一个重要方面。“四人帮”在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上，公然喊出“坚决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口号，矛头直指“文革”前掌权的老干部。而老干部则鲜明地表示，“同十七年对着干”的说法是错误的。(11)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而整个舆论工具又都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因此关于“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十七年”也就完全等同于刘少奇的“黑线”，从而形成了民众对“十七年”的集体记忆。

　　二　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十七年”的叙述

　　1976年10月，“文革”在“四人帮”被抓起来后结束。在“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引下，“文革”期间盛行的理论和口号成为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他们所鼓吹的关于“十七年”的话语理所当然地在猛烈批判之列。

　　“同十七年对着干”由此被认定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右派口号”，而揭批“四人帮”，就是要与“四人帮”对着干，对“十七年”的叙述也就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四人帮’恶毒攻击‘十七年’，我们就要热情歌颂‘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要时期。这十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十七年，是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取得胜利的十七年。”对“十七年”的认识和评价也被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高度：“对十七年的历史能否给以正确的估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是大非问题。”(12)

　　在“四人帮”被打倒后的一两年时间内，对“十七年”这样的认识和叙述成为报刊的基调。例如，在1977年 11-12月的两个月中，《人民日报》上以“不许‘四人帮’否定十七年”为主题的文章就有十篇之多。而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样的话语仍是报刊的主调。在一篇题为“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纲治市”的报道中，是这样来谈北京市的“十七年”的：“北京市的十七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3)显然，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还沿袭着 “文革”时的思维定式，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于是“十七年”成为要“热情歌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十七年”，而将 “十七年”说成漆黑一团则成了“四人帮”的重要罪状之一，尽管如前节所显示的，“十七年”黑线说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四人帮”。经过这样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有关“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完全翻转过来了。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愿意接受这样的历史叙述是与刚过去的“文革”十年的动乱相关的，于是“十七年”在与“文革”的对照中，留给人们的记忆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建设的“蓬勃发展”了。显然，“十七年”仍然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含义的词汇。

　　但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事求是之风日益兴盛，人们摆脱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思维模式，开始反思包括“十七年”在内的共和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对包括 “十七年”在内的共和国历史的初步反思和总结，体现在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中。这篇由中共中央组织起草、经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讲话稿，对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历史作了一个基本估价，那就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讲话稿专门讲了“十七年”：“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还是能够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的。”(14)与揭批“四人帮”初期一味地“热情歌颂”“蓬勃发展的十七年”、“不断取得胜利的十七年”相比，此时对“十七年”看法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初步认识到中共在这期间“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原先被忽略的历史终于被提及了。


　　在中共党内讨论这篇讲话稿时，有一些人对“十七年”的后十年即1957-1966年这一时期已有不同看法，对毛泽东的左倾政策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当时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应该回过头去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实际上是通过对中共政策的反思表达了对五十年代中期后共和国历史的看法。(15)但叶剑英的讲话稿最终仍然以基本肯定的口吻来谈论包括“十七年”在内的“三十年”。负责这篇讲话稿起草的胡乔木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对此专门作了解释。他说：“直到1966年以前，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一般还是在正常进行，国民经济还是在继续好转。所以，对于十七年的后一半，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够简单地认为是执行了或是一直执行了错误路线。那样说，会使得我们对于整个党的力量，整个党的组织，整个党的领导失掉信心。”显然，在胡乔木看来，对“十七年”的认识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所以一定要由党来定一个基调，统一人们对此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划一道杠杠，势必要动摇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势必要动摇群众尤其是青年对党的信心。”(16)需要指出的是，对“十七年”的不同看法主要围绕着 1957-1966年这十年间。

　　但叶剑英的讲话并未能统一人们对共和国历史的看法，反而不同看法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还在扩大、加深。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起草一个关于共和国历史的决议，以“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17)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3月开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负责起草。决议起草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二、对建国后三十年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18)10月，党内四千高级干部对决议草案进行了大讨论，“十七年”自然是这场讨论的焦点之一。决议草案延续了叶剑英讲话稿的说法，提出在十七年中，多数情况下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许多高级干部不同意对“十七年” 下这样的判断，认为“十七年”中政治运动不断，整了几百上千万人，“大跃进”又导致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这都是毛泽东的左倾路线造成的，而草案还在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这些高级干部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19)

　　但邓小平并不赞同这些高级干部对“十七年”和毛泽东的评价，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20)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表明他对“十七年”的看法，提出：“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21)邓小平对“十七年”总体上是肯定的，尤其对前七年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后十年则承认出现了曲折与错误。

　　由于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他的意见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下了基调。《决议》将“十七年”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前七年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些辉煌的胜利包括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绩表现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育和积累起来。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至于出现过的严重挫折有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批彭德怀事件、1959-1961年的严重困难、1962年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1963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等。《决议》认为，“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2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全会的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23)此后围绕《决议》的宣传，强调了它对统一全国认识的巨大作用。如《瞭望周刊》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称赞《决议》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得党心、军心、民心”，“必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增强全党的团结”。(24)

　　《决议》通过后，舆论有关“十七年”的历史叙述出现一边倒的说法，而在中共党内讨论时出现的不同意见则被对《决议》精神的阐发和解释所淹没。《决议》的相关论述成为此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十七年”历史叙述的标准说法，这种标准的历史叙述不仅出现在党的文件、党报和党刊中，也出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类政治、历史教材中，构成普通民众对“十七年”记忆的基础。（未完待续）

　　金光耀，来源: 《史林》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