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无所逃而待烹——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下）

父亲为何不同意我考文科

　　陈晓农说：高级党校那时是个是非之地，父亲是知道的。大概是1963年的暑假，有一天上午，艾思奇哭着跑到中南海找父亲，他离开后，在吃中午饭时，叔宴妈妈对父亲说：“你应该以老师的身份去党校好好说说他们。这样下去还行？”当父亲反对我去高级党校时，我觉得他自有其道理。

　　●“重理轻文”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关系


　　陈小雅：你父亲为什么会有这种建议？


　　陈晓农：高级党校那时是个是非之地，我不清楚，但父亲是知道的。大概是1963年的暑假，有一天上午，艾思奇哭着跑到中南海找父亲，他离开后，在吃中午饭时，叔宴妈妈对父亲说：“你应该以老师的身份去党校好好说说他们。这样下去还行？”父亲当时没有回答。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艾思奇来家这件事留给了我印象。所以当父亲表示反对我去高级党校时，我觉得他自有其道理，并没有反感情绪。


　　应当说明，并不是父亲让我到基层锻炼。他只是不同意我考文科，如果我考理工，他不会反对。……当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想响应党的号召去边疆或去农村。父亲只是同意了我的想法，叔宴妈妈是反对我下乡的。父亲后来谈到过他为什么支持我，他说，我哥哥死了以后，他很难过，觉得对孩子要求高了没有用，我既然愿意下乡，就让我去吧。但是他认为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应克服困难坚持下去。


　　陈小雅：但是，这样教育子女，是否有不顾子女个人爱好、扼杀他们的人生自主权的问题？同时，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这样的做法，也有向社会提倡一种价值观的意义。譬如，忽视人类文明中精神文化的部分、或者认为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更值得尊敬，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应算一种“反智主义”倾向。而且，这种教育上的“重理轻文”倾向，与毛泽东反对文科办大学的思想如出一辙，这和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主题──实践毛泽东的“新社会观”，是关系很密切的。对这个问题，你父亲后来有没有一点反思？譬如说，这种思想路线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甚至对于你自己的前途是一种耽误？

　　陈晓农：你的问题很大。我查了一本材料，是文革时一个大学印的毛泽东文章讲话汇编，其中有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的春节谈话。在谈到教育问题时，陆定一插话：

　　“现在进师范的学生质量不高。今后可以考虑高等学校的文科、师范，不要直接招高中毕业学生，而招高中毕业后参加过劳动一、二年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到农村去也有好处。哈尔滨工大有个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回来都不错，成了骨干。”

　　毛泽东说：“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接着毛泽东列举了李时珍、祖冲之、孔夫子等人的事迹。这篇春节谈话很有名。我父亲不同意我考文科，看来与中央这个谈话可能有关。史料记载，父亲没有参加这个谈话，但他肯定知道有关情况。

　　重理轻文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存在。我看到过一位老学者的谈话，讲解放前某名牌大学里的情况，说那时最尊贵的是学数学的，学数学的瞧不起学物理学的，学物理学的瞧不起学化学的，学化学的瞧不起学工程学的，学工程学的瞧不起学历史的，学历史的瞧不起学哲学的，学哲学的瞧不起学文学的……。重理轻文现象与中国在近代落后了有关。中国在封建社会时期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化人都是学文的，但是却落后了，理工科几乎是西方垄断的，西方强大，所以重理轻文。这是一个历史现象。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重文轻理导致了近代以来的重理轻文。现在很多父母和他们的子女在选高考志愿时，仍是重理轻文的。随着中国的强大，这个现象会逐步改变。存在决定意识，即便是让极偏爱文科的人主管教育，也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陈小雅：我很同意你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我读民国初年教育家的言论，尤其是那些留洋回来的教育家，都有关于教育与生产、生活结合的论述。而且，即使美国现今的大中学教育，也比我们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我看波伏娃的小说，里面也讲法国知识分子有与工农相结合的传统。他们把下乡看作一种时尚，人们是自觉自愿到那里去寻找灵感和吸取营养的。但中国似乎没有这个传统。一个读书人进入政界，被看作是一种荣升；进入商界，那是偏离了读书进仕的正道；如果下乡，则会被认为是受惩罚才有的待遇。这可能与当日中国体制无人身自由，以及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泽东的“阶级歧视”──把整个知识阶级看得比整个劳动阶级更“低贱”，这使人们在批判毛泽东和文革罪恶时，连同他利用的教育思想也一起否定了。


　　●毛泽东“愚民政治”的历史文化渊源

　　陈晓农：毛泽东更主要的误区是轻视书本知识，这也有其历史根源，主要是受清初颜李学派，即颜元、李□学派的影响。例如颜元说：“读书人便蠢，多读更蠢，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又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之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李□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比较一下就知道毛泽东这类观点的出处，他年轻时熟读颜李学派的书。我父亲也说过：“毛主席受颜李学派的影响大。”至于说到“反智主义”，中国的老庄学说里就有这类主张，如老子说：“慧智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学无忧。”庄子说：“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等等。为什么人们现在不责备老庄和颜李，而责备毛泽东呢？因为老庄和颜李只是说说，而毛泽东却要实践。所以文科更需要百家争鸣，各种学说应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不能拿一种学说压倒一切。“反智主义”以及西方现代的“反科学主义”，我了解得很少。

　　我父亲保外就医以后，已年近八十了，因长期坐牢，健康状况不好，没有能力对所有的问题都反思。他没有受多少颜李学派的影响，毛泽东就批评过他“书越读越蠢”。

　　因陆定一等与毛泽东1964年那段对话的影响，父亲不同意我考文科，但他也不是绝对反对我学文科，他认为如果我要学，边工作边学习同样可以学好，认为学文科，自学能力很重要。科举时代，读书人读完私塾后，主要靠自学。父亲的这些看法与他自身的学习经历不无关系，他的自学能力、读书能力是很强的。他虽然在上海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的文学系学习过，但因经济拮据，未能完成学业。当然，后来他在苏联中山大学的几年，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知识，但总的来说，他的知识主要靠自学，晚年他生活和读书的条件都已很差，仍读了大量的书。

　　陈小雅：其实，我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父母当年教育的一种反思。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把子女生出来就看成革命事业的工具，连他们自己都认同了工具的命运，更何况我们？我小时候对母亲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她对我说：“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人。”我当时很伤心，觉得母亲不要我们了，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嫌弃我们拖累她了！在这方面，你父亲是否有意无意地认同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把钢用到刀刃上──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状况，主要应先造就理工科人才？至于个人兴趣，应服从国家利益……，这种思维，与文革大量毁灭人文精神成果，摧残文科人才，也是有关系的。对此，他后来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陈晓农：关于个人兴趣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他在延安时曾写过《人性、党性、个性》一文。这篇文章在“批陈整风”中也被列为批判重点，说他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他倒后，家里的书籍都被抄走，1996年发还的少量书中也没有任何他个人的着作。我至今还无法找到这篇文章，所以无法陈述他的观点。他保外后已是风烛残年，主要关注经济问题，没有余力思考发源于1964年2月陆定一与毛泽东对话，而在随后的年月不断加以落实的、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


　　为何出让百家争鸣方针发明权

　　陈晓农说：中国近代自湘军淮军和北洋军崛起，军事首领主导国家政治以来，文人的地位每况愈下。但这不等于文人没有自己的见解。陈伯达提出“百家争鸣”、“唯生产力论”、“电子中心论”和批判“血统论”，梁漱溟提出以“法制”取代“人治”，于光远提出“改革开放”，都是例证。只是这种见解必须被政治领袖所采纳，才会有实效，否则不仅会被弃置，而且可能会受批判。这也是文人命运的悲哀

　　陈晓农：一个人的思考能力，会受到他本人处境的约束。你希望他反思文理科问题，可另一方面，匿名的“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仍不减当年首倡“以钢为纲”之勇，抓住文革中“重点在批陈”的路线斗争纲，要他反思“叛徒、特务”罪；而特别法庭则要他反思各项“反革命罪”；还有人要他反思其他各种各样问题；他既然早被批为“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专靠谣言和诡辩过日子”，是个“读书越多越蠢”的“腐儒”，哪里应付得过来？他总得先反思官方给他归纳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这“黑四论”的问题，倘有余力，才能反思其它。

　　再说了，我父亲本人也是从事文科，也曾被当作人才。但其命运如何呢？一个在服刑中度残生的囚徒，精神长期压抑，又已八十多岁了，记性处于人生最坏阶段，还能有多大的思考能力？


　　陈小雅：你说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是谁？

　　陈晓农：德高还是德薄，总要后人说了才算。但大名人匿名，实不多见，自是有苦衷了，网上查一下就可读到奇文。所谓“造谣有术”、“弄巧成拙”，读读此文就能略知一二。

　　陈小雅：说到你父母对你的教育，我倒觉得，你对父母应宽容些，对上一辈的人不宜苛求。每一代人都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生活，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犹如我们不能嘲笑古人很迷信，一举一动都要先占卜一样，我们也不能过分嘲笑上一辈的人。后代人是因为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比较远。像你父母，能在大跃进中同错误潮流作斗争，就已经不容易了。一个人不可能件件事都正确。我对父亲也是这样看的。前面谈到的他的一些正确主张，在当时，每一条的提出都不容易。不能设想他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不出任何错。现在的人觉得前人很蠢很笨，即使做对了也不值一提，其实这是事后诸葛亮。对前人不宜求全责备。“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重要的是今后应怎样。

　　陈小雅：反思是为了吸取教训，不是为了责备前人。我觉得，如果文革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那倒好办了，因为毛泽东已经死了，残存的对他的崇拜，也决不存在于那些一眼可以望穿的罪行方面；他有可能借尸还魂的东西，是一些深层的事物，譬如哲学基础、文化背景、人性原因。我觉得，陈伯达并非对毛泽东没有反思。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我注意到他对毛有一句十分精到的批判，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管身后人的事。这说明，陈伯达十分清楚，一个人的权力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认识更是有限的。承不承认这一点，其实是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分水岭。毛泽东的问题，不仅是要把个人的理想、路线、政策强加于人，而且是要包揽同时代所有人的事务，不仅要包揽同时代的事务，还企图包揽他身后世世代代人的事务（至少是中国）。我研究毛泽东，批判毛泽东，到头来也是归结到这一句话，所以，我看到陈伯达的这个看法时，却有路遇知音之感。我希望能从你这里“刺”出更多东西。也许，在陈伯达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他仍信任的那个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希望，所以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吧！


　　●陈伯达为何要出让“百家争鸣”方针“发明权”？

　　陈小雅：关于陈伯达的“公案”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出让“百家争鸣”方针的“发明权”问题。刘少奇和康生都证明，作为一个方针，它最早是由陈伯达提出的，连毛泽东也说这个发明权在陈伯达，但陈伯达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强调是毛泽东发明的？据你看，这究竟是“光荣归于凯撒”的愚忠？还是为了让这个方针得以顺利实行的一种策略？

　　陈晓农：这与他自小接受的儒家文化熏陶有关。《书经》又称《尚书》，是一部早期儒家经典，其中有一段话：“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有好的意见和谋略，就进去说服你的君接受，然后你就到外面顺着人们说，这个好主意是君的指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不同地位的人的意见在分量和影响上，是不一样的。君的指示，人家必须重视，必须照办。一般官员的意见，人家理不理睬就不一定了。当然，这样做同时也是维护君的威信，但主要还是为好意见的贯彻实行着想。在人们地位存在差异的现实中，你有好主意，领导采纳了，你到外面宣扬说这是你的主意，领导只是采纳而已，尽管你说的是实话，效果会怎样？你是把好主意的贯彻实行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你个人的名声放在第一位？所以，儒家的这些教条，也含有某种智慧在里面，不宜简单否定。

　　举个例子，不一定准确。据我十几年前看到的一本于光远的文集，于光远说，改革开放最早是他的主意，邓小平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光远虽然这样说了，但他似乎并没有四处宣扬。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与说于光远提出改革开放，效果不一样。

　　陈小雅：我听说开放、引进外资和搞特区，实际上是廖承志的建议。有人提供了这个线索，让我去考证，我还没来得及做这件事，这是另一部史的内容了……

　　陈晓农：有人认为文人只是领袖人物的工具，因而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种观点源于近代社会鄙薄文人的风气。中国近代自湘军淮军和北洋军崛起，军事首领主导国家政治以来，文人的地位每况愈下。在国家政坛上，文人自然是从属于军事政治领袖，但这不等于文人没有自己的见解。陈伯达提出“百家争鸣”、“唯生产力论”、“电子中心论”和对“血统论”的批判，梁漱溟提出以“法制”取代“人治”，以及于光远提出“改革开放”，都是文人在重大问题上独立提出见解的例证。只是这种见解必须被政治领袖所采纳，才会有实效，否则这些见解不仅会被弃置，而且可能会受批判。这也是文人命运的悲哀。因此文人为求见解的伸张，往往会循曲折的途径。但无论如何，一概否定文人有独立见解并在历史的某些环节上起了积极作用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2006年5月16日第一稿；2006年6月8日第二稿。


　　【陈伯达小档案】

　　陈伯达（1904年－1989年），福建惠安人，中共着名理论家，在很长时间内曾是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笔杆子之一。

　　陈伯达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1926－1927年间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战争，后来去莫斯科工作。1930年他返回中国，在北京教书，1937年去延安任教，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发表了《三民主义概论》、《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着。

　　陈伯达在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写了政论文章《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奠定了他作为中共党内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泽东思想最高传达者的地位。先后出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是《毛泽东选集》的主要编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1949年和1957年曾两次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分别同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会谈。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陈伯达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的总编辑。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由周恩来推荐、毛泽东提名出任权力很大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被列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为了打击林彪的需要，批判陈伯达的所谓“天才论”，将之投入监狱，在全国展开“批陈整风”运动，后来更将之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上陈伯达以所谓“国民党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

　　“文革”结束后他被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判处18年徒刑。但他很快由于健康原因获释，1988年正式刑满释放，被安排在北京文史研究馆。翌年9月去世，终年85岁。

　　作者：陈小雅，来源：作者博客