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1958年炮击金门再探讨（上）

本文的目的是从军事角度探讨1958炮击金门的决策过程。此研究基于一个基本事实，即炮击金门不论被赋予何种政治意义，它首先是一场现代化军事行动，战略谋划、军事计划和准备等必定是很复杂的过程，而且军事战略设想和军事能力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目标的限度和结局。这决定了研究炮击金门决策中相关的军事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正是以往研究成果中不足之处。1958年“炮击金门”是需要进一步界定的概念。以往的研究成果都没有对这个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定义。本文使用“炮击金门”主要是为文字简洁，它是指1958年夏季解放军在福建沿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包括空军夺取福建沿海上空的制空权、炮兵打击金门国民党守军、以及陆海空三军对金门的联合封锁。（相关链接：外交档案：炮轰金门中美谈判解密）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958年炮击金门是解放军1954年制定的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之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是1954年春季即逐步展开的军事行动在特殊国内外环境下的继续。解放军对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进攻在酝酿阶段到后来的发展，都带有明显的防御性质，1958年炮击金门也是如此，尽管在某个阶段上被毛泽东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义。战略谋划和作战计划包含的防御性质是导致决策动机和过程呈现复杂性的一个关键原因。多数论著并没有重视并分析这个基本但十分重大的问题。

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1958年炮击金门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这些成果的共同特点是着重分析炮击金门的决策动机，力图通过越来越细致地勾画相关的决策过程，详细地分析和揭示有关决策动机的复杂性和发展过程。其中一些近年来发表的研究成果特别分析了中国国内因素对有关决策动机的影响，这反映了这项研究的新的进展。[1]不过，档案未公开所造成的限制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一些研究成果在着重描述决策过程时，并没有对1954/55年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对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影响、军事计划与政治考虑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做深入分析。弥补以往之不足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一）东南沿海作战计划的形成

1958年“炮击金门”同1954/55年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有直接的联系，是大致形成于1954/55年东南沿海作战过程中的军事计划的继续实施，这项军事计划的主要和基本内容缘起于1952年春季。以往的研究已经很详细地描述了1954/55年作战的过程，但对解放军发动作战的背景和动机未做完整的分析，对军事行动过程出现的各种因素及其对后来产生的影响等，则缺乏比较详尽的阐述。

这里首先说明，1954/55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是指解放军于1954年春开始在东南沿海展开的一系列作战，包括海空军在浙江沿海的“力量向前伸”与春汛护渔作战、空军在浙江沿海夺取制空权作战、海空军保护海上航运作战、福建沿海炮击大、小金门和浙江沿海夺取大陈列岛的三军联合作战。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大致持续到1955年4月上旬。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以此为标志，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

有不少资料证明，在1954年春季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展开后，解放军总参谋部开始拟订有关的作战计划，最终于8月9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3]这项军事计划的具体内容目前还没有公开，不过可以对该军事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做合理的推论：这项军事计划很有可能是基于在对台军事斗争将长期化的判断上，将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分为“两步走”，即先夺取东南沿海的蒋占岛屿和取得制空权，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完成统一台湾。这一推论是基于研究有关的回忆和传记，以及分析朝鲜战争后中美关系、台湾海峡的军事形势和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解放军的现代化计划等几个方面的因素。

1949年春取得渡江战役胜利以后，中共中央于6月即向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当时中共中央即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关系到上海及沿海各港口城市的安全。[4]此后随着大陆地区陆续解放，攻占台湾逐步成为解放军的作战重点之一。特别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以后，解放台湾被确定为需要较早完成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这一时期设想是争取在1950-51年发动攻台战役，毕其功于一役，完成国家统一。[5]

中国领导人从开始为解放台湾进行动员起，就非常关注美国的政策。当时他们认为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种判断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而根本改变。1950年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在两天后宣布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及向台湾派驻美空军。美军封锁台湾海峡和朝鲜战局的发展最终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定推迟原定作战计划。[6]

从此一直到1953年7月停战前，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主要作战行动是防御性的，包括清剿国民党军队支持的海匪，沿海城市的防空作战、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海上封锁，夺取一些沿海岛屿等等，军事行动的规模都不是很大。根据《张爱萍传》记载，解放军华东军区于1952年春夏间开始考虑和筹划夺取东南沿海岛屿，当时曾制定攻占大陈列岛的作战计划，并于6月中旬向军区发布作战指示。彭德怀认为当时中美正交战中，美军肯定会介入，故经毛泽东批准延后到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再实施。[7]显然，东南沿海作战的最初设想同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并无直接关系。1953年7月朝鲜停战以后，解放军的战略重心逐步向东南方向转移，明显加强了在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并首先展开争夺浙江沿海制空权。

这个时期开始加强东南沿海军事行动的指导思想与建国初期夺取蒋占岛屿和准备攻台的军事行动有很大不同。建国初期解放军的军事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并完成国家统一，到1953年前后，在解放军的相关战略思考中，已经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的观念。[8]这首先起因于解放军制定国防政策和军事现代化计划。根据参加制定中国第一个《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纲要》的张震回忆，1952年春，周恩来开始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即要求总参提出军事建设五年计划供军委讨论。总参在制定计划过程中，明确界定了美国在朝鲜半岛、东南沿海和印度支那等三个战略方向上“构成对新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基于此判断提出了国防政策和建军方案。[9]《纲要》于7月获毛泽东批准后开始实施，包括在北方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南方的海南岛重点设防，修筑永久坚固的工事等等。这种国防布局必然导致解决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问题中的国防因素突出出来，并深刻影响解放军的战略思维。

外部因素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3年2月起推行“放蒋出笼”政策，怂恿和支持国民党军队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军事攻击。[10]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事介入台湾问题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导致解放军停止攻台计划。国民党军队在1950年代初期仍然处在溃败中，甚至已经准备弃守大陈列岛和金门等岛屿。[11]但到1953年夏季朝鲜停战前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下，在东南沿海所占岛屿逐步形成一条以大陈列岛为中心的战线，并以这些岛屿作为基地，加强对大陆沿海地区的海空军事攻击和侵扰。其中最大规模作战是国民党军队于7月16-17日集结12000部队，进攻福建东山岛等。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显然是进攻性的，本质上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以外开辟的另一条战线，它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包括威胁大陆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生产安全、海上交通安全和一些沿海城市的安全等等。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将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定义为美国敌视和威胁中国的侵略性政策。[12]

另一个重大事态是美国同台湾当局开始磋商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尽管双方在是否防御东南沿海岛屿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台湾当局相信签署该条约只是个时间问题。美国内部虽有分歧，但支持与台湾签约的势力显然十分有影响力。美台之间讨论签约开始于1953年春夏，此正为美国开始积极在亚洲建立和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和联盟之时。中国政府对美国这一行动高度警惕，中国主流媒体不断增加和强化宣传，谴责美国在亚洲建立军事同盟是企图侵略中国，加剧了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而美台之间酝酿的军事条约则是美国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和利用台湾威胁中国安全的阴谋。[13]总之，朝鲜战争结束后，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已经从建国初期的完成国家统一演变成包含完成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等两方面内容的问题，这是所有相关政策问题的基本背景。

1954/55年解放军东南沿海作战持续时间一年左右，其中规模最大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是夺取大陈列岛战役，其中的关键又是三军联合作战攻占一江山岛。此次战役与1954年7月下旬中国政府提出“解放台湾”口号等结合在一起，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往的研究多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即解放军夺取沿海岛屿和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恰恰是形成于军事行动逐步发展到高潮的1954年夏季，而不是先有计划才开始行动，固有必要深入分析制定军事计划与政治和外交考虑等之间的相互影响。

华东军区开始考虑和筹划夺取东南沿海岛屿开始于1952年春夏，1953年春季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紧张局势上升，华东军区再次开始制定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计划。从此开始到1954年7月上旬经反复讨论，最终形成了夺取东南沿海岛屿的战略方针，即“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针。[14]这个方针首先解决的是解放军应逐步夺取浙江沿海和福建沿海的蒋占岛屿，而不是同时进攻大陈列岛和金门、马祖等岛屿。其次是在浙江沿海岛屿和福建沿海岛屿之间，首先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列岛，然后再夺取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即“由北向南”，而不是先攻金门，后取大陈。[15]第三，不论是攻占大陈列岛还是金门等岛屿，均采取从夺小岛到占大岛、逐岛进攻的作战方式，即“从小到大”，“逐岛进攻”，而不是同时攻击大陈、二陈，或同时攻击大、小金门和马祖等。至此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作战也实际上分成了“两步走”。

在考虑和确定战略方针期间，局部的军事行动已经展开。1954年春季空军在浙江沿海实施“力量向前伸”，与国民党空军争夺制空权；海军则主动前出浙江海域，展开春汛护渔作战，海空军均取得显著战果。7月11日，军委基本同意浙江沿海岛屿作战方案，毛泽东本人也于当日予以批准。[16]

两天后即13日，中国政治军事领导人召开高层开会，专门讨论为到中国港口的外国商船护航。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了朱德、邓小平等，以前讨论东南沿海作战问题的会议上有党政高层领导人参加是不多见的。会议召开同外交部和国外的轮船公司要求护航有直接关系，此前国民党海空军攻击和劫持外国商船的行动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起是6月23日国民党海军将苏联商船“图阿普斯号”劫往台湾，这严重损害了中国海上航运的安全，极大地增加了解放军护航的压力，因为苏联顾问提出了护航的建议，这在当时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在此背景下，会议责成总参作战部拟订护航和保卫领海领空的作战计划。至此时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和计划基本上是防御性的，维护东南沿海安全是作战的主要目的。

综合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和回忆录的信息，7月下旬起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始出现变化。实际上媒体公开出现明显变化应始于7月13日会议以后，这次会议对后来宣传调门的升高很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7月16日，《人民日报》就解放军护航问题发表文章，措词强烈地谴责国民党海军劫持和攻击十几个国家的商船是海盗行为，文章称解放军为“最后收复台湾和粉碎美国的海盗行为而奋斗到底”。[17] 此后中国内提明显加强了对美国的谴责，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谴责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是谴责美国企图与台湾当局签订军事条约。[18]媒体的变化至少也是部分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关注在变化，国民党海军劫持苏联商船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

根据张震回忆，彭德怀在7月22日召开的军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指示，并指示要拟订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19]这表明，中国决策者们讨论过台湾问题，时间影子啊17日至21日之间，具体内容则不得而知。《第一任国防部长》介绍，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朝鲜战争后没及时提出解放台湾，并认为同英国首相邱吉尔7月14日声称要联合国托管台湾有关。[20]这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因为这一分析很可能是基于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有关内容。[21]该社论在谴责美国与台湾当局密谋军事同盟时，也批评了邱吉尔的谈话。《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当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根据《彭德怀年谱》记载，24日毛泽东在海军上报的作战方案上批示，应召集华东、浙江和福建等军区的领导人到北京讨论军事行动。[22]从后来的发展看，毛泽东的这个行动可以看作是他准备调整军事目标的一个明显步骤。

由于档案没有公开，目前还无法了解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是否和如何讨论相关的军事和政治等问题。但可以从7月27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了解出现的变化。《毛泽东传》中介绍了这份电报的内容，即“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23]《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表明，电报的内容还包括了对日内瓦会议后亚洲形势的估计，即美国仍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以及美台之间可能形成军事同盟，因此中国还面临着同国民党当局的战争，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24]

根据《彭德怀年谱》介绍，军委7月30和31日两天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彭德怀在会上首先说明，有必要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不过从目前的材料中还看不出他随后说明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军事计划同7月11日批准的计划相比有重要的变化。[25]总参作战部根据7月22日会议的决定，很快制定并提交了《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的草案。这个计划的标题没有用“解放台湾”，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8月8日毛泽东批准该计划，第二天政治局讨论通过，军委于8月31日正式颁布命令。[26]。同一天，周恩来在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做外交工作报告，其中强调了解放台湾。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27]

以上情况表明，大致是从7月16日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赋予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更为复杂的政治内容，即基于对日内瓦会议以后亚洲形势的估计和东南沿海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利用已经确定要实施的军事行动，突出解放台湾。这期间突出的事件是美国方面的行动，包括美国反对联合国讨论恢复中国的代表席位的言行上升；美台加强军事关系和公开宣传准备缔结军事条约；[28]美海空军加强在东南沿海的军事活动，美第七舰队航母进入海南到东部海域，最严重的是事件是7月26日两架执行护航任务的解放军作战飞机被美军击落。[29]很可能是这些因素同国民党海空军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认为台海紧张局势在加剧。

从实际情况看，美台商谈签约的确升高了解放军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加大了夺取沿海岛屿的困难程度。可以推断，很可能是这种局势导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赋予原定的军事行动更为明确也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将计划中的军事行动同解放台湾紧密联系起来，在外交上同防止美台缔约结合起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解放军的军事计划本身并无重大调整。根据间接资料，《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的内容包括东南作战的指导原则和从此时起到1957年逐步夺取浙江福建的沿海岛屿，即继续贯彻两个“两步走”。[30]

以往有不少论著认为，中国当时采取的宣传和军事行动是为了阻止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以此推论，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甚至加速了美台条约的签订过程。[31]不能说这个观点全无根据和道理。7月初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回国汇报会议情况期间，毛泽东在7日的政治局会上曾经专门提到，要争取“破坏”美国同台湾签订军事条约的可能，要采取宣传和外交两种办法，包括抨击美国的政策和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等，“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32]7月27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也包含了有关美台签约的内容。[33]但认为中共中央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消除美台签约可能性，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就很难使人相信，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和在沿海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就足以阻止美台签约。从逻辑上说，争取阻止美台签约和相信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就能阻止美台签约，是不一样的。包括攻占大陈列岛的军事计划如前所述，是长期酝酿并在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之前就确定了，即使在中共中央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后，这个计划基本没有变化。从毛泽东本人7月23日亲自修改并批准下发的为外国商船护航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他在军事行动方面仍然保持非常的谨慎，如规定对外国海空军“如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34]在7月31日的军事会议上，彭德怀指示空军轰炸作战的范围仍然是在浙江和福建蒋占岛屿，并不包括台湾。《周恩来年谱》引用的27日的电文则是“击破”美台条约，其含义是可以做比较宽泛解释的。

问题的关键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理解美台条约适用范围的，即在他们看来，美台条约有可能包括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岛屿，甚至有可能将封锁中国大陆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35]其结果不但会造成台湾的长期分离，而且会对中国大陆构成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解放军甚至无法完成预定的夺取沿海岛屿的计划。中国领导人的担心是有根据的。6月初美海军舰队驶近大陈岛显示武力。8月19日，美海军四艘军舰抵达大陈到，美指挥官还登岛视察。中国领导人因此必定要考虑，在美台签约的情况下应尽量阻止条约涵盖范围。11月11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在给华东军区的命令中，指示有关部队须积极作战，以迫使美台条约不能适用于大陆蒋占岛屿。[36]11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表明，解放军当时决定尽早攻占浙江沿海岛屿，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台条约包括大陆的沿海岛屿。[37] 12月初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后，华东军区仍按计划上报《关于进攻一江山作战计划方案》。有资料显示，在讨论批准攻占一江山岛过程中，中国决策层并没有因为美台签约而改变战略指导方针，实际上美台签约反而强化了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的决心。[38]从军事角度看，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是阻止美台条约将它们涵盖其中的最可靠的保证。

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按计划向一江山岛发起攻击，并迅速达成战役目标，东南沿海作战由此达到一个高潮。第二天美第七舰队部分舰只抵达大陈列岛外海。但此后不久，美国通过苏联方面转达国民党军队将撤出大陈列岛，希望解放军届时不要发起攻击。[39]2月8日至12日，国民党军队陆续全部撤出大陈列岛，浙江沿海其他一些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也相继撤出。2月下旬解放军占领浙江沿海全部岛屿，此地区作战基本结束。

以上分析表明，1954-55年东南沿海作战中，夺取沿海岛屿既是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也是针对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而且作战的动力首先是来自解除东南沿海面临的安全威胁。在制定和实施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计划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利用已经实施中的军事行动，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凸显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这项军事计划的防御性，毛泽东也没有因为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而提出比原定计划更激进的军事目标，他在军事问题上甚至比一些军事领导人更为谨慎。可以做合理地推论，很有可能即使没有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军事行动也会发生。这对理解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是非常重要的。（未完待续）

注释：

[1]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版，（上）第846-884页；赵学功：《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侯晓佳：《炮击金门决策与曲折进程》，《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均载姜长斌、Robert. Ross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版。

[2] 《周恩来关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的声明》，1955年4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3]张震：《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99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519页；《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849页。

[5] 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1949年12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册第73页；毛泽东：《关于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等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第257页；参阅何迪： “ ‘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Number 1, Spring, 1992.

[6] 参阅《粟裕传》，第853页。

[7] 东方鹤：《张爱萍传》，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656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

[8] 毛泽东在考虑抗美援朝时即提出“国防线”的概念，《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8页。

[9]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74—475页。

[10] “放蒋出笼”政策的主要内容见艾森豪威尔1953年2月2日国情咨文中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参阅U.S. State Departmen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 1950-195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pp 61-65.

[11] 胡琏：《金门忆旧》，台北黎明出版社，1976年版，第112页，转引自黄文娟：《20世纪50年代台海文集期间美国与两岸互动模式之研究》，（博士论文），2006年5月，第62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版，上册第405页。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95页。

[13] “美国加紧进行敌视中国的侵略部署妄图继续奴役亚洲人民和加深国际紧张”，1954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美国统治集团敌视亚洲人民”，1954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14]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版，第32页；林晓光：《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历史演进》，《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3期，第3 页。

[15] 《张爱萍传》，下册第658-659页；《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1页。

[16]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4页；《彭德怀年谱》，第571页。

[17] 1954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18] 1954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19]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8页。

[20] 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197页。

[21] 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22] 《彭德怀年谱》，第573页。

[23] “1954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585页。

[2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05页。

[25] 参阅《彭德怀年谱》，第574页；《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4页。

[26] 军事科学院编：《粟裕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5页；《粟裕传》，第914页。

[27] 195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28] 195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美驻台大使兰金当时回华盛顿，顾维钧与包括美总统在的政要会谈后也于7月20日返台，他们都公开发表了美台缔约的言论。台湾学者张淑雅经研究认为，当时台湾舆论普遍相信美台签约只是时间问题。参阅张淑雅《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1950年代中美结盟过程之探讨》，《欧美研究》，1994年6月，第12卷第2期，第73页。

[29] 1954年7月28日《人民日报》。

[30] 《第一任国防部长》，第198页。

[31] 代表这种观点的较近论述是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75页。

[32] 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见《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6册第333-334页。

[3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05页。

[34]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6页。

[3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05页。

[36] 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37] 江英：《50年代毛泽东外交思想述论》，载《从对峙走向缓和》，第587页。

[38]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5页。

[39] 《当代中国海军》，第222页。

作者：牛军，《国际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