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就司法程序而言，張振武被殺當然是錯案。《臨時約法》太粗陋，“灰色空間”太多，不但使得人民失去保護自己的工具，也使得議會無法有效監督政府，這正是張案暴露出來的政治制度的大弊病
總而言之，張振武不過是當時大批涌現出來的素質很差的“革命暴發戶”，並不是什麽好東西，但他是否犯了死罪，未經公平審判，只憑黎元洪一面之詞，後人無從斷定。就司法程序而言，該案當然是錯案。但上面已經說過了，這其實是用西方眼光去裁判。
法律太粗陋，“灰色空間”太多，不但使得人民失去保護自己的工具，也使得議會無法有效監督政府。而這正是張案暴露出來的政治制度的大弊病。參議院明知黎、袁、段違法行事，但無法準確指出他們究竟犯了什麽法，從《臨時約法》中也找不到相應的懲罰依據。
按《約法》規定，正副總統並不對國會負責。臨時大總統只有在涉嫌謀叛時才能被參議院彈劾，而臨時副總統連這條限制都沒有。參議院只能以失職或違法爲由彈劾國務員。就張案而言，“失職”無從談起。至於是否“違法”，上面已經說過了，到底違反了哪一條法，根本也就是個糊塗賬。不解决這些問題，議會對政府的監督也就無法執行。這就是章士釗說的“吾雖能戟指駡之，終覺道德之意多，法律之意少”——法制粗疏，參議員們只能作道德譴責，無法援引相應法律，通過相應法制渠道去懲罰之。
因此，在段祺瑞在參議院答辯末尾承認：“現在政府以國家爲前提，自不能不以臨時之辦法。不然，於國家大有危險。至此危險之時，將若何維持耶？手續雖有錯誤，祺瑞身當其咎，亦未爲不可”，議員張鶴第即聲稱：“段總長情願自己認錯，能原諒政府則無須再三詰問，不能原諒即行彈劾”，質問的議員們就再也沒有招數了。後來雖有部分議員動議彈劾陸徵祥與段祺瑞，但那理由相當牽强：
【查臨時約法第四十四條，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今因張振武、方維一案，陷臨時大總統於違法之域，皆由國務員首領陸徵祥及副署之國務員段祺瑞輔佐乖謬所致，不得不負其責。謹據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款，提出彈劾案，請衆公决，諮行臨時大總統按照臨時約法第四十七條，將國務員陸徵祥、段祺瑞兩員即予免職，以彰國法，而固國本。】
“輔佐乖謬，陷臨時大總統於違法之域”，就算大總統確實違法，連睡在醫院裏的老陸也株連進去，實在無從服人。副署之段祺瑞當然參與了違法，但不過是從犯。從犯被彈劾，首犯却逍遙法外，算什麽公平執法？但若要追究總統，那又不是謀叛，彈劾依據何在？
張振武案暴露的另一個問題，是《臨時約法》對參議院的職能界定頗粗陋，設計的主要著眼點是給行政部門下絆子，使其無法工作，却又不能讓參議院真正發揮獨立的監督作用。除了質問國務員外，它具有的權限只有兩條：“得諮請臨時政府查辦官吏納賄違法事件”，“得以關於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見建議於政府”。第一條可被總統否决，交院複議，而參議院要再度通過該提案，就必須有三分之二多數。第二條則是諮詢性質，政府完全可以不理睬。但在西方，議會有權議决組成專門的調查委員會或聽證會，調查處理張案，懲辦違法人員。然而《臨時約法》只著眼於架空老袁，却沒有這些“手續法”的具體設計，使得國會的監督功能無從落實。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還是湖北丘八們赤裸裸地誹謗、侮辱、恫嚇參議員，甚至連“相見不遠，尚其勖哉”的黑社會腔調都使出來了，居然也就不受懲處。《臨時約法》明明規定“參議院參議員於院內之言論及表决，對於院外不負責任”，却沒有明令禁止官員特別是軍人追究議員的院內言論，而議員們竟然也想不到通過相應法案，令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制止這種違憲行爲。
黎、袁都是慣於草菅人命的舊官僚
綜上所述，參議院在張案發生後給政府的質問書，代表了當時的最高公民覺悟，無可指責。張案暴露出來的弊病是兩方面的：一方面，《臨時約法》的制定者們既缺乏西方政治學常識，又缺乏實際政治經驗，只知照抄西方現成法律，在潜意識中却把國會當成了傳統的監察院；另一方面，議員們也同樣在潜意識中以傳統御史自居，關注的焦點就是彈劾，忽略了自己具有的立法權。儘管有人提醒了“出庭狀”問題，他們仍然對該案暴露出來的一系列憲法、刑法、軍法缺陷懵然無覺，以致連亡羊補牢、迅速擬定法律填補“灰色空間”的事都沒幹。
史家如陶菊隱、丁中江輩見不及此，對張案的興趣主要在於發揚傳統的“無證誅心”國術，深文周納地去探索黎元洪是否挾嫌報復，而袁世凱又如何通過代老黎作刀斧手而將他死死捆在自己的戰車上，殊屬無聊。其實在我看來，黎、袁此舉，只說明他們是習慣於草菅人命的舊官僚。硬要說他們如《三國演義》上的白臉曹操一般，一舉一動都有深心在焉，乃是羅貫中的專利，不是正經史家該幹的活。
至於無視本文指出的一系列制度缺陷，却去責備參議院如何軟弱，縱容老袁胡作非爲，那就是抄襲那與全世界有“不共戴天仇”的戴季陶的憤憤濫調了。此公在案發後竟在報上鼓吹武裝叛亂，說什麽：“以其人之法，治其人之身。袁以武力殺張振武，黎假袁世凱之武力殺張振武……卵不能敵石，空言不足抗實力，以武力破壞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而已。”“袁豈畏電報、質問書者？百萬言之錦綉文章，終不如一枝毛瑟。”
明明沒有武力還要去以卵擊石、自取滅亡，也是他們的“神聖人權”；但若史家意識不到這就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軍閥主義，引出了後來的軍閥混戰，藩鎮割據，使得中國在面臨最大的民族危機時徹底喪失對外抵抗力，却欣然接受革命政權洗腦，不在史書中總結這慘痛教訓，却照抄這些屁話，那就只能令人長太息了。（《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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