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人们习惯了叫她“林豆豆”，现在她叫“路漫”——这个名字，总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屈原的那句著名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
林立衡眉眼脸型都酷肖她那位著名的父亲，但要显得丰腴一点。她上穿一件高领蓝毛衣，下穿一条浅驼色裤子，脸上常挂一丝温和的微笑，但又总透露出几分忧郁 的气质。斑白的头发显得稀疏，在一只黑色的发卡管束下向后梳去，在脖子后面扎成一束，正面看去，使她有几分须眉之气。更加强记者这种感觉的，是她说话的不 疾不徐，冷静从容，很少提高声调，也不曾发出过开怀朗笑。这位元帅之女，遭遇过那么多惊涛骇浪，自杀过三次，“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将自己的思绪埋藏于心 底深潭，再难喷溅浪花。
笔者是2005年年底，在北京建国门外的阿文酒家与她见面的。与林立衡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干妈王淑媛老太太，她是当年 林彪家里的服务员，时年83岁了，正来北京看林彪当年给她的这个干女儿。酒家的杨经理，一位中年精干女性，是林彪的老司机的女儿。记者虽然没有见到阿文酒 家的老板文定中，但早就耳闻他是当年林彪的黄埔军校校友，后来作为国民党战犯被关押了二十七年的文强的小儿子。这让人不由得感叹大时代中各色人等命运的颠 簸和扭结。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高伐林摄）
挥之不去的“餐馆”谣言
媒体和网络上一度汹涌转载武汉一家报纸上的文章，有鼻子有眼地说林立衡在北京开了家饭店。话题很自然就从酒店和媒体说起。林立衡带点无奈地说，有个日本 右翼报刊的记者来采访，“不知他是没听懂还是夸张，添油加醋，例如，说我在饭店门口竖了我父亲的巨幅画像，我在那儿成天大宴宾客，还说我告诉他三年之内 ‘翻案工程’就要成功……这都是没有的事，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过这话。饭店也不是我开的，只不过有时去那儿而已。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什么人都有——估计 那时就有人将情况报到上面去了。后来我也就不去那家饭店了。”
关于林立衡开饭馆的那篇报道给她造成不小困扰。笔者就听不少人说过：“林彪女儿？不是开饭馆了吗？”林立衡说，后来给那家报纸打了电话说要诉诸法律，但是这个影响造出去，一时又怎么能够澄清得了？
类似的不实传闻还不少，这大概是所有名人和名人之后的宿命。林立衡谈到家乡黄冈的一座大桥：“那座桥是陈元特批的，他批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陈、林是 一家。’——黄冈姓陈的也多。结果外面就传开了，说是我找陈元批的，我肯定拿了中介费，甚至说我拿了三百万。把我气的！”说到这儿，林立衡少见地微微提高 了一点声调。“后来我对他们市里领导面对面澄清：是你们市里去找的人嘛。不是我啊。不过，陈元确实还是看在林家的面子上批的。是林汉雄写了信找的他，林汉 雄这个建设部长，也被人家说成‘拿了三百万’，他也气得够呛。他不是‘六四’后就被整下来了嘛，大桥通车的时候，当地领导给我发了请柬，我没有去；可是他 们就没给林汉雄发，说是‘忘了’，这大桥好几亿，还是人家给你批的呢！国家给了五个亿，修到一半说不够，又写信找我想向国家要。已经给你照顾了、特批了， 你还要！我就没有转这封信。后来他们还是筹集到了资金，最后竣工了。”
笔者顺势问林汉雄现在干什么？林汉雄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化名“张 浩”）的儿子，算下来是林立衡的堂兄，还曾与李鹏同一个幼儿园。林立衡说，她这位堂兄，“现在什么都不干，就是打高尔夫球，就是玩。去年（2004年）他 75岁的时候，在阜成门外的一家大饭店举行生日聚会，请了八百人，分了两批，还有一些现在在位的领导也去了，他在那儿骂这个骂那个地出气儿。我那次没去， 他还不高兴，后来我们又请了他一次……”
潜心投入口述历史
林立衡刚刚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在社科院搞口述历史，我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趁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余绪，她于 1989年参与发起了一个名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机构，后来张罗著在这个学会下面搞起一个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和一个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这个‘中国 现代文化学会’下面还有一个一个研究会，像胡适研究会、闻一多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哦，最后这个‘陈独秀研究会’被砍了——为什么被砍？说他们给陈独 秀‘翻案’呗。陈独秀研究会有一千多会员呢，经费也是我设法去找的，但是这个课题涉及当前政治。”
她对记者最津津乐道的，是口述历史的各个项 目。《文强口述自传》就是她推动的成果之一。“文强父子主动要跟我见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小组，访问了文强九次。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去了，但是后来整个采 访、整理的过程我并不了解。记录稿出来后送到我这里，我也说我就不看了，我又不熟悉国民党的历史，你们拿去让文强的儿子看吧。结果文定中也没有看，书里就 出了很多错。一个原因是访问者不大懂文强的湖南口音，再一个原因，文强年纪大了，记忆也不那么准确了……”
林立衡告诉我：“我最近去了一趟武 汉，是跟江汉大学谈口述历史项目的合作。江汉大学虽然在中国不算一流的大学，但他们有雄心，也有一定经济实力，参与我们学会搞项目。去年我们在扬州开了一 个全国性学术会议，现在我们正筹备2006年10月在武汉举行第二次会议，就由江汉大学来主办。我给他们找了个项目：李尔重的口述历史。李尔重你知道 吧？”我当然知道，当年担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喜欢舞文弄墨，与王任重被毛泽东并称为“湖北二重”，是当时高级官员中少见的“才子”，后来 当到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他九十多岁了，‘文革’后还创作了八卷本、500万字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但那是虚构作品，没有说自己的真实往事。 我们想搞他的口述回忆录，现在他不轻易见客，但我去要见他，他还愿意见我。”
此外，他们采访口述的对象还有：张国焘的手枪队长，“90多岁 了，耳朵已经近乎全聋，他儿子贴在他耳边喊，然后将他的回答传达给我们”；“我们组织人采写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在抗日战争年代搞的保育会资助的孩子，当年 资助了三万多个孩子，现在他们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中间出了不少名人，通过采访他们，挖掘出了很多民国史上没有披露的史料”；还有山东基督教会的一些老牧 师，还打算采访一位蒋介石的侍从文官，也90多了……
为什么这么重视口述历史？国际上口述历史兴起的原因甚多，但是，在中国或许一个大家都可 意会的独特原因是，“成文历史”“书面历史”已经被官方高度垄断，真实的历史要发出声音，必须另辟蹊径——至少得被记下来、留下来。而林立衡自己，一定更 有体会了。事实上，她本人就应该名列历史重大事件的最关键的口述人——虽然她的口述，真要立了项，更难出版。
林立衡对笔者还谈起一个中实集团 总裁王天怡的例子：“王天怡原来是下放到延安的知青，在那儿干得挺不错，最后当了公社的书记，晚上没事了就去听老头儿聊天。那些老头儿都是老红军，给点儿 酒、花生米，就什么都说，他当时年轻啊，一听吓坏了——这么多历史故事，都不敢相信啊。后来他下海了，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经常到美国去，听到那边研究人员 说起来，跟他早年听这些老头儿们讲的，基本上是一类东西。近年他多次要求跟我见面谈谈……”
林立衡的口述历史项目，参与的人有文化界的，也有 政界、军界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实力，所以都与大专院校合作，像扬州大学，上海大学，北京的一些院校。还有当代史研究所的一些人，以个人名义 参加。”官方没有拨一分钱，她设法去找资金支持，主要是搞学术讨论，搞培训，推动成立新学科。
笔者问：你们口述历史的成果通过什么方式问世 呢？“还是得找出版社啊。”谈到出版，看来是林立衡花心思最多的一个环节，可费了一番周折——因为现在中国的出版界是两头受挤：一头是官方的口径必须顾及 不能触犯；另一头是市场的反应必须顺著不能不理。搞口述历史，就得顾著这两头，既要规避政治风险，也要规避市场风险。但看来总算有点眉目，能一劳永逸地解 决他们口述历史成果的出路问题了：“北京有家出版社非常热心，提出你们不要再找别家了，我们全出。我们就给他报了几个选题：台湾第一家族，张国焘手枪队 长，李尔重……”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与干妈王淑媛，常来阿文酒家会见客人。阿文酒家为林彪当年黄埔军校的同学、后为国民党战犯文强的小儿子文定中所开。（高伐林摄）
其父其女
见林彪的女儿不可能不谈到她父亲。笔者问：最近关于林彪事件的真相，新发现什么史料了吗？林立衡非常明确地说：对，有不少新的史料，对于揭示林彪事件的 真实情况很有帮助。金秋（吴法宪的女儿，美国弗吉尼亞州Old Dominion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高注）说关于林彪事件“没有发现新东西”，那是她还不了解呢。
究竟有些什么新的发现？林立衡没有细谈，留下了一个重大悬念。
林立衡告诉笔者，据她所知，至少有三拨人在写林彪的年谱。“林彪的老秘书，叫李德的，就写了一个年谱，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是党史研究室，郭德宏（中国 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央党校教授——高注）看了，说还不错，要出，但也一直没有出——本来跟广东的一家出版社签了约，人家给了定金，但后来他迟迟没有弄出 来，又将定金还给出版社了。”但是在林立衡看来，虽然李德弄的这一本《林彪年谱》，因为其中有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起来要好一些，但总的说，这些年谱都 还不行，因为缺少档案材料，只能搜集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东西来整理，“年谱要是有很多空白，价值就有限”。
但是这些搞林彪年谱的人之热 心，让人印象深刻。林立衡介绍，其中有一个人是襄樊铁路分局的业余学者，自己搞了一百万字，“他抠得细着呢！他找不着我们，抱著一大摞书稿拿到社科院去， 找到了李铁映（时任社科院长）的秘书，李又把他介绍到我们近代史所的书记看了。他自己跟香港的出版社联系谈出书，想要我们给他提供资料，但我们自己都很困 难。我们学会是从俄国买了一部分档案资料回来，都还没有翻译。”
林立衡谈到家乡故居：“林家大湾我父亲的故居，民间搞了个纪念馆开放参观，原 来是一张门票五块钱，后来提到十块，又提到20块，现在呢，收30块，参观的人很多，他们很赚钱呐！——不过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现在人家说我在那儿挣钱 呢。你说我冤不冤！”既然是父亲的房产，现在她作为仅存的直系后代，是否应该拥有继承权？林立衡听了这一问，连连摆手：“林家家族内部，村子与村子之间， 矛盾多了，穷的时候没事，有了利益了就争得不可开交，我可不掺乎。”
名字禁忌
坊间传说林立衡写了一本书，谈林彪事件的经过，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但一直没有批下来，石沉大海。当向林立衡求证时，她断然否认：“没有这回事。”
不过，林立衡确实写过不少关于父亲的文字。不仅写过关于林彪“9·13”事件这一段经历，还写过更早时期的回忆，“我从来没有主动拿出去发表，但是有一 些分别登出去了，网上也有一些。”那么是怎么散布出去的呢？“我写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看过啊，都可以复印嘛——他拿去看，复印不复印，我也不知道。”“解放 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将罗瑞卿》一书中，就引了很多我的话。不是我直接给作者的，是他从别人那里弄来的。”南京一家杂志登出来几章，出版社的人很紧张， 因为上面要查。
笔者问：查什么呢？林立衡苦笑：“无非是查怎么登了我写的东西！”
这件事，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告诉她的，说人家 用你的东西你都不管？“我说无所谓，我也管不了。后来我跟她说了，那几年国内的文章中哪些是我启动、推动的，哪些是人家写得比较客观的，我给她列了一遍。 她就把这次见面我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整理出来，后来就出了本书《红色家庭档案》——这也是别人告诉我的。”
笔者谈起，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林立衡说：对，我看了。“国内有关方面还怀疑是我组织的呢，其实我对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一无所知。在该书出版之前，我跟主编丁凯文也并没有单独接触过。出版后才见过一面。”
笔者问：莫非你的名字在国内报刊上出现，迄今仍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林立衡说，岂止是“敏感”？有关部门都知道上边有规定：涉及到我，所有的镜头不能上， 所有的照片不能上，所有的名字不能出现。我已经碰到过几次这样的事了，作者采访了，但登不出去。“就是因为我是林彪的女儿呗。”
不过，现在中 国已经有了这么多报刊和出版社、每年出这么多文字，加上互联网的勃兴，当局要想在出版物上完全封杀一个人的名字，殊非易事，总有“漏网之鱼”。笔者目力所 及，有不少文章中就提到林立衡——在《文强口述自传》中，采访者就注明了林立衡参与推动这一项目。这大概也取决于在当权者眼中这个名字出现的场合和影响， 以及媒体对这个名字处理的方式吧。一般来讲，媒体对“林立衡”这个名字重视的程度与检查官禁止的力度，是成正比的：偶尔提到的，可以过关；突出介绍的，必 禁无疑。
林立衡讲了这么一件事：一位老同学是《人民画报》的资深摄影记者，与她约著去南京一家摩托车厂参加五十周年厂庆，该厂希望他们去拍照 以扩大知名度，答应给十万元，一半赞助《人民画报》，一半赞助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所领导叮嘱林立衡说：咱们所里经费这么困难，你可一定要去呀！他 们就去了。但是回来后，《人民画报》这一题材因为牵涉到林立衡，画报社不敢擅自做主，就去请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白克明说，哎呀，这件事不好办，你 们还是打个报告来吧。画报社不敢打这个报告，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摩托车厂答应的十万块钱也没影了，林立衡就算白折腾了一趟！“那位《人民画报》记者还 来找我说，你看，最近国庆节我们画报登的这1959年国庆检阅的历史照片，林彪也在里面呢。你爸的照片都能登，你的照片怎么不能登？我说，你别问我呀，是 你们动员我去南京的，你们去请示上面为什么不能登我的照片啊！”
1970年庐山会议结束时林彪和手下将军在一起；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1981年，他们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 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照片摄于1970年9月6日，庐山会议后林彪下山回京前的九江机场。因为九江机场小，大飞机无法降落，林彪不得不乘安 -24飞机，此照是在飞机中摄，所以很不清楚。这是庐山会议后他们五人惟一一次合影。
“十大元帅”的商机与禁令
随著中国社会的转型，金钱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驱动力，即便是过去的政治“雷区”，如果人们认为有商机，也会挖空心思去打“擦边球”。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 名字也被一些商家看中，动起了生意经的脑筋。将林彪包括在内的“十大元帅”系列的图书、邮票、屏风、纪念币，以及烙画、火花……层出不穷。连牙买加都看中 商机，委托瑞士银行制作、发行《中国十大元帅》和《中国十大将军》各一套纪念币，《十大元帅》全球发行2000套，《十大将军》全球发行1800套。
外国搞“十大元帅”，中国当局鞭长莫及；但是中国国内搞，当局不能放过。2004年，有家公司投资搞了一套“十大元帅金邮票”，把林彪的肖像也列进去 了，使劲炒作了一把。林立衡介绍说，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曾庆红那儿去了，曾庆红下令查那个老板，版也都得销毁。但这件事已经传开去，社会上都知道搞了套 “十大元帅邮票”，于是后来官方决定，重新再搞一套，就通过中央统战部下面的黄埔同学会出面来搞。
林立衡说：这个阿文酒家，是黄埔同学会的一 个“点”——文强不是黄埔军校的么。2004年他们找不到我，就通过这个酒家的老板文定中来找我，说要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组织一次十个元帅子女的大 聚会。其实那几家已经都聚会过了，开始是六个元帅的子女，后来陈昊苏写了个倡议书，要搞十个元帅子女的大聚会，出一本纪念十个元帅的邮票册。后来就真的办 成了，所有元帅家的子女，像朱德家、贺龙家、刘伯承家……的子女都到了，有的家来了一个，有的家来了好几个。我本来说不参加，统战部的一位处长再三打电话 来，要我无论如何得来一趟，说这些人都挺想你呢。我就去了。他们找了一家北京的文化公司，照了很多照片。还要来的元帅子女都签名，也要我签，签就签吧。那 天还请来了一位著名画家刘宇一，是画《开国盛世》那张油画的（现悬挂于天安门城楼内——高注）；他还画过《十大元帅》（现悬挂于中央军委大楼——高注）， 把他这张画也摆出来，想在邮册前面用上。看得出来，他们策划这件事想得挺成熟、周到的！
林立衡介绍：聚会中间念了陈昊苏那份倡议书，还说，邮 册出版的时候要开新闻发布会，要给每人一部分报酬，还要求各家准备与老人的合影照片。结果呢，等了几个月没有消息了，我也再没有与他们联系。后来我是在报 纸上看到新闻发布会开过了，这些老帅的子女也都出场了——就是没我！又过了一段时间，统战部那个处长来了，给我送来邮册，一再解释说新闻发布会没敢让你知 道，说是他们讨论过，好多人不同意请我，怕我一参加会引起海内外很多猜测，认为当局有什么“新动向”。
林立衡后来看那邮册，倒是按照顺序排了，可是把当时没去的一些人给加上了——是用技术手段合成的；她的名字呢，给勾掉了——照片里的人还在，照片说明里的名儿没了，签名里头也没有她的了……
林立衡想得开：“咳，算了，我也别凑热闹了。其实这些事都是一些文化公司投入资金，想一炮打响挣大钱。这些子女呢，以聂帅（聂荣臻）家的聂力为首，她是 老大姐，也是好意，想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出个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最后都要送审的！要一道一道地审，中共党史研究室，总政……都要审。审起来有我在里头就通不 过嘛。”
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件。她说：“上次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总政的人来见我，送给我十个元帅和十个大将银质纪念品，里面也有邮票，告诉我说新闻发布会早开过了。我这边有人要拍照，她们不让，她们自己的人拍了好多。我估计，她们是怕我们把照片给传出去了！”
坎坷身世，见证历史
林立衡这一生吃过很多苦，出生于抗日战争晚期的她，虽贵为元帅之女，但少年到青年时期，并没有享受过多少天伦之乐。高墙深院，与世隔绝，又有一个严厉苛 刻的母亲，使她心灵中时刻笼罩阴影，在20岁、24岁和30岁的时候，曾经三次自杀。“九一三”事件中，虽然她再三请求当局采取断然措施，阻止林彪被其母 亲和弟弟带上飞机出逃，但事件发生，她不仅顷刻之间失去所有家人，而且很快被怀疑是“林彪留下的钉子”而受到关押审查，两年中被折磨得体重只有30多公 斤，头发大量脱落，还掉了6颗牙。
林立衡并没有刻意去谈“九一三”之后受审查的那段日子。但她也不回避。她说，空军的夫妇作家彭东海、李克菲 写了一本《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的书，其中写到了她。为什么会写到她？因为夫妇俩采访了中国第一、二代女飞行员诸慧芬、于富兰，而这两人 当年是管林立衡的专案组的组长。林立衡告诉我：“诸慧芬后来职务挺高的，好像还当了中央候补委员，当时对我拍著桌子吼叫审讯，弄来一帮女连长、女指导员， 围著我天天批斗。其实她啥也不知道。当时我跟他们顶得很厉害，她越凶我越不说……可是她们几位后来接受作家采访时讲到我，还尽说我的好话。”
在林立衡被整得死去活来时，有人暗示她赶快给毛主席写信吧，否则就全毁了。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立衡的信，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政治局决定让她下放到位于河南开封的空军某师农场。
林立衡在那里养猪，做酒，虽然不再天天挨批，但由于接触农药，使她在监禁期间染上的过敏症，更加变本加厉，身体每况愈下。1975年10月，她被令转 业，到郑州的一个汽车厂当副营级革委会副主任，分工管计划生育；可没几天，“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她被赶到车间当工人，力不负重，把右脚四根趾骨 摔断……直到1984年，一身重病的林立衡才被送进医院。又经过多年周折，才被安排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半个世纪在政治旋涡中受折磨，终于过上了一 段相对稳定的日子。
有位认识林立衡多年的朋友告诉笔者：“我和她同别人在一起，每次她对别人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就很得意地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个你都不知道吧！很像一个得意的孩子。她身上真是有很单纯的一面。”
她的心里，还有多少世人不知道的事？
林立衡，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从历史跋涉而来，正向历史跋涉而去。
文强在黄埔军校是林彪的班长，后来两人在国共内战战场上又是对手。图为文强与林立衡合影。（文强之子、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文贯中提供）
（本文收录入《历史尘埃》，明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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